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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红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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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犹太教与“怪力乱神”的万物有灵的原始萨满教也一直势不两立，之间有过几次血腥斗争，动辄处死败者一万上千。这从《圣经》上看得很清晰。作为一个犹太教的传人孔丘自然也是愤恨“怪力乱神”的，而非唯物主义思维。信“一神”而“远鬼神”会被人误以为是“不信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萨满教、一神教、唯物主义，三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最大的差别是一神教依然为有神论者，只是反对万物有灵而已。这个对于“不语怪、力、乱、神”的误解竟然歪打正着导致了中国某种程度的“无神论”传统。明朝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公元1552～1610）初来中国时就在三教（其他两者为佛教与道教）中独尊儒教，大概就是因为“儒”天生与“犹太教”的同源关系，后来他发现实际上儒教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又下令禁止祭孔。但不管最初的孔子是否是一神论者，总之人们已经把他当作无神论者了。孔子已经被注解了2000多年，孔子还是最初的孔子吗？假如孔子有可能不是原本真实的孔子，那么儒教当也不是当初的儒教了。
作为儒教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2000年，孔丘的“不语怪 、力、乱、神”很可能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一种意外的色彩：任何宗教都无法长期深入地占据中国。尽管最初很可能是出于“一神教”而提出的这个思想，但由于后世人们理解的混乱反而成为遏止宗教的口号。这样的儒教土壤倒是极其适合唯物主义思想生长，所有儒教发达地区（在中国主要是汉族地区），有组织的一神教反而更不容易生根发芽，但原始的自然崇拜却依然盛行。这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①”但一碰到思想的高压线，孔圣人的原则还是有的，这点正如《圣经》中犹太人当初镇压金牛教崇拜者。对于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一事至今已聚讼千年，我试着在“全球文明同源”的背景体系下再来一解，看是否可以互相印证，从而也看看“不语怪力乱神”是否也在这个奇特的案件中得到了贯彻。
“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②到底犯了什么王法竟然遭到屠杀而使圣人不手软？关键在“乱政”二字。
诛杀少正卯发生在鲁国。山东这个地区是商朝故地，是中东到中国的海路停靠站、大本营，这里有十分特别的人文土壤，商周时代这里肯定是犹太教的天下。从中东本土犹太教与其他自然崇拜的激烈冲突看，中国山东肯定也有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鲁国当为旋涡中心。孔丘上台做宰相7天就诛少正卯，看来不仅“罪行”清楚，而且有人急不可待，是非杀不可，即便有违“仁政”也在所不惜。
秦始皇与孔子（2）
《荀子·宥坐篇》总结少正卯几大罪行为：曰心逆而险、曰行僻而坚、曰言伪而辨（辩）、曰记丑而博、曰顺非而泽。总体看来没有实质罪行，排除了刑事可能，亦非经济民事犯，也没有具体的政治叛乱，看来属于“莫须有”的思想犯，就是常见的“乱政”###。实际上很可能应该是“异教徒”犯，在孔子时代准确地应该说是“异端”①。
孔丘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相去也一定不远。孔丘杀少正卯就应该是宗教###。而秦始皇“焚书坑儒”基本上也出于类似原因，但是却从相反处来。并且可能由于儒教的中东根源，为了切断这个根源，焚书坑儒，干脆把历史也给毁了，连带把国家民族历史生生割断，这影响的岂只是中国史前史，它直接影响了世界史的连贯，甚至影响了人类发展史的圆满推断。中国是个大国，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环断环环断，一个文明链条因为中国的缺损而断裂。
这个历史事实到底如何，我还是报怀疑的态度，因为汉之前的历史我们掌握太少了，而有些资料则彻底消失不见。甚至今天家喻户晓的甲骨文在100年前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在文字并不健全的年代有什么深埋地下应该给出一个想像的空间。
我推测中国古代与外部世界曾经有广泛联系，截止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都很清楚这些历史，但从秦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失忆。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方士邹衍就曾经说过中国之外有八十国的理念，但邹衍的著作佚失，他的思想却通过晋张华的《博物志》所引汉代纬书《河图括地志》而得以流传：“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立（原作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其山中应于地，最居中，八十国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过也。”《史记》邹衍地理学说中有“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 ①。以上信息都在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还是对全球有基本认识的，他们知道中国只是全球之一小部分。
西汉人把张骞出使西域当作凿空第一人，一直到上个世纪人们这样认同了2000年。但是现在已经证明西汉人的这个记述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失忆”已经被证实。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些失忆，并且是如此近距离的失忆，这让人实在难以相信，但又是事实。它是如何形成的？我相信这是个很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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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1）
