锁定红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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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指标，如“南阿”与甲骨文的对比，连我自己都必须服从这一前提才可以继续。
　　我认为《所罗门》这本书是他的主线问题大暴露。
　　上面有关“拔示巴”与“示巴”的关系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推测，他在书中还推测过“示巴”的其他的可能身份。她还被叫做“南方女王”，当然他更知道她是也门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处女女王”、“神之妻”、“神妓”。他还有一个推测是，示巴女王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的正妻：“埃及公主”。“示巴”似乎可以出现于当时的红海两岸的任何地区，我在书中看到的最远的一个推测是，她来自南非。
　　有关“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拉尔夫有些研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处女女王”或者“神之妻”都可能只是头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能生育而真的永远是处女。他讲到，“圣母玛利亚”的“处女生子”其实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这说明玛利亚的地位也很高，并且很可能她本人就是一个“处女女王”。这个说法很有创意。考虑到耶稣属于以色列延续到最后最大的一个支系“犹太”，我认为这个可能与嫌疑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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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与夏甲（1）
夏不是我关心的核心，所以被放在最后面，原因是夏的证据太少，过分朦胧，所以从商周与萨巴的联系或许能更容易看出一些端倪。
　　一般历史认为，《圣经》夏甲的后代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我之前没有人把她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我也曾对夏甲的埃及身份与希伯来人的妻子这两方面考虑过多。现在我要强调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阿拉伯人祖先。这个身份会更加圆满地解释我的体系。
　　传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女性的地位之低下是公认的。但是母系氏族的说法起码说明了女性的地位并非一直低下，女人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体上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低与历史不同时期有关。比如，男性参与生育过程这个秘密被揭示之前，女性的地位普遍高于男性，因为女性代表了神圣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女神像的比率高于男性就是个例证，这个现象可能一直延续到大约4000年前，比如女人可以为王，甚至只能女人为王，部分体现了这个意味。
　　大约4000年前夏甲是否为王，我们并无确切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她被尊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中国正与她同期出现了一个与她同名的国家，而且从姓氏看这个王朝的最初建立者也是一位女性。我推测他们沿印度河一带从昆仑山进入中国境内而逐渐发展至中原。在印度河以西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叫“大夏”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认为是其影响势力之一。之所以在中国内陆她的王朝能够确立，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中东那样的国家概念，所以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文明，他们很容易乘虚而入。由于这个关系，这个文明支系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后来中国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无数个以“夏”命名的王国和政体。
　　在距离传说夏甲生活过的圣城麦加不远就是萨巴王国，这里也生活着一个自古只能女人为王的群体。这些可以作为旁证说明，夏甲在离开亚伯拉罕之后完全可能作为女首领存在，并且她的王国很可能就是麦因王国。
　　在红海附近，我们还可以找到比夏甲更早的女王首领，这就是古埃及女王，也是世界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王：“尼托克里丝”。她生活在“古王国”时期的“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公元前2181年）。古埃及还有几位女王。第二位女王“索布克尼弗鲁”结束了“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公元前1786）①。非常不幸的是，这两位女王都导致了国家分裂。
　　古埃及地图　不难看出，埃及是地中海通往红海的必须通道，这一条件决定了古埃及曾经是腓尼基文化的一个长期联合，甚至埃及人还可能是腓尼基海上活动的有力赞助人。
　　古埃及最为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女王是哈特舍苏普女王（Hatshepsut　在位公元前1503～1482）。她以“战斗女王”而著称。不过我们要承认这个时期妇女地位已经处于下降趋势。她为了坐稳国王地位，故意使自己显得男性化，甚至为了迎合男性传统，她不得不在自己的雕像上装饰胡须，着男装，但依然引起许多非议。不过她很有政绩，这主要体现在商业与外交方面。
