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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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九，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十亿六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
　　——1952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
　　1949年至1952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初试的满意答卷。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0分”卷。
　　对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
　　“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
　　决策有了，接下来政务院立即组织人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他们是：
　　周恩来——政务院总理
　　陈　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
　　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
　　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
　　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六人小组，以周恩来和陈云为首，由陈云具体领导。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1952年6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中财委很快拟出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
　　六人小组成员宋劭文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
　　

首张“考卷”（3）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
　　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3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作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工业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已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草案出来以后，周恩来于7月10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
　　周恩来之所以这样急于“将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是因为他不仅要专心领导当务之急的“一五”计划工作，而且计划制定出来以后，还需尽快赶赴莫斯科，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毕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苏联比中国早进行了30多年，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况且，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
　　为做好这些工作，周恩来感觉自己分身乏术，这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调邓小平到京，“主持一个时期”。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为人和能力是很了解的，他认为，邓小平来京帮他，“这是最理想的办法”。
　　在周恩来的加紧主持下，8月11日，《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总算完稿。基本内容有五项：
　　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这份草案估计了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
　　由此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基本任务：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这两份文件脱稿以后，周恩来开始做赴苏联的准备事项。这时，接替他的邓小平也正在赴京途中。
　　按周恩来的安排，邓小平从西南重镇重庆来到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到北京，周恩来就在8月13日下午找他谈话，除表示诚挚的欢迎外，目的只有一个，周恩来赴苏期限只剩两天，必须在离京前向邓小平交代政务院的工作。
　　有了邓小平接替工作，周恩来心里踏实多了。谈完话后，周恩来于当天主持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这次政务会议，人们从第二天公布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只有一个：
　　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司法部长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庭的报告》。
　　而参加会议的人更为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
　　“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起程飞赴莫斯科。由于人数太多，他们分乘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由北京起飞，沿中国东北、苏联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路线，最后向莫斯科飞去。限于飞行条件，飞机飞了两天，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才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这次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带来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苏之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二次重大的国际活动。
　　

首张“考卷”（4）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毫不隐晦代表团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诸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3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来干什么？首先要表明与兄弟的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由于赴苏时间仓促，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才发现，我方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是周恩来不能容忍的。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代表团其他成员的住地，严厉地批评了负责此事的柴树藩：“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疏忽和差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理的这番批评非同小可，柴树藩立即找来有关人员对这些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对并改正过来。数字虽已改正，但柴树藩心中的内疚却很深，心理负担沉重。
　　另一边，周恩来批评完后，也感到对一个初临大事的年轻人似乎批评太重了一点。
　　第二天，周恩来专程来到代表团住地“苏维埃饭店”看望大家。（45年后的1997年秋天，当笔者来到这家饭店专门寻找当年周恩来向柴树藩道歉的地点时才发现，这家饭店离周恩来的住处并不近。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一些街道、建筑、地名现在几乎都已改名换姓了，而这家饭店仍然保留着原名，且在它的总经理办公室内仍然留着列宁的巨幅画像。）
　　在这家“苏维埃饭店”吃饭的时候，周恩来特意举起一杯白兰地，来到柴树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并微笑着说：
　　“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话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周恩来的这一杯敬酒，一下子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在场的人深为周恩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多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正式会谈。
　　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将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斯大林和参加会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
　　对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
　　“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在全面审阅了中国政府的文件后，斯大林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或14％。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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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张“考卷”（5）
对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一事，斯大林提出：
　　“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
　　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表态，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开了绿灯。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老大哥提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双方在莫斯科反复协商。
　　为提高效率，也使自己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并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各组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
　　经过双方多轮会谈和各小组的紧张工作，到9月中旬，所谈项目终于有了一些眉目。9月12日晚，斯大林特意设家宴招待周恩来等人。家宴上多了几位客人，一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还有两位是朝鲜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他们三位是9月1日秘密飞抵莫斯科的，来苏的目的，是与周恩来一起同斯大林商谈有关朝鲜战局和停战谈判的问题。
　　席间，周恩来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酒桌上谈笑风生的斯大林赞同这一看法：
　　“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世纪伟人对形势做出的这种准确估计，使得他们能够抽出精力来考虑国内建设问题。这次家宴，几位领导人喝得都很尽兴，亲切友好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互相道别。
　　第一批文件的签字仪式定在9月15日。这天，周恩来和斯大林各率双方人员出席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在签订的《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向中国政府贷款70万卢布。
　　苏联援助中国的其他项目，由于还需进一步详细研究、核算，在时间上至少需要两个月。而国内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不容许周恩来在国外停留过久。
　　橡胶协定签完以后，周恩来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详细安排。按预定计划，他将携陈云、粟裕等人回国，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全权领导各组继续与苏方谈判。
　　9月24日，周恩来平安回到北京。当天就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代表团就“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的情况。会议根据苏联方面的一些意见，继续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
　　虽然离开了莫斯科，但周恩来仍然继续密切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时，直接打电报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每次周恩来都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经过艰难的工作，到1953年4月，苏联援助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协定基本谈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签字了。为趁热打铁，李富春接连从莫斯科致电和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指示。
　　4月30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电，指示非常明确：
　　“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8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