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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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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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年代（4）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有三次大会发言的机会，一是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二是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三是25日谈反冒进的经验教训。
　　25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任何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直接针对反冒进，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跃进”年代（5）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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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年代（6）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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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年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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