　　哈特舍苏普女王以商业冒险著称。她倡导的最著名的商业拓展活动名叫“朋特远征队”（the　Punt　expedition）。很明显这个活动与亚丁湾附近的“朋特”人有关，我们可以猜测古埃及人与“朋特”附近的人们组织了联合的大商队，他们还建立了一支商战两用的大型海军。此时正值商朝盘庚迁都前夜，盘庚迁都与这些海军或商业远征队的威胁有关吗？或许有人觉得我大惊小怪，怀疑一支远航的船队怎么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局势？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的几支船队就把中国清人打得鸡飞狗跳的历史或许可以解释文明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进一步借用这个模式，我们可以说明，很可能远古少部分文明人到达中国后以统治者的身份控制了中国广大的区域，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人种不符现象——少部分的异族统治了大部分的蒙古人种。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如此。
　　当我深入去寻找非洲女王故事时，发现这些女王的数目是如此之多，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些女王的英勇行为一直延续到与欧洲殖民者展开的反黑奴运动时期。亚历山大当年挥师北非打败了声名显赫的埃及，但他却没能成功进入埃塞俄比亚，据说这与埃塞俄比亚一位名叫坎迪斯（Candace）的黑人女王有关。黑人女王的英勇与智慧总是联系在一起。
　　我开始信服她们的能力，我认为这个一带自古就有女王的传统，夏甲是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
　　由于年代久远，导致了世人对夏甲身份的许多猜测。但我们可以肯定她来自世界上产生第一位女王的国家——古埃及。但她到底是普通的奴婢还是一位埃及公主却难以断定。因为人们对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的身份猜测不定，对于他是以色列部落首领还是埃及法老无法肯定。尽管这个猜测根据不算十分充分，但还是有些道理，这也更有助于理解夏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普通牧羊人的小妾有能力远航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圣经》说他只是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拉尔夫认为这是出于平民化思想而从宗教角度故意做出的掩饰，他的真正身份就是埃及法老。
　　

夏与夏甲（2）
夏甲是埃及人的这个定论最有利于解释中国人的人种问题。不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一模一样，而且假如夏甲就是“客家人”祖先的话①，就更能说明问题。假如夏甲是“第一批”（指从规模上讲）来到中国的人，他们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中奠定了整个中国人种的基础：五官平和的深肤色人种，既非黑人也非白人，同时又是黑白两种人的混血。由于这个人群规模最大，所以所有后来的少数民族都被这个群体同化了。这是由夏甲早到以及群体最大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
　　最初的古埃及人是黑人，后来与闪人混血，就成了常见的壁画上的古埃及人。再后来，长相如中国人一样的古埃及人被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逐渐彻底替代。这个人群在埃及失踪了，取代他们的是阿拉伯人。
　　今天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历史传说中是亚伯拉罕为夏甲母子建立。麦加与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Strait）相距不远——麦加距离“麦因王国”的首府距离大约为700公里。没有人研究过首府在“麦加”的夏甲人在4000年前与也门的“麦因王国”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只知道“麦因王国”被“萨巴王国”取代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50年，后者为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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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埃及
任何割裂红海沿岸几国之间的联系来分别看待他们与中国夏商周起源之间关系都是危险的，因为那会陷于可以预想的僵局。要知道今天的该地区国家和民族与几千年前有着很大的分别，以今天的国界去切昨天国界的做法是肯定错误的。仅就今天的埃及看，其领土比以往几千年的大多数时代就小了起码一倍。今天的埃及根本无法与当时的埃及帝国的影响力比较。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疆界曾经北达叙利亚以北，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
　　尽管有种种证据说明红海东岸与中国的“三代”有关，尤其萨巴与3300年后的商、周关联更为密切，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红海西岸的埃及帝国的影响。
　　埃及“新王国时代”恰好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当时埃塞俄比亚部分领土在埃及帝国的版图之下，因距离遥远，埃及派驻了“库仕总督”以控制努比亚地区，这里算是埃及的殖民地。而“库仕总督”一般由王子担任。
　　今天的苏丹国就是古代受埃及长期控制的“上埃及”地区，尼罗河的第三瀑布到第六瀑布都在苏丹境内。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　Tempel）就在距离今天苏丹北部边境大约80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国与埃及之间隔着两个国家：苏丹与厄立特里亚，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约1000公里的间隔地带。1000公里的距离很容易受到影响但又不至于被严格控制。再考虑到古埃及的首都在北方，那么距离埃塞俄比亚可能就更远一些了，尤其是古都之一的开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几乎等于北京到广州的遥远了。
　　假如亚伯拉罕确实是埃及的法老，则我们可以推断，红海两岸在他们的后代中进行了多种政治联姻，也许他们共同组建了中国的商朝，但由于埃及的逐渐衰落，红海东岸的亲戚终于在公元前1330年控制了整个中国商王朝，他们不仅隆重迁都，而且彻底更换了文字体系以志彻底脱离的决心。
