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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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驳斥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过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在8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个根苗才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这样性质的话呀？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作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哥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样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
　　

寻求团结（9）
8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后，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他在谈话中诚恳地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9日和12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还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
　　10日这天，周恩来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当天，他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两次谈话。他在介绍中苏会谈的情况后遗憾地说：“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存在矛盾、混乱和动荡的状况，各方面面临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在与各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晤了一些国家领导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任务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工作人员。面对周恩来总理亲切的笑容，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看不出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来内心中，却掀起了极不平静的波澜。
　　接见完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后，当天，周恩来和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行前，柯西金提早来到了中国代表团所驻的宾馆，他要从这里把周恩来等人送到机场。在赴机场途中的汽车上，柯西金很想了解周恩来此次访苏的感受。
　　柯西金问：你对这次访问印象如何？
　　周恩来回答：我认为会见总是有益处的，如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原来希望情况会好一些。米高扬同志清楚地表示，我们坚持站在过去的立场上，原地不动。这就很难寻找途径团结对敌了。
　　对周恩来来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为了缓和气氛，修正米高扬所说的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毫无差别的话，柯西金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
　　周恩来问他：区别何在？
　　柯西金闪烁其词，避不直言。他却提议，希望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的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要把这一意见转告中共中央。
　　告别柯西金，告别莫斯科，告别苏联，周恩来意识到，以后将很难再来了，他不禁感慨万千。飞机是夜间飞行，周恩来却难以入睡。
　　

所谓“革命”（1）
　　所谓“革命”，史无前例，以“抓革命”来“促生产”艰难而心碎
　　历史刚刚进入1966年，突出政治的风潮开始干扰业务工作，“三五”计划的许多指标有落空的危险，阶级斗争开始由党的工作附线上升到主线；同时，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旱灾，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省市区蔓延开来……周恩来忧心忡忡。
　　正在他这种心理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一场自然的灾害和一场政治的灾难更加猛烈地袭来……
　　1966年一开年，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灾影响的一些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上。按原先的设想，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安排中，农业，仍是第一位的。
　　1月3日至15日，周恩来极为关注的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那天，到会作重要讲话的周恩来观点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不挑起战争，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建设祖国是一件好事。
　　他还提醒道：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
　　人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分量：
　　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下来。
　　根据这一抓重点的安排，周恩来雷厉风行，随后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付灾害、振兴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为确保北方八省区的抗旱和农业工作的开展，周恩来除了安排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外，他自己则亲自负责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5日，周恩来在严重的旱灾中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这天，他一面继续听取北方八省区关于抗旱情况的汇报，强调干部带头下去蹲点的关键作用，另一面，他提到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农业没有过关和北方旱情的严重性。生日，对他来说，早已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仅是给了他一份更忘我地做工作的压力。
　　到3月7日，周恩来仍为华北抗旱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上午，他到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大家汇报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情况。
　　当天，由周恩来点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下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首次北方农业小组会议。
　　他在会上说：
　　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
　　这天晚上，周恩来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这时，一场想象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预报的地震灾害突然袭来。
　　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总理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还在办公室办公呢，大地颤动，电灯摇晃。总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我说：你马上告诉国务院的值班室和总参谋部，立即查明这个地震的震区、震级和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破坏。这是一。第二就是要给我准备直升机，我要到灾区去。第三就是明天九点钟，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有关的各部委负责人一定要到会，还有副总理。
　　安排好一系列紧急措施后，周恩来于3月9日下午不顾余震的危险飞赴灾区，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现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
　　自然灾害，给周恩来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担子，但它并不能压垮周恩来。在地震灾区，周恩来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并嘱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强地震预测研究。
　　

所谓“革命”（2）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地组织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时候，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源于政治领域的民族灾难，以更为猛烈的态势正在向人们袭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对此也始料不及！
　　2月3日以后，也就是在周恩来不断地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大谈加强我国的农业、水利工作的时候，《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意思发表了《永远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论。
　　这些社论一反党和政府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提法，标新立异地强调：
　　政治统帅一切。
　　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
　　我们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红，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
　　敏感的周恩来知道，这种论调不是个好预兆，这样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邓小平与他有同感。
　　与《解放军报》相对应，《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和邓小平有关“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意见，从4月6日至22日也发表了三篇论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论。
　　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林彪一伙讲政治，迎合了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状况所作的过分严重的估计，符合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的判断。
　　正在毛泽东想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险的时候，周恩来等人从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上去阐释突出政治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随即，《人民日报》的观点遭到指责，被批判为“二元论”。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
　　正当周恩来忙于华北抗旱，忙于部署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工作（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4月1日至5日，周恩来再次深入到地震重灾区），忙于接待阿尔巴尼亚等国外宾（4月29日，周恩来陪同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河北沙石峪等地参观，5月3日至11日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到大庆、上海、北京等地参观）的时候，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一上来便从中央开刀——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后，事情并没有完结。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如此耸人听闻的判断，谁还能不认真对待。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通知时，指向更为明显，他说：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这还了得？！为此，《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还没等政治局会议结束，中共中央便于通过的当天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它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
　　

所谓“革命”（3）
这场披着“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运动，自打它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把偌大个中国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
　　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尚方宝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狂潮的推波助澜和暗中操纵，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国逐渐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如此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然而，面对凶猛而来的运动，周恩来所要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至于崩溃。
　　一位叫迪克·威尔逊的英国作家在他的《周恩来传》中这样描述“文革”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文革”之马脱缰，是由红卫兵运动开始的。
　　就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