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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的十亿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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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系统崩溃的情况下，这以后就没有对死亡人数的确切估计了。但军队撤退产生的最为惨痛的后果并不是那之后在索马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人们从这一事件当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绝不要去干涉。
而这之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大错特错。还记得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切吗？因为我们不想再重演索马里的失败，不想再有18个美国士兵被杀，所以我们便没有进行国际干涉，任凭50万人在卢旺达被屠杀，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本章就是为那些不会认为50万卢旺达人被杀总好过牺牲18个美国人的人们而写的。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内战的恶果会通过传染病、恐怖主义和毒品的方式殃及到富裕世界。一些富裕世界的民众会因最底层的十亿人中的混乱而丧命。从而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是让民众作为被殃及的受害者死去，还是让士兵们在自愿为正义而战时舍生取义。而索马里就造成了对他国的这种波及。由于持续不断的动荡，大批的索马里年青人逃到了发达国家。2005年7月，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在英国寻求庇护的流亡者，将他的帆布背包装满了炸药，企图炸死伦敦地铁的乘客们。2005年11月，一伙索马里人抢劫了英国布拉福德的一家银行，杀死了一名女警。我有一个幼子，我不想他长大了以后冒着生命危险去当一名维和士兵。但我更不想他会有在伦敦被一些衰败国家的流亡者炸死，或是在布拉福德被他们枪杀的危险。我也不愿他有染上疾病的危险。索马里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天花的传染源，在索马里政府垮台之前，天花在国家卫生组织的介入下被根除了。而当时如果和现在情况一样，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无异于痴人说梦。幸亏索马里的政府多支撑了那么一段时间，天花就还会继续肆虐下去。总而言之，我认为，如果我们通过重建秩序来回应、解决这些衰败国家的问题，而不是仅仅依靠各种各样的防御性措施，那么我的孩子以及每个人的子孙，就都会生活得更安全些。
第三部分 第29节：军事干涉（3）
维护战后和平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军事干涉的议题又被重新提上了桌面，并开始执行在战乱结束之后维护和平的新任务。这种维和的成功与否也是碰运气：因为有些地方有很多军队，而另一些地方则缺兵少将。世界上外国维和部队和当地人口的比率最高的地方大概就是东帝汶了。我在那里碰到的一个维和士兵是冈比亚人，一个非洲最穷困的小国之一。当我向他询问有关东帝汶的情形时，他告诉我那里这是太可怕了。〃这些人真的是穷困潦倒，〃他说。如果连他都这么认为，那实情肯定就是如此了。不久后，当我偶然遇到了一些外交部门的人士，我便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会有这么多维和部队，而将他们的回答总结起来只有一点，即对这里进行国外的军事干涉，是因为这里安全。政府派去担任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士兵，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000美元的酬劳。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像这样差遣他们的部队，实在是条不错的生财之道。而这样一来前提便是士兵们不要光荣殉职，所以像东帝汶这样安全的环境便最理想了，而像刚果民主共和国那种朝不保夕的地方就没那么吸引人了。即使部队被派往那些凶险的地方，他们也往往能明哲保身、〃化险为夷〃。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发生在1995年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荷兰的维和部队在那里本来应当提供一个安全区保护那些惊恐万分的难民的，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弃守安全区，导致这些难民被大肆屠杀。可荷兰人似乎并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当2004年利比里亚的时局像近年来一样出现周期性的动荡时，荷兰派出了一艘海军军舰，而它们收到的指令却露骨地明言，一旦局势恶化就立即开走。另一宗发人深省的案例是有关塞拉利昂的一只杂牌联合国部队的。2000年，联合革命阵线反叛组织俘虏了这支部队的500名士兵作为人质，并缴获了他们的军事装备。难道联合革命阵线真是这样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么？显然不是——当几个月后一支几百人的英国部队抵达后，愿意碰碰运气，结果立刻就将整支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联合国部队之所以如此容易就被拿下，是因为联合革命阵线知己知彼，知道他们根本就不会抵抗。他们虽然端着枪，可不过就像一群到处炫耀自己珠宝的游客一样。
第三部分 第30节：军事干涉（4）
