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之崛起-第4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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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胜者免税田的分配呢？最后如何落实到每一家的身上？还是让少数人从中获利？”
　　　　管明棠立即反驳道，早在成为总理大臣之前，主持财政部的时候，对“军田免税”的制度，他就颇有微词，因为军人家庭受益有限，受益者往往是各村族的大户，而那些社会地位高，在本族内影响力大的大户中，还不一定有人在军队服役。表面上，那些“免税军田”是由士兵自行决定受益者，可士兵们却要考虑到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退役后，都要要本族中的大户打交道，所以他们会将自家之外的免税份额交给大户或族长，由其分配，而受益者自然是那些人。
　　　　管明棠的反对让蒋百里把眉头微微一皱，军田的弊端他自然有所耳闻，而且报纸上也经常报道，可这些问题，现在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而这时蔡元培却主动开口说道。
　　　　“要不然，那些免税田的税金仍然征收，军事比赛可以设在冬季，也就是征税之后，而且那时还是农闲，税金征收了，可以返还，当然不返还给各村，而是直接返还给各村的国民学校，这样受益者都是那些村民的子女，这样就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毕竟几乎所有家庭都有子女在国民学校就读。”
　　　　仔细一想，蒋百里连连点头说道：
　　　　“对，就这么办，这是一个好法子，而且正像陛下说的那样，这是集体，集体的利益，集体的荣誉，最终由集体受益”
　　　　对此无人再表示异议。
　　　　“让在乡军人出任治安官和军事比赛只是其中一步，我们要考虑一个整体，毕竟治安官只是在乡军人中的一部分子，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建立民团，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民团，把所有的男性国民都纳入到民团体系中来，通过这种全民皆兵的方式，达到用在乡军人，训练民众，改变民众的目标。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加强自身，纯粹就是被宰割的命运”
　　　　一番看似动情的感叹之后，陈默然又继续说道：
　　　　“这不仅事关国民整体素质提高，千秋万代的事，而且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亡，如果民团办好了，那民团便大有可为，如善加运用，不仅可以御匪卫乡，且可有效动员民众，在战时，各师管区只需要把补充额度按比例下达各区，就可由各民团区直接补充兵员，如果的兵民合一，方才是中国未来的要走的道路。”
　　　　看大家的表情还是不舒服，陈默然喝了口茶，认真解释起来：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彻底改变“皇权不下村社”的传统，在国内重建保甲制，以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乡作标准。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且兼民团後备队长，负责本甲、本保男丁训练，乡有乡长，兼民团大队长，由其负责大队内考校、监督训练，这些职位全部由在乡军人出任，其可以视为“自治会”之外的政府官阶，当然他们可以是领参谋总部的官阶，作为“皇家官员”，自然应该直接进入村议会和村公所。”
　　　　陈默然的提议看似不怎么新鲜，毕竟保甲制千年前即有，可这也不过是寻找一个“由头”，最终的目的，却是把在乡军人充实到社会的各个角度，并利用在乡军人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如此达到“整合全国”的目的。
　　　　“好了，你们看一下，按照今天咱们谈话的内容，整合出一些相应的条阵法规，今年，咱们要把全国性军事训练办好！”
　　　　！@#

第80章　未来
　　　　全文字无广告　　　　第80章　未来
　　　　十月，每年十月的时候，唐努乌梁海，这片中国最北方的国土，便早早的进入了冬季，唐努力乌梁海的夏天很美，这里的内地难见的原始森林，有漂亮的高原湖泊，有肥沃的耕地，也有如绿毯般的草原。　全文字无广告
　　　　可这里的冬天却是严酷的，零下数十度的低温，深达半米的积雪，当漫长的寒冬到来的时候，唐始乌梁海便进入别样的“美景”之中，可这种“美”往往只局限于文人的小说中或者诗人诗歌里。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冬季的酷寒只会带来种种不便，而对于习惯了南方湿冷天气的南方人而言，当漫长的冬季到来的时候，只会带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和中国任何一个北方边疆省一样，在内务部的“版图上”唐努乌梁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流放重地，源于执政府时代的流放政策，在过去的十年间，非但没有被放松，反而被加强了。
　　　　只不过所针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在执政府时代，也就是帝国元年时，针对的满清“忠臣录”中记录的汉族臣子的后人，他们背叛了自己民族，所以理应受到惩戒，对于他们的惩戒，则是将其流放，以充实边疆，扩大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在短短数年间，多达一千三百万人被流放至蒙古、唐努乌梁海、新疆，甚至于西藏。
　　　　而现在流放往往根据《保安条例》，将那些有可能威胁到治安的人赶出城市，更将其中的激进者流放至边疆省份，在过去的几年间，每年都有数千人因为保安条例被流放边疆省份。
　　　　“还有六个月！”
　　　　在唐努乌梁海大杨树村这个紧靠着大湖的寒冷地方已经住了好几年的廖仲恺，看着木墙上日历，有些兴高采烈的于心间自语着。
