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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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这一点就能吸引私人资本的流入。

　　　　私人资本的流入

　　　　全球资本主义总是像上文所说的那样运行。例如，中国就正在吸引巨大的私人资本流入。当然，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外资惊慌失措地撤离该地区，也显示出短期资本流入其实是一种令人喜忧参半之物，有时也会将国家置于金融风暴之中。但长期的投资则更可能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会得到工作机会、工资将上升，而将资本移入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则能够得到高额回报。这种资本活动，比如贸易，通常都会创造皆大欢喜的收益。由于政治竞赛往往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那些最热衷于政治的人会很难相信这种双赢。所以他们或许就会对全球化产生过分的质疑。

　　　　但最底层的10亿人又如何呢？我再一次认为全球化的效应（这一次是通过资本流动）是不同的。最大的资本流动不会流向那些最缺乏资本的国家；它们与最底层的10亿人擦肩而过。投资流入的国家之首是马来西亚，一个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流入，就只是为自然资源开采所提供的资金，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被首选的是安哥拉，这还要归功于海洋石油的发现所带来的机遇。

第二部分　第23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4）

　　　　为什么资本最为匮乏的国家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呢？从历史的角度上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当的治理和政策。不当的治理和政策显然不能促进用于资源开采的资本流入（就像安哥拉）。可这种资本流入实际上也缩减了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的自由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都对治理和政策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革。可问题在于，即使是这些进行了改革的国家，也不能吸引重要的私人资本的流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不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和一位现在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非裔美国人、凯茜·帕缇萝（CathyPatillo）一起合作对此进行了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投资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的可感知风险仍然很高。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是可以估测的——一本实用的指南是一份由《机构投资者》杂志完成的民意调查，它将每个国家的可感知风险用1~100的得分排列了出来。得到100的分数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投资安全类别，而得到1的分数则意味着它只适合神风敢死队一样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这种调查所显示出的风险率，有助于从统计学上揭示私人投资的流动；不言而喻的是，高风险必然会吓退投资。

　　　　进行过改革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问题在于，风险评级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才会显出好转的态势。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给进行改革的乌干达提供建议时，第一次遇到了这一问题。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果断的决定，经济也开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而那时，《机构投资者》给乌干达的评分却只有百分制的5分，是非洲国家中最差的得分。这与政府实际所做的努力实在太不相称，所以理应发起一场争取投资者的形象工程。渐渐地，评分不断提高。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到了乌干达的经济代表团。当时最新一期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出版，他们激动地冲到我面前说：〃您看过了么？〃他们已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进步，他们的评分从18升至了23——但仍然远远低于重要投资可能流入的水平：30~40。为什么令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刮目相看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二部分　第24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5）

　　　　首先，矛盾的是，那些改革力度最大的国家，往往是改革开始时治理和政策最糟糕的国家。世间事物往往会否极泰来，差到极限反而能够引发激烈的变革。所以改革的确经常从一个相当糟糕的水平上开始，就像乌干达。如果你是从5分开始的，那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投资愿意流入的评级水平。

　　　　第二点原因是，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经济非常小。必然的结果就是私人投资者实际上对它们一无所知——搜集信息花费不菲，更何况信息还要不断及时更新，而这些地方实在没有重要到足以让他们去费神调查。这在乌干达政府试图改变国家形象时表现得非常明显。上一次乌干达在新闻当中出现，还是因为艾迪·阿明，那位令公众困扰的政变领袖，不满足于只坐在总统的宝座上，又自封为陆军元帅（他自封的全称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杰出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地上万兽与海中水族之主，非洲尤其是乌干达的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终身大总统阁下，陆军元帅哈迪吉·艾迪·阿明博士）。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阿明已经倒台了近10年，但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仍然以为他是总统。在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有58个国家，投资者不会逐一对它们进行了解，而只会将它们统归为〃非洲〃，随后对它们置之不理。这与中国恰恰相反：每一家重要的跨国公司都知道应当与中国的发展齐头并进。这甚至在统计学上就能显示出来：一组研究者已经揭示，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的评估系统性地夸大了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