说了这么多如何不去进行国际军事干涉的例子。而与此相对的一次巨大成功，就是刚刚提到的英国对塞拉利昂的干涉——〃帕利瑟行动〃。这次行动确保并维护曾被联合革命阵线所破坏的安全，整个军事行动的成本低得令人咋舌。我想不出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像这样，做到使塞拉利昂的和平得以重建和维护。安珂·霍芙勒和我甚至试着对军事行动做了一份成本效益分析，而调查这些成本的过程出奇地顺利——我只不过打电话给国外的政府机关，它们便知无不言、倾囊相告了。最困难的部分是估算收益。无论如何，自从英国部队在塞拉利昂重建了和平之后，那里就一直太平无事。这自然是最为重要的，倘若没有了他们，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惨不忍睹的事件发生。而对这种可能性的杜绝，就是给英国部队的最好报酬。我们用自己的战乱模型来估测塞拉利昂可能战火重燃的风险率——当然是一种相当粗略的估算，因为我们使用的原型是典型的战后国家，而没有将塞拉利昂的特性考虑在内。但是作为一种估算战后军事干涉典型收效的方式，忽略特性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接着，我们将这种避免可能的战乱，与内战的典型代价相加，估价就已经达到了640亿美元左右了。我不得不说，我并不喜欢做这样的算计；较之估算一个任意的特殊情况的风险率，我们的模型更适于确定哪一种干涉政策可能最通用，因为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中都有着太多的重要信息是一个模型必须忽略的。但这样做还是有价值的，我们毕竟估算出干预的收益大约是其成本的30倍。有了这样的成本效益比率，就很难在计算中有太多失误的可能了。
帕利瑟行动是英明果断的，英国军队可以把他们给塞拉利昂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引以为豪了。它也同样为对最底层10亿人的军事干涉树立了一个榜样：低成本、自信而且持久。它也是广受欢迎的——那些国家的民众由衷地感激。然而，它却被彻底埋没了。相反，每天见诸报端的总是伊拉克。就像索马里一样，从伊拉克得到的最为明显的教训就是绝不干涉。这不仅仅是普通大众的反应，也是高层权威人士的反应。2005年11月，我受邀到布鲁塞尔给一批专家做讲座，满屋子都是高级军官。当我给塞拉利昂的事情定下基调时，我得到的第一个回应是：〃但那些英国人肯定会被伊拉克人打得片甲不留！〃可是我们应当铭记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当我们将头深埋在沙子里，对一切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有了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
所以我们应当干涉，但不必到处都干涉。塞拉利昂的情形比伊拉克更能代表在最底层10亿人当中施行军事干涉可能带来前景。看一看两种情形之间的对比。在塞拉利昂，我们的军队收到了政府的邀请，更受到了当地民众箪食壶浆的迎接。在塞拉利昂我们不会被指责是为图谋石油而去，因为那里没有石油。在塞拉利昂我们不必担心〃修复被我们所破坏的东西〃，因为那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去破坏，何况我们以最低限度的损害就能让联合革命阵线一败涂地。在塞拉利昂，我们为锁定胜局所需的正规士兵不超过1000人。两种情况截然不同，泾渭分明。
第三部分 第31节：法律与章程（1）
第九章法律与章程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援助和军事干涉。它们都可以派上大用场，但是它们也都代价不菲，前者需要大量的金钱，后者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有时更需要士兵们的勇气。所以现在我打算讨论一组价廉实惠的干涉措施，它们分为两类：我们自身法律中有利于最底层10亿人的改变；有助于指导行为的国际标准的完善发展。
我们的法律，它们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讨论了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可能会成为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和疾病的温床。但悖论的是，有些事情是相互的：富裕的国家本就已经为最底层10亿人中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
而其中一种起到这种温床作用的离谱行为，就是西方银行长久以来都在将从最底层10亿人社会中掠夺来的资金作为存款接纳，这使得这些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掠夺者和银行纳入囊中，并再也不会将之完璧归赵。许多西方国家都涉嫌在做这种可耻的勾当。2004年，美国华盛顿的里格斯银行就曝出了这样的丑闻，它们从赤道几内亚的总统那里接纳了巨额的存款，而且还给他写了封阿谀奉承、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继续这样做。等到事情曝光出来，这种鼓励洗钱的行径自然被马上叫停，银行也被彻底进行了整改。2000年在英国也暴光出类似的丑闻，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SaniAbacha）家族，竟然在伦敦银行堂而皇之地存入了大量的现金存款而没有人过问。但是，在这类事件中当之无愧独占鳌头的，还要属瑞士。同样是在2000年前后，有消息透露，阿巴查在1998年死之前，也在那里洗钱，而当阿巴查之后的尼日利亚政府追讨这笔钱的时候，瑞士竟然拒不配合。更有甚者，在一家瑞士法庭最终裁决这笔存款属于尼日利亚政府时，瑞士的司法部长竟然公然拒绝归还这笔钱。他真应当为干出了这种事情而感到羞愧！难道瑞士真的需要靠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才能生存下去吗？
第三部分 第32节：法律与章程（2）
