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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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未定稿中还提出：
　　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
　　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
　　这样的意见，显然是与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当周恩来彻夜未眠修改好这份《意见》，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和陶铸、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王任重、刘志坚等人参加的会上讨论时，尽管陶铸、陈毅等人赞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则持否定态度。结果，这份重要文件再次搁浅，没有发出。
　　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
　　事后，周恩来与支持自己的陶铸、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认为，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
　　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
　　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好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作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
　　这两份文件的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为了生产，宁可推迟进行“文化大革命”，职工的“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件既不许串联，又不许“罢官”……如此种种，其精神，显然是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相反的。对讨论通过这两个文件的难度，周恩来早有预料。他也想好了应付的办法。
　　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去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会议最后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周恩来只好别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报送毛泽东，请最高统帅定夺。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毛泽东毕竟有着实事求是的一面，生产陷于瘫痪并不是他希望的。文件在毛泽东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毛泽东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迅即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
　　同时，周恩来的举措也招来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要与周恩来等“抓生产”派较量。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
　　

所谓“革命”（8）
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从陪同毛泽东接见的两位重要人物——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中，听出了不同的味道，一些有政治头脑的红卫兵从中感到中央领导层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林彪的讲话，极富煽动性：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
　　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林彪的怪腔怪调，令那些主张国家稳定、生产发展的人们毛骨悚然；但却令那些乱中夺权和狂热无知的人们欢呼雀跃。
　　而周恩来的讲话，却变了调子。在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中极度疲乏的周恩来，以带些沙哑的嗓音，表达了他为维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所持的坚定态度：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六个“关系到……”由国内到国际，一步步推进，语气越来越强。
　　为达到说服教育红卫兵的效果，周恩来也打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旗号：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同志们，同学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
　　周恩来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如此的不和谐，与中央文革的号召如此的背离，他们一伙岂能罢休。
　　周恩来的讲话，马上被中央文革一伙人冠名为“大毒草”。
　　此话传到周恩来耳中后，他非常气愤。面对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周恩来毫不软弱。
　　9月25日，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周恩来进行了反击。他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
　　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联要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
　　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满。
　　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正在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师生和红卫兵解释党的政策，劝说他们不要影响生产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时，江青并没有放过对周恩来的攻击，她不断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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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革命”（9）
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先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撒泼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虽然江青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夫人，也有合法的职务——直属中央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但陶铸正义在手，又有周恩来等人支持，便也不客气地顶她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野心膨胀的江青，周恩来忍无可忍，他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见周恩来也不买她的账，江青转而怒目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真理在握，毫不退让：“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自知在道理上争不过周恩来等人，她起身拂袖而去。但对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的怒气，她迟早是要找机会发泄和报复的。
　　到了1966年秋冬季节，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策划下，红卫兵中开始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陶铸的口号。
　　自10月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以后，红卫兵揪刘、揪邓之风，揪一大批老干部之风，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文化大革命”的祸害之火，越烧越旺。
　　面对这种形势，忧心忡忡而又力量有限的周恩来，只能巧妙地顶风，策略地扑火。
　　11月8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针对他们所说的“不要怕乱，全国也要大乱一下”的话，严肃地责问他们：“是不是像你们包围中南海这样的乱法？”
　　他不客气地批评这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
　　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还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
　　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周恩来脸色骤然严峻起来，为表明他对这种口号的不满，他毅然转过身去，背向会场。正要发狂的红卫兵见总理对此如此反感，总算稍稍收敛了一点。周恩来的举动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平静了下来。
　　12月26日，吴德就北京市委以何种态度对待将于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批示：“可不去！”
　　两天以后，周恩来又嘱秘书打电话告诉曾经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今天农业口的批判大会可以称病不去参加。
　　12月30日，周恩来就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电告广东注意。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随后，又就广州军区护送薄来京一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周恩来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是属于敌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态度：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所谓“革命”（10）
……
　　斗争越来越尖锐，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试图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达到篡党夺权的险恶目的。周恩来在极为痛心的同时，高度地警惕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
　　为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周恩来呕心沥血；为对付林彪、江青一伙，周恩来绞尽脑汁；为说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苦口婆心，口干舌燥……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难而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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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1）
　　乱中求治，苦撑危局，与无政府状态展开艰难的对抗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如同受到了蝗虫席卷一般，几乎没有哪一寸土地能够幸免。一切人类的劣根性在阴谋家、野心家的策动下统统地暴露无遗——残暴、凶恶、妒嫉、争权夺利、自私自利、窝里斗……
　　许多人原先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信念，随着社会的扭曲一时间也变得模糊不清，面目全非。有的人，昨天还是人，却一夜之间变成了“鬼”；而有的人，昨天还是“鬼”，也不知怎么的，一夜之间却换了一副人的模样。人鬼不分，人妖颠倒。充斥着社会的是串联、造反、夺权、批斗……还有更可怕的打、砸、抢……
　　这场所谓的“革命”来得如此之凶猛，是周恩来始料不及的。
　　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经过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却被一伙上窜下跳、胡喊乱叫的野心家和被他们利用的红卫兵搅得混乱无序。
　　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下，政府总理周恩来的工作极度困难。然而，他必须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党和政府的权威来对付无政府的胡闹。
　　一场政府权威与无政府状态的艰难对抗开始了。
　　自从全国的红卫兵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后，本来就不堪重负的交通运输工具在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情中仿佛得到了赖以运行的热源，在艰难地运行着。然而，它的背后却潜伏着极大的危机。其中，铁路交通运输受到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任何一辆列车上，都挤满了蜂拥而上的人群。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铁路运输设施遭到极大的破坏。
　　周恩来忧心如焚。
　　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人数就达1100多万。
　　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潮，潜伏着重大的事故隐患。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为使铁路交通命脉不至于中断，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铁路运输。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无论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都要亲自打电话追问，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或批评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昼夜。
　　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对总理直接管铁路一事记忆太深刻了，他后来回忆：
　　八次红卫兵串联，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会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饭都没吃，到那里临时吃点饭。我也没吃，到那与总理一起吃点面条。总理问我运输的情况后，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哪个列车可以进来。我就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