　　　　流放，他是在帝国四年被判流放，至今已经快六年了，虽说流放的日子，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供他思考各种问题，同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习惯了南方的温暖的南方人，他却很难适应这唐努乌梁海的冬天。
　　　　至今，他仍然记得在第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面对零下三十六度的低温，难耐酷寒的他甚至动过给美国驻华公使写信的念头，因为他出生在美国，所以，他希望由美国公使出面，带他离开这里，可最终强烈的自尊心却令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顶的小木屋里，听着雪暴那无休止的怒吼呼啸，他不时回忆起在过去的六年中一些最难以忘怀的事情。
　　　　流放的岁月，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艰苦，在这里，作为“国事犯”的他，不需要像其它的流放犯一样，必须开垦土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他每个月可以领取六元的生活费，尽管不多，可是在边疆却足以维持他的生活，而且他还是这里国民中学的老师，每个月可以领取五十六元的工资，这足以让他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过上惬意而且富足的生活。
　　　　不过他往往会将自己的工资寄给妻子，然后靠着政府发放的生活费维持自己的生活，用生活费的节余部分订报、购书，每年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这种惬意的生活，如果不是每周都需要到警察局报道，他或许会忘记自己被流放的事实。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冬天太过寒冷，而且对未来满怀期待，或许他会向很多流放犯一样，把自己的家人带到这里，然后认命的在这里以教书为生，可他相信，相信流放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中国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
　　　　所以，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那些国会斗争的报道时，总会充满期待，那是对变化的期待，尤其是在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众所周知，管明棠的立场非常鲜明，他支持立宪，甚至于支持在中国实施虚君制。　（全文字电子书免费下载）
　　　　在他看来，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总意味着国家在发生转变，尽管这种变化很慢，但总是在朝好的一面发展着，如果说在过去的六年中，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恐怕就是他从一个共和派的激进分子，变成了一个倾向于立宪的立宪派。
　　　　毕竟现在，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现在的体制，在绝大多数民众的眼中，相比于满清时代，现在的中国无疑更像是一个国家，国家的地位也远非满清时代所能相比，而且，绝大多数民众不需要再忍饥挨饿，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没有多高的要求，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是吃饱肚子，所以他们很知足。
　　　　而在廖仲恺看来，至少，截止到现在，单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没有谁能做的比陈默然更好，或许真的像很多人一样，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当然除去“民权的退步”，似乎一切都还不错。
　　　　如果国家能够真正实现立宪的话，或许思索着，廖仲恺拿起刚刚送来的报纸看了起来，报纸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帝国时报》，尽管在中国政府不能办报，不过《帝国时报》却是倾向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等于中国的官方报纸，不过对于政府每月在《帝国时报》发布五万元的广告一事，廖仲恺却是极为鄙夷，这是一种收买，但无论如何，从这份半官方的报纸上，总能得到一些他需要的信息。
　　　　相比于很多人，廖仲恺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清楚的记住一年前只看过一遍的文章，一翻开报纸，他就看到一篇文章——《强国之道——举国皆兵》，看着这篇文章，他先是一愣，随后便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是很轻的耳语，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
　　　　“每晨五点钟，天明炮一声，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五点半上操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如今值此战时，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无疑是最符合实际之选择，且军事化国民教育，不仅可强民强种，更可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在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文章时，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十年前，他在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有人对他的评价，“陈氏固然生于海外，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无论他的外在多么西化，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