　　　　第三点原因是，政策上的改进实际上往往并不稳固，许多刚开始的转机转眼间就会前功尽弃。改革在政治上往往是困难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它并没有从有条件的捐赠政策当中获得多少帮助。即使是那些真正想要进行改革的政府，也往往会被迫反对一些援助国急切催促它们进行的改革，因为这些援助国总是想要毕功于一役。而政府并不想偶尔才拿到的钱，就胡乱进行一些改革，随后便不了了之。所以真正的改革者往往不能将自己和冒牌的改革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改革的诚心，投资者便将他们和冒牌货们混为一谈，说：〃不用联系我们，我们会联系你们的。〃随后却去了中国。

第二部分　第25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6）

　　　　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可信度的问题。由捐款促发的改革并不能为投资者所信任，而即便没有捐款，这些改革也是有高风险的。一个真正要改革的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呢？经济理论给了我们正确而标准的解答，但那并不怎么吸引人。政府需要发出一个表达它们意图的令人信服的信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一番痛苦的改革，而冒牌改革者是不会去进行这样的改革的。这样做才会显示出这个政府的真正决心。乌干达政府实际上就是这样去做的。它将财产物归原主，即那些被阿明驱逐出境的亚洲人。在总统选举的准备阶段中，乌干达政府也大刀阔斧地裁汰行政部门，上千人丢了工作。这样的决定使国家的风险率骤然提升。尽管为改变投资者的认知，这种信号战略是必要的，可它还是显得过于雷厉风行，难免要冒着制造一次政治反弹的风险。在第4部分，我将讨论用何种方法能够不这么痛苦地获取可信度。

　　　　私人资本的流出

　　　　资本流入的缺乏，只在半个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全球资本市场不为最底层的10亿人打开大门。另一半则在于他们自身的资本流出。这种资本流出多数是非法的，所以它是私下进行的。它被称为资本外逃。为了查明资本是否在外逃出最底层的10亿人，你需要掌握大量官方的数据。而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在我和凯茜·帕缇萝、安珂·霍芙勒3个人通力合作之下，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当中，你又想从国外赚钱，这样你就必须持有外汇——美元。而这常常是非法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外汇必须以官方兑换率卖给中央银行，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花招，其中之一就是伪造出口文件。比如某人在向美国出口价值1000美元的咖啡。那个人向海关的一些人行贿，这样文件上便说只有500美元。用这种方法出口，就只用将500美元交给中央银行。他便能将另外500美元卖给你，而你就可以将它存到国外的银行里。为找到这类勾当的证据，我们可以在数据上寻找不符之处——咖啡出口商贿赂的是当地的海关官员，而不是美国的海关官员，所以在美国交易后的文件上会准确地记录下来，是价值1000美元的咖啡进口到了美国。通过将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进行比对，再利用其他的不符之处，就能够理清每个国家每一年的资本外逃了。例如，用这种方法你能够发现，1998年尼日利亚的军政府统治结束后，尼日利亚人有大约1000亿美元的资本在国外。当我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尼日利亚在阿布贾的中央银行年度会议时，它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第二部分　第26节：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7）

　　　　我们随后对各国持有的私人财产的价值进行了逐年的估算。这听起来或许很困难，但你可以用某种称之为〃永序资金法〃的方法，依靠私人投资的数据将这种价值计算出来。最后，我们将外逃海外的私人财产与国内持有的私人财产放在一起，看看国外持有的私人财产占总量的百分比是多少。所产生的数据，随即变成了有关非洲的最为著名的数据之一：到1990年，38％的私人财产在国外。这一比重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巨大。甚至远远高于中东地区，那里遍地是石油和沙漠，国家鼓励向海外投资也不足为奇。非洲融入了全球的金融经济，但却是沿着错误的方向：世界上资本最为匮乏的地区在出口它们的资本。（从我对我们如何得出38％这一数字的描述当中，可以推测出我们所用的方法并不够精准。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资本外逃确实一直存在，但究竟有多少我们并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来。）