要继续深入了解“三代”以及孔子的背景，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三代”时期的宗教背景。
中国早期的宗教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这是首先要区分的。“三代”在“主前”，基督教产生于“主后”。他们两者尽管是同源，其实差别很大。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也进行过广泛激烈的冲突。在也门地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也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公元6世纪也门地区犹太教对传播过去的基督教进行过屠杀灭绝运动。也门对岸的埃塞俄比亚大同小异。在外人看来，此两教一母同胎不应该相互排斥，但事实就那样发生了。中国古代曾经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真的可以用宗教的眼光重新打量考虑。犹太教是一种具有明显排他性的宗教，内部宽容外部不宽容。他们与中国人熟悉的佛教在组织上有着根本不同的属性。不过万事有利弊，犹太教，包括基督教，由于他们的严格组织形式或许同时培育了社会组织，这些宗教影响下的国家一般都比组织结构松散的佛教国家更早进入现代化社会。
在我开始研究“文明同源说”之前就有许多人就文字结构等方面怀疑过商、周期间有上帝崇拜痕迹，并且与犹太教之间有直接联系。这方面西方人研究的比较多，并且我知道他们也是如我一样的业余外行，中国人倒是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仔细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应该继续这个文字研究的课题，中国人来做肯定有新的发现。
尽管中国先秦就有“上帝”的称呼，但许多人认为那并不是中东犹太教《圣经》中的“上帝”，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上帝”并不全是中东的“上帝”，但部分可能是同一个“上帝”，如《诗经》中讲述周取代夏商的《皇矣》（第一节）：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必四国，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于宅。
以上诗句的大概意思为：伟大的上帝啊，对下界明察秋毫，夏、商两国得不到上帝的支持，就向四周寻找新的执政者，结果周文王得到上帝的青睐，就扩增了他的疆土，选定了国都，照护它国家的四方。这样的思维方式与表达语气与《圣经》中的几乎一模一样，尤其是与周同期的大卫前后时期。
中国商、周尽管显示有族源联系，而且文明技术比如文字与青铜等也代代相传，但是很明显两代之间在信仰方面有较大差异。周朝，主要是西周，一改商朝的萨满教特色，青铜器上的活泼动物基本上都突然消失，周朝的图案主要是几何或其他非动物系列，显得庄严肃穆。
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或者说犹太教的特点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动物是不允许出现在重要的祭祀场合的①。萨满教却相反。
但羊却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中的例外，并且它是该教经常出现的一个动物。无论是“替罪羊”的无辜形象，还是“牧羊人”的犹太人祖先形象都与羊难解难分，偶尔“羊”的形象会出现在一些基督教画像的中央，太阳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或者干脆说，犹太教就是从太阳一神教进化而来。到了今天，基督教也分出许多不同的教派，对于这些图案以及要求也各不相同，但对于偶像新教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天主教就不反对给予圣母的画像留下应有的崇拜空间。
不过有关这些考察也不能绝对，因为即便是在以色列本土，《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在敬奉天主的同时也敬拜其他神，肯定有动物崇拜的成分，只是犹太教占主流而已。所以对待中国的商周时期的宗教与装饰物的对应要辩证地看。
商朝青铜鼎
在东周的春秋时期，不仅动物回来了，连俗世的人像也大量存在，比如那些黑人头像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其后再也不多见黑人像在中国的出现，或许说明黑人在中国的量并不大，他们很快就被同化了。羊这种犹太教的象征物在周朝是有大量存在的，我认为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直发展到今天，羊都成为中国人“吉祥”的象征。这一传统有可能是从商周尤其是周传下来的。
河南出土的玉环人像，很可能表示了这些人为王族。他们明显有黑人五官特征。
中国周朝前后的宗教信仰可能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很复杂，不过好在有迹可查，拿中国与中东同期的比较并不十分困难。
中国受犹太教影响的另外一个证据是，犹太教中妇女地位比较低（但与中国封建时代却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与阿拉伯半岛南部不同，那里妇女地位当时相当高，尽管那里萨满教具有很大的势力。中国历史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儒教的这一背景有直接关系。举一例，在《圣经》的《利未记》中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交代圣例，其中27：5曰： “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估定二十舍客勒，女子估定十舍客勒”，还有更多同类内容，显示女人比男人贱一倍。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显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孔子更是发出了“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慨叹，无论他本意何在，但估计任何女权主义者都不会对此圣言喜闻乐见。孔子，以及孔子背后的潜在思想，以复杂曲折的方式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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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2）
