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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红颜-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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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汉堡一所中学的校长，太太去世了，想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子携手人生。年龄当然已经不小了，但财产也颇为可观。先不说校长的年薪——千万不要同中国的校长比——就说校长在汉堡的豪宅——一座三层的大HOUSE，就值几百万马克。汪虹已经和校长通了几次电话，校长十分满意，当即寄来了邀请书和经济担保，请汪虹在12月份去德国见面，共渡圣诞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确地找到校长的家，不要重蹈在荷兰的覆辙。她笑着说这回保证万无一失，因为我不但有他家的详细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闹荷兰那样的笑话，决定亲自押运我到汉堡。
我放心了。我对汪虹说，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汪虹说那没问题，只是这最后一班岗怎么改到妓院里站了？我严肃地批评她，战士还能自己挑选在哪儿站岗吗？少奇同志当年和时传祥说的话忘记啦？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去嫖妓，你去做翻译，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说你就贫吧。
忙里偷闲，瓦哈洛虹去德国驻捷克大使馆签证。校长的邀请书和经济担保真管用，二话不说就给签了。两人定好了启程的日子，三天后乘火车去汉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总经理二人从夜总会回来。人困马乏，赶紧休息。凌晨四点，我们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里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场。去的路上那位翻译就闹着要开车，我说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来时再说吧。
到了小城已经天亮，市场刚刚开。副总经理看了看商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又在小城四处转了转，见远没有脱衣舞有意思，便说回吧。
上了车，翻译又说要开。我说等等，等我上了欧洲四号公路你再开。不多久上了四号公路，我停下车，说你开吧。
翻译喜滋滋地坐在驾驶座上，汪虹说你行吗？他骄傲地一笑，说有本儿。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后座上打盹儿。
也就十分八分吧，听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儿开！”睁眼一看，汽车正向路边的一棵树冲去。也就是一瞬间的工夫，汽车撞到树上又翻进沟里。我眼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真得感谢捷克完善的医疗救治系统，我们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送往最近的医院，而医院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已经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救护车一到，我们就被抬到各个处置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抢救。
四个人中汪虹的伤最重：第七颈椎骨裂；副总经理其次，双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并疑为颅内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来了，前额的皮撕开遮住了眼睛，缝了十几针。
肇事的翻译没受一点伤。
捷克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亲自为汪虹主刀，从她身上取下一块骨头，劈成片儿，塞进裂开的颈椎里，再用不锈钢钉固定。
在她住院期间，副总经理带着翻译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汉堡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戴着坚硬的塑料颈套，步履维艰地经赫尔辛基回国。
神采飘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归。我曾认为是喜欢安静的吴和嫌她在家闹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请她出门，不到晚上不许回来。我确实在中午的麦当劳看见过她，一个人飞快地吃着炸薯条和汉堡包。我对汪虹说，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拧紧发条往门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儿去了。等晚上回来，发条早没劲儿了，安安生生睡觉。汪虹说你这是污蔑。
中秋节的晚上，瓦哈洛娃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这里来玩儿，还说有月饼送给我。我知道她又想疯一夜，捷克人喜欢安静，我这儿是一独立的大HOUSE，扰不着四邻。我说你来吧。
她来了，带了一包月饼和两个中国朋友。我也懒得听她介绍，就切月饼吃。汪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又找了几袋花生米、杏仁之类的东西下酒。
几杯过后，瓦哈洛娃说咱们唱歌儿吧？大家都响应，说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辞，清清嗓子便唱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半夜了，我没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觉了。可怎么能睡得着？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挨个儿唱了一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
早晨起来，人一个也不见了，桌上杯盘狼藉——敢情儿半夜还做了一顿饭吃。
她就是这么一个快乐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肠癌，发现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术，大夫说手术很成功，但必须辅之以化疗。
她了解化疗的后果一一脱发，浮肿。
她拒绝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个脱发、浮肿的形象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经常有国内各种神人出没，练武的、算卦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包医百病的气功大师，是从陕西省来的。学问深奥，功夫不凡，在病榻前为瓦哈洛娃发了两次功，瓦哈洛娃自觉通体舒泰，病痛全无，真像换了一个人。她高兴极了，决定就接受这位大师的气功治疗，让可恶的化疗见鬼去吧！可这位大师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迟疑地跟随他来到西安，继续接气。吴和对此颇有些忧虑，但看瓦哈洛娃如此执着，也就由她去了。这时小丽丽已经从查理大学法律系毕业，刚刚注册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母亲病重，只能关门陪护母亲一同来到西安。
这位大师收费十分昂贵，好在瓦哈洛娃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接了几个月气，病情日趋严重，已经不能行走，骨瘦如柴。当时我正在国内，曾专门前往探视，见她这般形状，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还十分乐观，问我生意近来如何，还说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点头称是。
又过了些日子，我已经OK了回捷克的返程机票，突然接到小丽丽从西安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已于昨夜病逝。由于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丽丽也不是过分悲伤，只是通知我一下，说她和父亲明日乘飞机到北京。