　　　　所以，非洲人正在将自己的钱包往外掏，让他们的资金流出这一地区。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量的资金外逃？如果你问一问非洲人，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腐败。那些当权者掠夺公共资金，然后安全地送往国外。这当然说明了部分问题，但却并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上。例如，印度尼西亚就曾有过一次世界级别的腐败。苏哈托总统将〃亚洲家庭价值观〃（我们客气地这样称呼它）发挥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上，他的贪腐数额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些钱中绝大部分还是被他留在了国内。而非洲人的钱，无论是贪腐得来，还是诚实劳动得来，都被他们拿出了非洲，因为投资的机会少得那样可怜。投资机会如此之少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被困在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之中。资本外逃就是对于陷阱的一种回应。在专业经济学的诡辩语言中，资金外逃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人们将他们的财产投入到可以产生一个合理而安全的回报的地方。我们如何得知哪里是这种理想之地？我们试图从统计学上解释这种资产组合选择。例如，为什么1980年的印度尼西亚将它们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了国内，而1986年的乌干达却将它们2/3的财产都投到了海外？我们试图给出一整套解释，比如对腐败的评估和对资本回报的评估。我们发现投资机会如此之少，除了因为陷阱降低了资本的回报之外，也因为投资者通过像上述《机构投资者》的评分那样的指南，对这些国家的高水平风险有所认知。可信度问题不仅仅吓跑了国外的投资者，它也同样吓跑了国内的投资者。

　　　　从而，尽管最底层的10亿人长期缺乏私人资本，可他们还是更多的在通过资本外逃，而不是资本流入与全球经济融为了一体。他们的资本流失部分是因为包括诸如政局不稳和政策不利的情形在内的陷阱，这些都使得国家不适宜投资。但即使是国家洗心革面，它们也还是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对发生反复倒退的担忧使得资本仍然不会流入。因而不要指望着全球资本的流动能够因为最底层的10亿人缺乏资金，就给他们提供发展。它更可能是在加固陷阱。

第三部分　第27节：军事干涉（1）

　　　　第八章军事干涉

　　　　自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就很难再寻求到对于军事干涉的支持了。对于我而言，本章可以说是本书当中最为强硬的一章了，因为我想要说服大家，外部的军事干涉对于帮助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国家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而要比外部的军事力量更称得上是这些国家的心腹大患。

　　　　外部的军事力量能够做些什么

　　　　直到1990年前后，国际上对衰败国家的军事干涉还仅仅只是冷战的一种延续。苏联通过古巴武装安哥拉政府，而美国则通过南非武装安哥拉的反叛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这些军事干涉自然没有真的帮到安哥拉。直到冷战结束之后，从不同角度的考量发起军事干涉才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使军事干涉有了合适的用武之地——驱逐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成为国际主义一种全新的胜利。科威特事件代表了一种明显需要借助国际干涉的情形：驱逐侵略者。但外部军事干涉还有其他三种重要的作用：重建秩序、维护战后和平和预防政变。

　　　　重建秩序

　　　　在科威特事件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在我看来明显可以用到军事干涉的情形：在一个崩溃的国家中重建秩序。全面的崩溃情形很少见，但也并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索马里。我之所以说这种情形显然需要军事干涉，是因为对索马里这样一片巨大的领土陷入无政府状态袖手旁观，绝对是不负责任的。所以美国进行了军事干涉，出兵索马里，发起了〃重拾希望行动〃。

　　　　不知道是美国军队自从在科威特大获全胜之后变得过于自负，还是它受到了政客们的过分操控。不管怎样，它们的多媒体增强型军事干涉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们的目空一切（美军进入索马里的时间整整延后了24小时，为的就是让摄制组能在军队之前到达索马里海岸）。也许是这样干涉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它所遇到的安全问题，但考虑到媒体新闻覆盖面，在电视上反复展示的18名美国罹难者实际上已经宣判了干涉必将以失败告终。不要会错我的意思：维和部队的战士牺牲确实是件可怕的事情，而一个国家派遣部队去救人于水火也的确是种高尚的行为。但现代军队所做的，往往正是在这些危如累卵的险境之中，提供一种和平的全球性公益。有时士兵们会因公殉职，而他们会被视为英雄而加以敬意，而军队也不可能在零风险情况下完成任务。不管怎样，这场战争或许本来是计划为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的任期锦上添花的，结果原本预想在媒体上展示的兵不血刃，到了1993年10月却变成了一场媒体上演的噩梦，而美国军队也因此迅速撤离。当然，在伊拉克之后，美国在仅有18人死亡的情况下就撤兵索马里，看上去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可这就是发生了。

第三部分　第28节：军事干涉（2）

　　　　对于索马里而言，结局是悲惨的：过了12年之后，它仍然没有一个具有职能作用的国家政府。到了1995年，大约30万人死于动乱之中，而在持续战乱和医药健康系统崩溃的情况下，这以后就没有对死亡人数的确切估计了。但军队撤退产生的最为惨痛的后果并不是那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