商朝有大规模的人牲殉葬现象，一次就成千上百的很常见。用中国历史学家的话，往往会把人牲现象在周代的停止解释为“奴隶社会的没落”。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因为周朝实行了犹太教的“仁政”，停止了这个有悖于他们教义的行为，并不是突然到了周朝统治者就文明仁爱起来。这是宗教的力量。
人牲的使用在于陪伴死者，潜在暗示了死后的灵魂存在。假如周朝犹太教占主要地位，就会与主要信仰萨满教的商朝人在灵魂以及死后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他们的人牲处理方式也会根本不同。 这个改变会是“仁政”的一部分。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商朝主要是萨满教，但他们还是有原始犹太教的意识，只是哪个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否则理解上就会有偏差。周朝也一样，不等于有了犹太教，萨满教就全部突然消失了。宗教是文化习惯的一部分，不是说改就能马上革除的，尤其表现在民众之中的信仰，会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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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以色列家族
“礼”为周的思想核心，也是儒教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核心。
演化到今天“礼”的内涵与最初已经有很大差异。坦率地说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礼”的起源，但是运用我的体系，我认为它应该起源于周朝，或者说与儒教相始终，最早不应该早于商武丁之前。之所以做如此推论基于以下猜想，一旦以后发现前商也存在“礼”我的这个推测就是彻底错误的。
我认为“礼（制）”这个词汇与中东的“犹太教”有关。它的字源应该是以色列的12族之一的“利未人”（Levite），“礼”就是“Levite”，就是“利未”的简写，取第一个字。这是一种代指。
摩西大约在3400年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属于以色列12支系之一的“利未”家族。在其后的几百年里，利未家族成为圣家族，这个家族因为摩西的缘故逐渐成为以色列12个支系中真正的统治者，其他家族都需要向这个家族定期纳贡，而且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祭祀与上帝沟通，具有生杀大权。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10世纪的“士师时代”都明显没有改变。任何“利未人”天生高人一等，是祭司的后备，其他任何家族都不可能承担祭祀的亚政治角色。
在这个历史转变之前，以色列12个家族中的圣家族并非是“利未人”，真正具有王族统治权的是约瑟家族，这个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他们母亲的不同身份上。但是经过几百年的变迁，通过宗教改革摩西家族终于得到了以色列人的统治权并将其保留了相当长时间。
最终“Livite”这个词汇会成为一个固定名词。在中国最常见的名词翻译就是取第一个音节来代替全词，所以“Levite（利未）”缩写为“礼”，并且代表了所有“利未人”执行的各种神圣而烦琐的礼仪。到了后期，可能剥除了纯粹的宗教色彩，这些人成为某种政治、法律的执行阶层，最后连周朝统治者的号令都无人遵从，制度监督者与执行者的“礼”就更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对于“礼”的恢复与呼吁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于一种礼仪形式的热衷，他所期盼的是一种有秩序有信仰的宗教社会。此事有关当时意识形态，所以他杀别人，以及后来秦人来逐杀他的接班人，都在情理之中。
“Livite”在中国古代，尤其是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曾经作为一个单独的族群出现。比如中国西北地区曾经有一个“楼凡”族可能与其有关。后来我在接近中原的某地也见过与其发音接近的古族名称出现，但当时觉得证据薄弱没有深究。
被儒家“礼”教化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重灾区是汉族。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汉族人最不善歌舞，这就是儒教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普及犹太教的结果。
在《圣经》里可以注意到那些歌舞的人们基本上与“野蛮”联系在一起。原由是，最初的歌舞是献给神灵的，在亚伦与族人们载歌载舞地敬拜金牛之后，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人的生命。犹太教是一神教，讲究肃穆，发展到后来，任何偶像都不允许存在，舞蹈也自然是不允许的。大卫打了胜仗载歌载舞，因而受到扫罗女儿的奚落。长期下来，汉人在儒教影响下，肃穆倒是肃穆了，并且也真的与周边相比似乎“文明”一些，不过从此失去活泼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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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疑云（1）
说到Levite，我想再对中国的中山国提一笔。有些情况或许可以类比。
中山国很特别，这个袖珍小国曾经以小胜大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历史奇迹，但我认为其实可能与它的古老家族地位特殊有一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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