　　比较奇怪的是，夏末之后到商武丁之间的文字缺乏有机过渡的例证。假如能够找到一些这期间的文字痕迹，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商前期到底是埃及人插手还是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麦因王国”全部掌控了局面。从中国发现的文字证据出发，割裂地看夏商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得出了东部来商、西部来夏的结论。但是从山东大汶口出土的一些文字符号判断，它们与埃及文明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这里还存在一些不能完全解决或者不能逻辑推理的问题。
　　撇开夏甲与亚伯拉罕身份的疑点，直接从正史的论据出发，能否推断埃及“新王国”与商朝同生共死？顺此而推演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强大到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古埃及不会影响曼德海峡对岸只是15英里外的也门？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将能推论出萨巴王国受埃及文明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我们一时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历史本身远比想像复杂，但是接近这些答案继续做些细致的工作还是有益的，比如仔细寻找这段时间的埃及强盛与衰败的时间表与中国的政治“谐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商朝经过许多战争才在中国建立。商“简狄”就是以战神的身份出现的，“黄帝”在神话传说中也不失时机地同时出现，他们联合作战才打败了炎帝。我推测过“黄帝”来自埃及的雅各或约瑟——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以“喜克索斯人”闻名，并在18世纪的埃及建立过“牧羊人王朝”。而我也推测过所谓“炎帝”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炎帝部落”实际上就是夏朝人。传说中的炎黄之战可以假设夏商之战。炎、黄本是同根，所以后来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逻辑上也合乎情理。这个假设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试错。
　　政治联姻与人质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显著政治文明手段。埃及帝国当时控制殖民地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这两项，这一手段当然他们也会用在中国。就这方面，中国从三代时期一直到唐都频繁使用，尤其是联姻和亲使用非常广泛，政治人质在周朝比较多见。
　　还有一个政治头衔恐怕也是从埃及借鉴而来。当时埃及人已经称呼最高统治者为“法老”，意思是“大房子”；中国至迟在秦就有“陛下”的称呼。也可单用“陛”，指与“皇帝”有关的意思，如“陛见”就是“见皇帝”。“陛”一般的意思指“台阶”。我认为“陛下”与“法老”（大房子）之间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大房子”无非就是所谓华殿，这样的房子为显示其巍峨一般是有“台阶”的，从商朝的皇宫大殿来看都有高台。进这样的房子当然首先要见“陛”。所以最终以“陛”代指皇宫“大房子”是合乎逻辑的。无论如何，两地之间共用“大型建筑”代称“皇帝”是一致的。埃及“法老”的称呼一直持续到2000多年前。中国很可能也只是在秦这个时期才有“陛”这个称呼的，因为以前没人敢如此模仿“法老”，但秦始皇既然已经“始皇”，那么称“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陛下”乃“大房子之下（的人）”，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住在“大房子”。
　　“新王国时期”古埃及是个军事帝国，实行专制统治，它把专制主义发挥到了顶点。法老的权威来自神，法老的神性被极力夸大。①海军与战车在当时的埃及得到长足发展。这些都可与中国同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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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世纪埃及“政变”（1）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发生了一些大事，影响到整个帝国，使得国力大为消弱，许多殖民地失去控制，不知道此中是否包含了中国的商王朝，中国的甲骨文“突然”在此前后出现，“后商”开始。
　　公元前1362年，爱赫那顿驾崩，一直与他激烈斗争的旧贵族势力卷土重来。厄运也降临到继承他王位的女婿图坦卡蒙身上。图坦卡蒙是爱赫那顿的弟弟，说明这桩婚姻是叔叔与侄女之间的婚姻。
　　图坦卡蒙以他那庄严精美的金面具闻名天下。他被迫重新恢复多神崇拜，并且还从阿玛尔那（又名“爱赫那顿”）迁都到孟斐斯，最后迁都底比斯。即便如此可能依然不能平衡各方政治力量，他在17岁被谋杀了。
　　爱赫那顿与图坦卡蒙的母亲是位黑人。这位名叫Queen　Tiye的埃及王后是努比亚公主。她在大约1391年嫁给阿蒙霍特普三世，共有三子（Amenhotep　IV　［Akhenaton］；　Smenkhare；　和　Tut…ankh…amen）。在风雨飘摇中据说一直是她在支撑着这个国家。这个王后尽管是个黑人，但据说漂亮而慷慨，有很高声望。
　　由于这一血统，从一些埃及彩色壁画上可以明显看出爱赫那顿的女儿是黑人，爱赫那顿本人明显没有白人特征。这一时期，古埃及人的肤色概念并不强，经常发生不同种族间的混血。闪含两族的混血结果使得埃及人看起来基本上同中国人一样。
　　14世纪是埃及帝国动荡不安同时也充满迷惑不解的一个时期。许多人怀疑爱赫那顿就是以色列领袖摩西，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他们基本同期，同时他们俩都以倡导“一神教”而闻名。爱赫那顿以世界上第一个“一神教”的倡导者而著称，他的一神是“太阳神”——阿顿（Aton）。之前埃及人信仰的是多神崇拜。有人说，他在政治与宗教改革失败后，以“摩西”的名义逃亡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明爱赫那顿是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