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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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仍将是斗争和争夺的焦点之一。
　　到1967年7、8、9月间，在“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
　　为控制局势，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果断决策：要维护军管的威信，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要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下来。
　　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周恩来深知自己发挥作用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群体。他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广大有良知的群众，而且来源于对党和国家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主流与逆流的抗争中，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阶段。在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他们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行径给予愤怒的斥责。
　　1967年2月中旬，大较量、大搏斗的第一个回合，达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时，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
　　像往日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4位军委副主席、3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很显然，已经形成两军对阵的形势。
　　会议刚刚开始，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愤怒中，他们甚至拍案而起。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以他特有的广东普通话，气愤地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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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6）
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们开始唧唧喳喳。
　　坐在中间的周恩来对叶帅非常了解，从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开始并肩战斗，叶帅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紧随叶剑英之后，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一想起类似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那样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帅边拍桌子边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过话去又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面对红极一时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不干好事的陈伯达，叶帅幽默地嘲弄他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序幕。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已经被老帅们直言戳穿。
　　然而，激烈的斗争才是刚刚开始。
　　几天以后的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心中早就有气。因为在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周恩来总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然而上海的陈丕显却迟迟来不了。
　　谭震林质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春桥铁青着脸，打着官腔应付说：“群众不答应呵！”
　　一听张春桥打着群众的旗号敷衍，谭震林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的眼镜后面藏着阴险：“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一股怒火在谭震林胸中燃烧着，他愤怒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进入会议室入座以后，谭震林话仍未尽，继续就陈丕显等人来京的问题质问张春桥等人：“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还是打着“群众”的招牌故意推脱。谭震林心里非常清楚，张春桥等人是在群众运动中玩“运动”群众的把戏，目的是假借“群众”之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
　　谭震林不客气地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越说越愤怒：“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座位上，有意保持沉默。他知道，老干部们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让他们发出来，压一压中央文革一个时期以来的嚣张气焰。
　　谭震林继续把心中的怒火往外倒：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注：指1966年12月初，国务院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一事），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乱中求治（7）
……
　　说到这，负责公检法的副总理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听了这话，谭震林更生气：“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完，谭震林站起身来，拿上衣服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一直没有说话的周恩来这时大声叫住谭震林：“震林同志，回来，不要走！”
　　周恩来清楚，像谭震林这样直言顶撞江青一伙，这还是第一次。谭震林在气头上所说的话，会招来麻烦。
　　这时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听从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劝告，他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谭震林回到座位坐下后，陈毅接着从历史上党内的整人运动开始讲起：“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非常清楚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的两面派阴谋，他有所指地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都发了言，他们针锋相对，有拍桌子的，有大声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
　　当李先念说到“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注：该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并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时，周恩来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社论就是康生和陈伯达授意写的，但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针对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一事，言犹未尽的谭震林还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站在林彪、江青一伙立场上的谢富治会上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痛斥为：“你不要和稀泥！”这时谢富治又插话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的话，道出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
　　……
　　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除了在关键时刻站在老一辈革命家一边说了几句话以外，几乎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伙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全党、全国都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所干的坏事，许多是背着毛泽东的，但有些却是得到毛泽东的许可的；再加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决定了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在这场斗争中，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谋。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取了巧妙的斗争策略。会上，他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对他们奋起抗争的做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批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却表露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的不满。同时，他适时地提醒那些火气旺盛但容易“过火”的老帅们要注意斗争艺术。会上周恩来说的一句话，对参加会议的谷牧来说记忆深刻，几十年后他还回忆：“总理反复地讲一句话，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呀，但是不要发牢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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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8）
“大闹怀仁堂”之后，周恩来进入极其艰难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
　　以往中央碰头会开完后，周恩来都要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会议的情况，而这次则不同，周恩来很难向毛泽东反映会议的内容，他采取了避而不去的办法。对此事，谷牧曾经这样回忆：
　　我们那个碰头会，每次开完会，总理都必须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当天晚上就去，这一次周总理没去，三天没去。当时“四人帮”他们一伙儿，江青、张春桥，他们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你们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一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
　　见周恩来不去讲，江青、康生等人便“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当天夜里，他们策划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以“集体”的方式对怀仁堂的讲话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和断章取义。然后，他们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又以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在汇报时就肆意歪曲陈毅的讲话：“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听说有人反对延安整风运动，顿时就恼怒起来：“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其实谁都清楚，陈毅要反对的，只是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的做法。因陈毅在中央碰头会上戳到了康生的痛处，所以他要报复，挑起毛泽东的愤怒。
　　张春桥在汇报时还告了周恩来一状：“总理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诬告以后，真的动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16日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此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大闹怀仁堂”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心态，“大闹怀仁堂”的主角之一谭震林看出来了。事后，“忍无可忍”的谭震林在继续抨击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此后，江青等人放出话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他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策略起见，周恩来一方面在中央作检讨，一方面说服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先作检讨，接受批评；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就能与他们作斗争，就会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不可一世，阴风煽得更大，鬼火点得更旺。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手下，有三员“干将”闹腾得最凶，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仗着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撑腰，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坏事。
　　

乱中求治（9）
让我们来看看武汉的“七二○事件”。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一是看看武汉的情况，一是想在长江游泳。可这时的武汉，局势极为混乱。群众组织主要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武汉的局面被他们所主宰，当地的驻军也卷入其中。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显然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前往武汉进行安排。
　　谢富治、王力等人也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从重庆来到了武汉。他俩一到武汉，便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上，采取支持一派压另一派的做法，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派，压制“百万雄师”派，把“百万雄师”派定为“保守组织”，引起了该组织的强烈不满。
　　7月20日，“百万雄师”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