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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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湾国家中的情形，它们都是稳坐钓鱼台，坐等巨额的石油收入。可这种财富食利国实属凤毛麟角。更多的资源丰富国从资源中所获的收益，仅够维持中等收入的水平，而不会超出这一水平。为充分地发展，它们需要控制好资源财富以获得增长。这并非易事，因为通常的模式一直是停滞，更确切地说，是繁荣和衰败交互出现，彼此抵消这更多是在描绘中东和俄罗斯的情形。我不得不讨论的资源财富问题，也与这些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群体相关。然而我主要的关注，还是在于第三类资源丰富的国家群体：那些贫困的国家。资源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当中如此举足轻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实在太过衰微，可这些资源却还是不能将之提升到中等收入的水平。在最底层的10亿人社会中，这类资源丰富的贫困国多到不成比例：大约29％的人生活在财富资源占据国家经济优势的国家当中。因而资源财富成了一种导致最底层的10亿人贫困的部分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资源财富会成为一种问题呢？

　　　　不稳定的收入显然很难管控。在价格高涨的时期，政府部门自觉财大气粗，便大肆挥霍。在肯尼亚，一个部门将其预算提升了13倍，还拒绝区分优先次序。大概是它估计其他部门很可能也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应当为行为负责的义务便很可能便被抛诸脑后了。由于这类行径的普遍泛滥，合理的公共投资很可能成了天方夜谭。更糟的是，尽管在繁荣初期，能够迅速增加公共开支，但到了疲软阶段却很难削减开支。那时候被削减的往往不是繁荣之初兴起的无关紧要的项目，而是在政治上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项目。因而在繁荣期间，外交部门的职业可能会勃然兴起，而到了疲软时被削减的反而是基础投资。

　　　　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现象，使选民们很难分辨出政府何时犯下了错误。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尼日利亚享受着巨大的石油繁荣。政府却将这种繁荣败坏得一塌糊涂，大肆借款，并将钱花费在了大量充斥着腐败的、劳民伤财的项目上。即使是在繁荣时期的一些好时光中，普通百姓不可避免地遭了殃。1986年世界石油价格下跌时，尼日利亚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财源广进的好运戛然而止了。石油收入锐减，银行也不愿再贷款给它们；非但如此，银行还想要它们还贷。从石油大赚和大肆借贷，沦落到石油收入微薄和偿还贷款，这使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水平顿时下滑了一半。无论普通百姓是否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们都将会注意到这种灾难性的衰退。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发起了一些有限的经济改革，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高调支援。改革被精心装扮上了旗帜鲜明的政治外衣，成为一种结构性调整计划。尽管改革是适当的，成效是显著的，出口量也比石油繁荣时期的任何时候都增长得快；但这些非石油出口的微小增长，还是轻而易举地被石油价格的暴跌和从借贷转为还贷的损失吞没得一干二净，随之而来的便是消费紧缩。改革引发的增长仅仅有助于稍稍缓解生活水平下降的惨景。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但却不是在尼日利亚人眼中所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尼日利亚人认为他们所经历的令人胆寒的贫困化扩大，是由大张旗鼓的经济改革所招致的。因为直到进行改革之前，生活都还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等到改革一开始，贫困便排山倒海般袭来。深信这一点的尼日利亚人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遭受这样一种破坏性的〃改革〃？他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的推断，那就是国际金融机构阴谋毁掉尼日利亚。有一次我用我所持有的联合国通行证造访尼日利亚，当开始还面带微笑的入境官员一眼扫到〃世界银行〃的字样时，他顿时收起了笑容。〃我是不会和你握手的，〃他说，〃世界银行憎恨穷人！〃这种对于繁荣和衰败交替循环的情有可原的误解，使得在尼日利亚更难觅得支持经济改革的选民。普通百姓（本来应当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怀念的是那些管理不善的日子，因为那曾是繁荣昌盛的好时光。马克思主义者曾使用过一个术语——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正好适用于描述这种大众的误解。

第二部分　第13节：自然资源陷阱（2）

　　　　因而波动性便是你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见识到的东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多事例相继出现，于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恢复了对自然资源租金问题的关注。从那时起，政治学家也开始介入，提出资源收入败坏了统治。我没有对早先的经济解释置之不理，不过还是认为指向统治的证据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我认为政治学家的分析并不够深入彻底，他们通常都将资源问题视为催生独裁政治的症结所在，例如认为是石油导致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出现。对此确实有绝佳的证据可以证明，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更糟。