当我访问东帝汶时，我第一次确信我们需要这样的章程。那时，印度尼西亚刚刚从这里撤走，新的政府需要重新选举。由于东帝汶即将获得巨额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那些曾在葡萄牙组建临时政府的流亡团体决定执行有计划的撤回。那些流亡者知道管理这些收入有着相当的难度，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深感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又必须对此做一些事情，寻找一种可以用以处理这些收入的模式。如果在国际章程中存在这样一个范例对此进行阐释，他们很可能会采用这个模式，然后放心地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战后政府需要担心的数以千计的烦心事上去。然而，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章程可以依循。所以他们只得用两条标准去寻找处理的模式，这两条标准都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条标准是这一模式必须来自于石油生产国家，这一点是无需辩论的。第二条标准是它要来自于葡萄牙语国家，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很好地对它进行理解，这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可当这两条标准叠加在一起同时使用时，他们得出的结果竟然是安哥拉。于是他们派遣了一支调研团到安哥拉去学习如何对石油收入进行管理，但这无异于让一队人到妓院去考察什么是神圣。结果幸运的是，他们认为安哥拉的模式不值得借鉴。而不幸的则是，作为代替，他们选择了挪威的模式。这一事件让我确信制定一份章程还是十分必要的。
这一点其实也已得到了证实。英国2002年所发起的资源开采业透明化运动，就是一种雏形的章程，它便取得了一定效果。它被东帝汶和几个西非的政府利用起来，而不仅仅是在尼日利亚的改革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参加西非国家讨论石油收入的部长会议，对透明制度表现冷谈的代表团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或许他们是抱着能得到一种非洲一致对外式的庇护的希望。但他们未能如愿，很多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都希望改革并执行透明制度。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两派之间就有关是否制定这项章程的激烈争论。结果包括一些境况最差的政府都发出了希望变革的声音，而毫不令人差异的是，也有一些希望一切照旧的声音，双方互不相让。你能想象在没有国际章程保障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吗？同伴压力（peerpresure）是国际性标准能够得以被采纳的一种途径：改革者总能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中掌握到政权，他们把握住时机采用了这些标准，而当它在政治上变成麻烦时便又弃之不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它们，那些没有采用的国家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对于腐败的纵容将会愈发凸显出来。
第三部分 第33节：法律与章程（3）
采用国际标准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内部，尤其是来自于公民社会。国际章程对人们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政府要么采用它，要么解释清楚为什么没有采用。所有最底层的十亿人所在的国家都潜在着大量反对劣政的人士。但是把这些潜在的反对者转化为有效的推动力绝非轻而易举。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形下，这种压力也只不过是作为公益事业而出现，并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坐享其成的态度上去——不要麻烦啦，把这些问题都留给那些愿意为这些事殚精竭虑的人去做吧。因而，在很多社会处理这些问题既需要努力，也需要勇气。此外，因为改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在什么是需要做的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分歧往往将改革者们的反对意见割裂并消除掉。这种分歧往往被简化为是对领导权的争论：支持其他某人的观点就被认为是在承认别人是领导，从而也就放弃了自己的诉求。在那些由恶棍们独揽大权的地方，他们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更重要的是他们精通于分化和统治的手段。他们会积极地设法制造并扩大分歧。而一项国际性标准能在让任何人都不表示承认别人是领导的前提下，协调各种分歧。
利用资源收入获利的第三个关键加压点是资源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它们中的典型就是戴比尔斯公司及其对钻石进行鉴定的金伯利流程。多年以来，戴比尔斯公司都否认冲突钻石成之为问题。随后，非政府组织施加了压力，劝说戴比尔斯，否认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旦冲突钻石的形象在消费者中形成固定印象的话，钻石就将走上和皮草一样的道路，成为众矢之的。为了它们一贯以来良好的信誉，戴尔比斯公司终于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策略。它提出了一项钻石鉴定的计划，同时将不断推进，以使这项措施得到更为有效的推行。例如，它升级了一种新的外观漂亮的卡片技术，这种技术使私人开采者更难走私从河床中挖掘出来的金刚砂石。随着这种鉴定越来越有效，钻石的收益将慢慢积累到政府手中，而不是到商人手中。一个专家告诉我说沙金矿工真正得到的只有钻石市场价格的10％。
第三部分 第34节：法律与章程（4）
戴比尔斯公司证明了大公司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但是这些在钻石行业适用的规则，在石油行业中却并不一定同样适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的是，公开透明制度一点都不难办到：走私石油比走私钻石难多了。这里也有一些〃冲突石油〃：在一段时期内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有价值10亿美元的石油被〃储藏〃起来——其实是被偷运了。实际上，如果尼日利亚政府能够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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