　　　　在那个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中，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千百年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在两百六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中，传统文化虽看似保存，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尽。
　　　　“欲拯救吾国之文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
　　　　早在十年前，其在同教育部官员商讨中国教育规划时，就曾如此说到，而在九年前，其登基之后，更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
　　　　八年前，皇帝和内阁政府联合颁布的《中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青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
　　　　而在随后的八年间，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
　　　　六年前，因新疆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从而引发叛乱，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质”、“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随后，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并在朝圣期间，称山东曲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同时宣布“从即日起，将儒教确立为中华帝国国教！”。
　　　　而在国教确立的同时，在全国大修孔庙，尤其是回教地区，回教地区的孔庙更是修建于回寺的原址上，这直接引发了长达四年的叛乱，最终叛乱在近卫军强力镇压下被平息，而相应的在那个过程中“国教”在“异端”冲击下得到了民众的普通承认，甚至就在华元货币的背面都书写着“我们信仰会儒教”。
　　　　在外人的眼中，无论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确立国教，都是出于维持民族传统、恢复民族素质为出发点，可是在廖仲恺和共和派的眼中，尊儒敬孔、确立国教，却是为了他的一已私利——为了维持其统治，毕竟千百年来维护中国皇权的，正是儒家精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陈默然更推崇西方的科学，但因为其皇帝的身份，其却对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推崇，因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利。不过作为儒家政治传承的一大载体，科举制却是在其不开“恩科”的前提下，不废而废除的，但他的统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继续作统治术，离不开科举制。可在另一方面，他却通过“转学为教”的方式改变传统儒家，通过授于杰出人士为“儒士”的方式维系传统儒教与社会的衔结。
　　　　尽管不否认“儒士”对于中国传统的维护，使得中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剧变中，得以保全社会传统，但是在廖仲恺看来，他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却是维持他的统治，而此时看着这个“国民军事化”的推行，廖仲恺的心中却涌起一阵忧意。
　　　　“国民军事化，军人进入村、乡、县、市各级议会、机构，军人进入学校，军训不合格者不予毕业”
　　　　回忆着那一条条与“国民军事化”有关的条款，廖仲恺的心中不禁满是忧郁之意，在中国，最坚定的保皇派，不是所谓的保皇党，也不是所需要儒教会，而是军队！一直以来，皇家都将军队视为“殷股”，而军队从未让皇帝失望过，正像皇帝从不让他的士兵失望一样，皇帝对于军队的偏爱、信任。
　　　　在皇家对军人的推崇下，以及在“军人光复民族”的宣传下，军队的地位从未向现在这么高，在军人享有社会尊崇的同时，他们对于皇家的忠诚也与日剧增着，这一切使得那支军队从来都没能变成“国家军”，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皇家军”的本质。
　　　　尤其是那些士兵，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子弟为了免税田以及退役后的再教育加入军队，地位的改变使得他们即便是在退役之后，仍然对皇帝感恩戴德，在军人退役之后，他们往往会加入那些以效忠皇家为核心的协会，如果这样的一群人进入各级机构和自治会，那么皇帝的权威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空前加强，可以说，一直以来，中国所保持的中央威权下的地方自治将受到严重破坏，一但地方自治不复存在
　　　　在这一瞬间，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重现绝对威权下的中国，到那时，现在在地方自治下留出的缝隙，也将被彻底关闭。
　　　　对于廖仲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在流放结束后，他不能按计划参加竞选，最终通过进入国会的方式去改变这个国家。
　　　　“不行，一定要警告大家！”
　　　　心有所思的廖仲恺立即在心下作出决定，急忙拿起桌上的纸笔，开始准备给他的那些同志、朋友，写信，最后，除去给报社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