　　　　资源诅咒问题的核心，是资源租金造成了民主的失灵。你或许认为民主正是资源丰富的社会所必需的，毕竟在这些社会当中，国家总会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去管理，而民主可以提供某种独裁所缺乏的秩序。也就是说，在国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时，你或许期待着民主能够在经济上大有作为。你或许就是这样想的，但这就大错特错了。我打算在存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为选举竞争提出一条全新的弱肉强食规则，即富者生存。

　　　　在许多社会中，裙带政治或许比提供公共服务更能有效地使用公款来拉选票，然而实行起来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为了使这一策略切实可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便不得不暗中蚕食公款。在使用资源收入来供应公共服务和使用资源收入来提供私人裙带之间，显然有一个关键的差别，那就是裙带关系打破了用于公共资源管理的所有规则。为给裙带提供资金，政府首先需要从预算中挪用公款，移入到贿赂基金之中。如果对挪用公款的限制足够严格，那么裙带政治就会因太过昂贵而无法实行了。我们认为，这就是资源租金扮演颠覆性角色的地方。如果在权力上具有有效的制衡，社会就能从裙带政治的手中被挽救回来，即使政党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它们也只能遵循选举竞争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社会具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是值得庆幸的，这是政治家们根据他们服务于大众的内在动机去进行选择，才使权力制衡得以加强的。在裙带政治寸步难行的地方，人们更可能是因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感兴趣，才会去留意政治的。当然，对于那些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的社会，情形便恰恰相反：民主政治会更倾向于招徕鲜廉寡耻之徒而不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自由竞争会造成适者生存，但在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的地方，选举竞争只会将胜利留给腐败。我们因此得出了政治的竞争规则：富者生存。

第二部分　第14节：自然资源陷阱（3）

　　　　一天晚上，尼日利亚税务部门的一个主管邀我共进晚餐。实际上，他是个前主管，刚刚从供职的地方辞职，退回到私营部门去。晚餐时，他告诉我他为什么干不下去了。两年来，他一直在努力通过立法机构对一种小额税金进行立法：它没有什么值得异议的，在技术上也只不过是件收尾工作。它的通过需要获得相关委员会的主席首肯——而这位主席却问他：〃多少钱？〃就是说，委员会的主席想要从税务部门那里索贿。没有贿赂，就没有立法。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规矩；这就是日积月累地的结果，裙带政治只会引来鲜廉寡耻之徒。

　　　　为何巨额资源收入会削弱政治上的约束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巨额资源收入从根本上减少了对税收的需要。因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再需要税收，公民们也就不会主动关注公共产品的提供，并要求详细审查他们所纳税款是如何支配的。这种对职责背弃的通常形式被大家熟知很久了，它往往被视为是对资源丰富的社会为何会更可能走向独裁的一种解释。我们的重点在于，这种对职责的背弃其实是发生在民主政体之内的，至少按照选举竞争的标准来说，它是民主政体。被破坏的不是选举竞争，而是对于如何使用权力的政治约束机制。

　　　　我们发现，资源租金逐渐侵蚀了权力的制衡。它使得选举竞争不再需要严格符合正当程序。如果政党选择了通过施惠的手段竞得选票，它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而在种族忠诚和缺乏新闻自由的环境中，这也是拉取选票最为合算的手段。任何党派若是过于理想，选择使用公共服务路线来呼吁投票者的支持，就只会输掉竞选。

　　　　政治学家已逐渐发展出一种对权力的政治约束机制的定量评测标准。由于这一体系的全部定量化，它自然存在着不足：它仅仅将大约17种可能的权力制衡叠加在一起，纳入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独立自主的司法部门，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诸如此类。它并不理想，但聊胜于无。一些民主政治擅长选举竞争，但却不善于权力制衡，另一些可能恰恰相反，而发达国家的民主通常是二者兼备。当我们将这两种标准引入我们对增长的解释时发现，它们与资源租金结合的方式恰恰相反。尽管选举竞争会极大地恶化资源租金对于增长的贡献，约束机制却能极大地提高资源租金对增长的贡献。

第二部分　第15节：自然资源陷阱（4）

　　　　资源丰富国施行的民主如果具有充分有力的约束机制，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在实践中，怎样才算是〃充分〃呢？让我们回到那个拥有价值20％GDP的资源租金，以及激烈的选举竞争的国家。记得我们提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各政府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与一个独裁国家相比就会丧失整整3％的增长率。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权力制衡的定量标准，社会仅仅需要17种可能的约束措施中的4种，就足以消除这种劣势，而有了8种约束措施，它就能反败为胜，反超独裁政治2。8％。只要17种约束措施中的4种，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多，但不幸的是，这已是资源丰富社会通常所具有的两倍了。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但悖论的是，它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缺少权力制衡。