我赶紧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把我的机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赶到首都机场，接到了小丽丽父女，而快乐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经被拎在手提包里。
我先陪他们去捷克驻北京大使馆办手续，因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须通知捷克使馆。然后又跑到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通知他们捷克共和国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12点半，我们才在餐厅里就坐。
我为小丽丽点了大虾，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虾。吴和只点了鸡腿和一个素菜，别看他懂古汉语，但在吃的方面远不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挣得邪虎：批发价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赚100万人民币。
吴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钱多，可利润还大呢！她算算这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有差不多七八万美金了。她就把这想法儿跟小玉说了，小玉说咱俩的事从来还不是你当家？你看着好就做吧。可有一条，你还差不少钱呢，怎么弄？
吴霞说钱我想办法。
她飞回北京。
也不用往远走，北京郊区就住着一帮一帮的浙江农民，尽是缝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们“浙皮子”，把他们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吴霞打听到地方，独自驾车前往，与“浙皮子”们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锁定在180元人民币一件。“浙皮子”们送她出来，一个个拉着脸，说幸亏客户不都是你这样的，否则我们死掉算了！
吴霞听着挺得意。
钱不够，她就找熟人借，许以高利。她这人信誉好，钱数又不太大，几天就借齐了。她把自己带的钱连同借的钱都交给一个好朋友，让他听信儿付款。
她带着样品飞回布拉格，找客户一看，都说好。她心里有了底，一个电话打回去，让“浙皮子”们立刻生产。
一个月功夫，“浙皮子”打来电话，说全部做好，请她派人验货付款。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着他速去验货。朋友去了，说跟样品完全一样。吴霞便让他付款，安排海运。
货到了，吴霞带着小玉高高兴兴去海关清关提货，待运到仓库打开一看，傻了。
不但款式完全不对，更重要的是亚洲尺码！
而且，全都是用再生皮制成，手指头轻轻一戳就一个窟窿。
吴霞几乎晕倒。
她当下给朋友打去电话，讲明了情况，让他火速赶往浙江村，逮住这帮狡猾的“浙皮子”。
朋友去了，给她生产皮夹克的这个浙江作坊早已人去屋空。
她结结实实的吃了个瘪子。
上当了，赔血本了，可还得强打着精神活呀。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几年辛苦毁于一旦，她心如刀绞，可在小玉面前还不敢露出来——她是他的主心骨呀。
伪劣皮夹克胡乱卖了，手里又捏着一点钱。吴霞知道，这可是翻本儿的最后资本了！
她又开始苦苦琢磨。
本钱不多，要是按常规过大路货，没个五六年捞不回损失。等不起，没时间等。可过什么俏货才能有可观的利润呢？
对，过胸罩！
上次回国办货，她专门去了几次雅宝路市场，那五颜六色型状各异的胸罩确实吸引了她。她在那展台前驻足良久，想买几个，可又没用她胸脯平平，跟男人无异。但她还是记住了批发价格：2，5元人民币一个。她知道捷克胸罩的零售价，没有低于120克郎的，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40元人民币。一个40尺货柜大概能装20万个，加上运费、保险、关税，也超不过15万元人民币。也不要批很高，就定在50克郎，也就是十二三元人民币，算算能赚多少钱？跟投入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她愈想愈激动，再次飞回北京。
找到厂家，她这次总结了教训，不再一味地讨价还价，而是坚决强调质量。她不但把朋友找来，还把朋友的太太也一块儿找来，嘱咐说：“这次是我翻本儿的最后行动，请你千万费心受累，一定要和这样品一模一样才能付款。”朋友听了不乐意了，说上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是“浙皮子”中途调了包儿。吴霞说上次咱们不说了，说这次。看见这样品了吗？比一般的大，是我特意让他们做的，欧洲女人胸脯特大。比这小的一概不要，懂了吗？这回我算你们一股，等着分钱吧。嗨嗨嗨，跟你说话呢！
那朋友正在细心研究手中的胸罩，问吴霞：“捷克女人有这么大？啧啧啧，真不得了。”
他太太劈手夺过胸罩，说：“瞧你那点德性，奶牛比这也大，你去那儿啧啧吧。”
胸罩如期运到，质量无可挑剔，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吴霞大喜，忙和小玉开车把胸罩送到各个熟人的店里试销。店主们看了也很喜欢，说销两天看看，如果好就大批买断。
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来试的很多，买下的极少。吴霞惊问：“为什么？”回答说穿不上。吴霞心想不对吧？她已经加大了很多呀！急忙和小玉赶到店里，原来吴霞只注意到欧洲女人乳房大，把两个兜兜加大了，却忽略了欧洲女人的肩背也宽，兜兜虽然够了，可是扣不上。
吴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自己没什么偏做什么。”
一听小玉竟说出这话，吴霞的眼泪哗哗落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练摊儿生涯。
要说过得舒心，还是要属侯玉花。
神经刘能干又听话，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们两个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内。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双袜子破了要降价，也得侯玉花点头；而屋里的事，像煮饭刷碗洗衣扫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当然也不干，听由神经刘全权处理。
有了权力就要行使，神经刘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内务。首先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两个床垫子铺在地板上简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还舒服；其次天天几乎都要喝猪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汤，以至于后来侯玉花只要一看见猪蹄子就要呕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经刘便打开录音机听评弹，那种娇嗲柔媚的吴侬软语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听得浑身难受，而神经刘则舒服的摇头晃脑。他本来要在汽车里也听评弹的，被侯玉花严厉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声提醒他。
我曾经问过侯玉花，神经刘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吃的味儿。”
我相信侯玉花的话，首先因为她没有幽默感，其次我也亲眼看见过神经刘为侯玉花如何准备晚饭。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汪虹去他们家玩儿，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经刘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听评弹。见我进来，挺高兴，便关了录音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整整一个钟头，我愣没插上一句嘴。看着他那口沫横飞的样子，我琢磨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哑药？
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我说小刘你呆着吧，我们要走了。说着就起身。
神经刘哪儿舍得让我们走啊，赶紧说：“别走别走，晚饭我做红豆沙给你们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凉去火，你们谁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吗？不疼？汪虹你疼吗？不疼？”
我说我们谁的牙也不疼，再说了，牙疼我们吃药。
他说：“牙不疼也不要走，你们先看看我做的红豆沙，看一眼就馋了，我保证。好不好，看一眼？”
他几乎在恳求了。
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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