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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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会议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销了。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另外，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样，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当选。　　　　
　　　　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这样，也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也有人认为对毛泽东的排斥不是始于赣南会议，而是始于宁都会议。见凌步机《“赣南会议”新探》，《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一期——引者注），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此后他专做政府工作了。就在瑞金举行“提灯游行”那天，王明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于接通了“莫斯科—上海”和“上海—瑞金”的无线电联系，王明可以坐在莫斯科，“遥控”着上海以博古为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上海，寒风吹过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行人无几。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和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小店，先是出来一个小伙子，稍过片刻又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这男子穿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小店楼上，一个妇女轻轻撂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那个妇女，便是邓颖超。“三十多岁的男子”，则是周恩来。　　　　
　　　　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在十六铺码头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来到统舱里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地下交通员“小广东”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　　　　
　　　　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来来去去的，很多是广东工人。周恩来混杂在他们中间。船往南行驶了几天，才算到达汕头。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个画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他。一路乘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由闽西进入赣南，终于在这年年底来到红都瑞金。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也就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比起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虽说那时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的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周恩来却不顾忌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这时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了“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事有凑巧。一九三一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是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涂中喊错了口号。这下子，林海汀、吴拙哉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加以严刑审讯。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只得按照审讯者的“提示”，乱供一气。林海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既然有“宣传部长”，当然有“特委书记”。又是一番严刑逼供，傅柏翠被说成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傅柏翠在一九二八年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因与中共闽西特委产生矛盾，在一九三○年十二月被开除党籍。这下子，又成了“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顺藤摸瓜”地逼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委员”们，逼出各级组织成员们，逼出一个个“社会民主党党员”。本来纯属审查者们子虚乌有的想象，却在棍子、皮鞭下，变成煞有介事的“第三党”！李韶九越“肃”胆子越大，甚至想把陈毅也打成“AB团分子”！总前委曾下达“任务”，要陈毅在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分子”，而这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人！陈毅无法完成“任务”，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分子”！于是，陈毅被召去开会。　　　　
　　　　陈毅自忖凶多吉少。临行前，对他当时的妻子、二十岁的萧菊英说：“等到下午六点钟，你就快走。回你家乡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找回来”陈毅走了。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八时。　　　　
　　　　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分子”，跳井自杀了！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也刮到瑞金来了。从一九三一年五月起，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以为瑞金也有“社会民主党委”，于是把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抓起来杀害，接着县苏维埃、县工会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他到任没几天，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他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问题。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理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那个引起极大民愤的李韶九，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底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来，终于被处决。二十多年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也就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把自己的错误分为“真错”和“假错”两类。他说“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属于“真错”；“南雄打了败仗（指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围魏救赵”——引者注），是我指挥的”，也属“真错”；还有“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等等。　　　　
　　　　毛泽东说，他也有许多“假错”——“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毛泽东在回忆这“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时，特别提及了：“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那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了！　　　　
　　　　小小叶坪村那时仿佛成了“红色华盛顿”，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集中在那里。人来人往，毛泽东不愿住在那里。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十三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蓊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那古庙，住了进去。　　　　
　　　　据他的警卫员吴清回忆：“主席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旁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张边带条子的浅红色线毯，上面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摆脱了冗杂的事务，步入这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便埋头于读书。他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此外，他饶有兴趣地读着“郑爱群”派人给他送来的报纸，内中有《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自从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以来，便养成了每日读报的习惯。上了井冈山之后，难得见到报纸，他简直如饥如渴地企望着得到报纸。据云，他有一回派一支小分队去袭击一座县城，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从县府里搬回几个月以来的报纸！如今，在瑞金也无法订阅国民党地区的报纸。一个名叫“郑爱群”的人，在福建汀州给他订了好几份报纸，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给他送来。　　　　
　　　　这“郑爱群”的名字，是毛泽东为那人取的化名。此人的真实姓名叫傅连暲，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福音医院是汀州颇有名气的教会医院，傅连暲是那里的名医，附近的豪绅达官生了病，总要请他看。一九二五年底，当傅连暲到连城为一个大地主看病时，偶然在客店里结识了邓子恢。邓子恢把瞿秋白著《新社会观》一书送给傅连暲，他看后顿开茅塞。从此，傅连暲的思想日渐激进。　　　　
　　　　一九二七年八月，贺龙部队的营长陈赓在南昌起义受伤后，傅连暲收留了陈赓，让其在福音医院养伤。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打下了汀州，跟傅连暲结识。毛泽东便“拜托”他代为订报毛泽东在东华山上读书、看报，每天还花四个小时给警卫战士教文化课，上午两小时文化学习，下午两小时时事学习。有时，他还带战士们一起出去砍柴。农家子弟出身的他，砍柴的动作非常利索、熟练。看得出，毛泽东的身体还可以——他上一回在红四军“七大”蒙受打击后，得了恶性疟疾，倒是真的大病一场。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断地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闲暇时，他把那些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加以整理、修改，誊清后给贺子珍一句一句地讲解。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问起打赣州的战况。说实在的，他这次上山，说是因病休养，其实是心中不快。除了赣南会议，还由于那场打不打赣州引起的大争论二月下旬，毛泽东在东华山上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陆续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当年，周恩来在天津参加觉悟社时，社员编号，他抽签抽到五号，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谐音“逸豪”为笔名）。周恩来明明在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党”呢？显而易见，那启事是纯属捏造、混淆视听的。　　　　
　　　　毛泽东当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为周恩来辩护：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央党史资料》，第二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在“文革”中，江青曾借“伍豪启事”发难，毛泽东当即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央党史资料》，第二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在东华山上住了五十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三月上旬的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上的休养生活。那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们上时事课，忽然值班警卫前来报告，说是两个骑马的军人正朝山上来。　　　　
　　　　毛泽东出去一看，来人渐渐近了，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远道赶来，显然有要事。果真，项英上了山顶，没有歇一口气，便对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马上猜出项英的来意。“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项英答道。　　　　
　　　　毛泽东听项英介绍了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马上很爽快地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项英一走，毛泽东收拾一下文件，当天便下山。正在这时，乌云翻滚，眼看一场大雨要倾泻而下，贺子珍劝毛泽东晚一天走，别让雨淋出毛病来。“不，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毛泽东说着，就迎着风雨下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