　　　　那么，如果一个社会添加了17种约束措施当中的4种，是不是就足以如愿以偿了呢？大多也都不太可能。定量的指数只不过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一份蓝图。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权力制衡最为重要，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探讨得更深入一点。如果非要说哪一种约束措施最为重要，那就非自由的新闻舆论莫属了。有个叫做〃自由之家〃的组织，多年来将全球的新闻自由状况纳入到一个评分系统中。评分相当粗略：只有自由、部分自由、完全不自由。我们使用它来考察在资源丰富社会中的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上是否有所不同。我们发现自由的新闻舆论相当普遍地与更快的增长率关联在一起，但这种效应在资源丰富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显著。

　　　　最后，我们试图追查权力制衡能改进哪一种政策。目前我们已推导到了投资决策：权力制衡可以提高投资回报。有关权力制衡能够提高投资回报的实际事例，可以见于非洲最重要的产油国尼日利亚。在1979年之前的大约10年内，尼日利亚一直处于军事独裁之下。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在1979年国家回到了民主之下，推选谢胡·萨格里（ShehuShagari）为总统。不幸的是，他的政权结果成了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受裙带关系驱使的选举竞争的典型例子。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恢复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一修建大坝的项目是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核准的。现在这一项目又被重新提起，只是它的花费根据新合同，已从1。2亿美元升至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亿美元。政客们不惜血本地收买那些能够让他们当选的投票者，如今便迫不及待地要收回自己的投资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从大坝项目中捞油水。

第二部分　第16节：自然资源陷阱（5）

　　　　第二个例子同样出自尼日利亚，时间要更近一些。1983年底，尼日利亚再次落入军事专政的魔掌中，直到1998年才又回归到民主领导之下。到了2003年，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Obasanjo）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也曾于1976~1979年间，担任军事统治下的国家首脑）。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像萨格里的政权一样，是从军事统治向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而且也确实与萨格里的政权如出一辙。选举竞争十分激烈：在2003年的选举中，80％的在任参议员被击败。与此相应的是，权力制衡名存实亡；根本就没有时间让它们各就各位，权力部门的所有利益都对权力制衡视若仇敌。而奥巴桑乔却鼓起了相当大的勇气，开始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引入缺失的权力制衡。首批措施之一就是要求公共投资项目需要公开竞标，而这一约束措施令人吃惊之处，就在于它之前居然一直缺席。当这一要求最初提出时，造成了些许反复：之前批准的项目又重新进入竞标范围。竞标的过程使这些项目的成本平均降低了40％。

　　　　这两个尼日利亚的案例——由缺乏约束的选举竞争产生的过渡政府导致大坝修建成本巨额增加，而基础性的约束措施则导致公共投资项目的成本大幅降低，这说明资源丰富的民主国所面临的危险无处不在。

第二部分　第17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1）

　　　　第四章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

　　　　在我担任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加纳人来拜访我。他是中非共和国首相的经济顾问，这说明了中非共和国的某些事情——首相找不到合适的本国公民来做自己的经济顾问。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本来就很少，而多年来的施政不当更使这些少数人流亡国外，甚至连它们的首相都是回归的流亡者。不管怎样，这位认真的年轻人读过了我的著作，希望得到一些建议，使国家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终于，我于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国家电视台的全体人员在机场迎接我，好像我是什么知名人士一样。这也同样说明一些事——没有什么名人造访中非共和国。当我和政府进行商谈时，我问了它们一个我在给政府提建议时经常会提的问题，常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能够迫使人们给出具体的回答，而且它还可以作为测试人们胸中抱负的试金石：即20年后他们最希望发展得像哪个国家一样？一群政府官员进行了一番内部讨论之后，给了我一个回答：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事实上，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个愚蠢的回答。两个国家在一些重要特点上确实有共同之处，而布基纳法索也在其现有条件下努力发展。但它仍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非共和国试图实现的预期目标，竟然只不过是在20年后成为现在的布基纳法索，这实在令人绝望。

　　　　邻邦问题

　　　　当我管理世界银行研究部时，有幸得到托尼·维纳布尔斯的有力辅佐，来带头做贸易方面的研究。我鼓励他进一步研究被陆地包围的问题。维纳布尔斯设法找到一个集装箱从美国和欧洲的港口运输到世界各国首都所需成本的相关数据。毫无疑问，前往内陆国家的首都的运输成本更高。但令人震惊的是，运输成本表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