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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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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一反往日“积极进攻路线”，在社论中写及了“退却”：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③博古和李德的“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的口号，已被蒋介石的“步步为营”战略所粉碎。“池塘”日见干涸。情知无法再固守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极端秘密地决定突围，进行“转移”和“退却”。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便是为了给红军主力的“转移”、“退却”探路。在此之前，七月七日，还曾派出寻维洲、乐少华、粟裕、刘英［此刘英（男）非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那个刘英——引者注］率红七军团东征，朝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西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湘鄂川黔交界处贺龙、关向应部队的路线。东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赣东北方志敏部队的路线。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这一切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晓。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和李德已经意识到败局已定，虽然嘴上还在高喊“寸土必争”、“誓死保卫中央苏区”张闻天的文章，唯一“微露”红军重要战略意图的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公开动员公开准备”。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九月中旬离开了瑞金云石山，朝西进发。他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向着于都前进。贺子珍和小毛，留住在云山古寺。这时的贺子珍，又怀孕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离开红都去于都？这是一个谜。毛泽东不是去于都休养，而这时的他，身体恰恰不适，疟疾开始复发。他干吗要步行两天去于都呢？虽说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却很少骑，跟随一群步行者而骑着马也够累的。他去于都，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有人猜测，毛泽东不知道“三人团”的决策，不知道红军即将开始转移、西征。这仅仅是猜测，没有依据。毛泽东跟张闻天住在一起，而张闻天是知道要进行“转移”的，这样，他才可能在社论中“微露”天机。因此张闻天已和毛泽东接近，他会把这样重要的动向告诉毛泽东的。
索尔兹伯里写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倒是说出了一些内情：
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八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不论怎么说，在那样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云石山，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中点的一座县城，傍水而筑。毛泽东一行，来到县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一座灰色的砖房，人称“何里”。那儿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一共三间屋，腾出左厢房让毛泽东住。赣南省是一九三四年七月才设立的，包括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四个县及两个游击区。人口不过四十万。
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日期，大抵在九月二十日之前，因为他在九月二十日有一份“急密译”电报，从于都发给瑞金“周副主席”，亦即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集过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篾匠）和贫雇农座谈会，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他确实在做“指导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就在这时，正在瑞金云石山的张闻天，从军用电话里听见从于都传来的急促的声音：“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电话是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打来的。这一回，毛泽东真的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的十七岁的卫生员钟福昌慌了手脚。张闻天马上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一听毛泽东病重，心急如火燎。
这位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受毛泽东的影响，投奔了红军。他以罕见的方式加入红军——坐在轿子里，从汀州抬往瑞金，轿后跟着一群挑夫，抬着八口大箱！这位“大知识分子”不会走远路，又不会骑马，所以只得坐轿子。至于那八口大箱，里面装的是药品、医疗器械、显微镜、X光机。
他在瑞金办起了中央红色医院，当上了院长。这一回，他要从瑞金赶往于都，临时叫不到轿子，只得骑骡子。他从未骑过骡子，警卫员扶他上骡，然后骑马在侧，随时照料他。他在骡背上紧张极了，出了一身汗。慢慢地走了两三个钟头，他这才算是习惯了，学会了“驾骡术”。傅连暲连夜赶路。第二天又赶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于都城。傅连暲顾不上路途劳累，直奔毛泽东床前，一摸前额，滚烫！量一下体温，四十一摄氏度！“已经三天不吃东西，只喝一点米汤。”警卫员吴吉清告诉傅大夫。傅连暲断定是恶性疟疾复发，给毛泽东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毛泽东虽然病重，但仍不失幽默。
傅连暲日夜守候在床侧。第二天，体温降为四十摄氏度。毛泽东在沉睡中度过。第三天，一量体温，三十七摄氏度，正常了！“傅医生，你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毛泽东坐了起来，大口地吃饭。他总算又一次渡过了危机。就在毛泽东离开红都瑞金的那些日子里，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1
鸭子一只一只消失了。那是专为李德饲养的鸭子，整天在他住房附近的水稻田里嬉戏着。当最后的一只鸭子由李德新娶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做成香酥鸭，成为李德餐桌上的美肴时，这已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这是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各路红军从第一集中点开始移动；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发布《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所谓“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是一种障眼法。因为七月七日派出的寻维洲、粟裕所率的红七军团，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发东征、北上的。这一回，用了“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其实，这次出发的不是“先遣队”，而是主力红军；不是东征、北上，而是西征！这一天，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始之日。长征，毕竟不像运动员赛跑。赛跑可以用发令枪发出啪的一声响作为起步时间，而一个大兵团不可能在同一刹那起步。于是，关于长征的起始之日，也就引起一番争论。“十月十日”之说，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是比较流行、得到较多人认可的说法。此外，还有五种说法，即“十二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之说。主张“十二日”之说，是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这一天发出《关于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执行的通知》：“林聂、彭杨、董朱、周黄、罗蔡、罗邓［指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董振堂、朱瑞，八军团周昆、黄臻，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中央纵队罗迈（李维汉）、邓发。这也就是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的阵营——引者注］：因三军团集中到第二集中地须十五日早始能到达，因此，各军团及中央纵队（即军委第二纵队）接到军委十号之行动计划日程路线，应将该表现定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纵队仍于今十二号晚行动。”中央纵队仍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所在的部队，既然于“十二号晚行动”，应当视为长征起始之日。“十六日”之说，是因为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于这一天开始行动。
主张此说者，认为长征应以前卫行动之日起算。“十八日”之说，主张此说者以毛泽东的行动为长征的标志——毛泽东于这天下午六时从于都北门出发，走过东门浮桥。此说最盛于“文革”期间。“二十一日”之说，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为标志。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二十日上午十时，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加强侦察等工作的指示》。“二十二日”之说，则是红军于此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以上六种关于红军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当然，采用“模糊数学”的手法，称之“十月中旬”甚至“十月”，也就回避了争论。眼下许多史著，往往用这样笼统的时间。“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在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谁都未曾想过这一走竟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做“西征”。至于国民党，则用贬义之词称之为“共匪西窜”。后来，贵阳的羽高书店便曾出版过胡羽高著，以国民党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就叫做《共匪西窜记》。
此时此际，李德成了大忙人，因为关于西征的计划，是他草拟的。如他在《中国纪事》中所写及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从他的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参与中共决策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已是“三人团”中的一个。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为了准备“转移”和把权力高度集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么一来，李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最高统帅，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三驾马车”之一。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2
自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不过，在红军主力西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走，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的。随主力西征，固然也艰险重重，但是留下来显然要冒更大风险，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万六千余人（内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一万多受伤病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思索着该把谁留下来。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后来牺牲于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项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在危难之际接受重任，就这一点来说，项英是好样的。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八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医疗器械已经装箱。十月九日，陈毅在医院里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动手术。周恩来立即嘱令卫生部长贺诚去红军医院，把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取出，派两名医生给陈毅动了手术。术后翌日，周恩来前往医院探望陈毅，并将“三人团”决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诉了他。当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为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张闻天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于是否要把毛泽东列入留守名单，曾有小说详细写及“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坚持留下毛而周恩来坚决反对的情节，但现存的史料中似乎并无这样的记载。小说家显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驾马车”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后写出来的。
“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个人。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临行之前，李德和项英作了彻夜长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
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总是不同的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这次彻夜长谈，是李德代表“三人团”对项英的留守工作作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仅有建议权的顾问，而是掌握着领导权、决定权的铁腕人物。
除了项英留守，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张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因病留下，没想到离别成了永别。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
“邓、毛、谢、古”中的毛、古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住在云山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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