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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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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同时，建议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肖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成了党的宝贵财富。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这样，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并不服气，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他后来沉痛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刘伯坚是叶剑英要好的老战友。早在1926年，他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过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叶剑英欲语还休，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解放后，叶剑英为怀念刘伯坚烈士，曾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到易水河边送好友荆轲的历史典故，追记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热情相送，依依惜别的情景，赞喻刘伯坚及其战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叹不已。这也是叶剑英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的一首激愤诗篇。
临危不惧，在紧急时刻救护中央领导和机关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上指挥上实行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结果发展成为逃跑主义。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四个军团及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八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叶剑英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又称“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由军委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及顾问李德随其行动。
叶剑英后来又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身份主持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7）
在连续突围行军作战中，他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山势陡峭，道路崎岖。下山后，涉过一条小河，好容易来到一片开阔地。就在这时，敌机突然飞来。叶剑英命令部队迅速散开，在路边隐蔽。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部队俯冲投弹。随着一颗炸弹“轰”地一声爆炸，叶剑英腿部受伤摔倒在地。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鲜血从裤子下不断流出。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不停地流血。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右腿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厘米深。但他仍然坚强忍住，说：“没关系，不要紧。”医生赶快对伤口做了简单包扎，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叶剑英不大在乎，坐着担架，继续上路。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叶剑英对待自己负伤不大在意，但对别人却非常关心，使许多同志感受到温暖。他从担架上爬下来，带伤走路，坚持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
红军继续前进。1935年1月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随部队进入遵义城。接着，1月中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一股敌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深水沟里。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发现情况，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事后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中央之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8）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就在会议紧张进行时，敌机突然袭来。出席会议人员没有做防空准备，一时忙乱起来。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央领导人，他眼疾手快，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向山沟里奔去，看到山脚下有块密密的茅草地，两人便隐蔽起来，直到敌机飞走后，才回到原地继续开会。
叶剑英在长征中危急时刻两次救护中央领袖的故事，一时流传开来。
艰苦卓绝，爬雪山过草地勇当开路先锋
遵义会议后，叶剑英在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和彭德怀、杨尚昆的领导下，制定三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乘夜经潭厂、两路口攻占仁怀、大村等地，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
部队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已是夜晚，准备宿营。收报员突然送来先头部队的电报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架修。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叶剑英不顾自己带伤走路，周身酸痛，连夜召集李天佑、孙毅等司令部的几位科长碰头，商讨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去赶修。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经过研究，由孙毅带工兵连，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奋战一夜，完成了架桥任务。
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北进。经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6个旅的堵截，于6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西北地区，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高耸入云，气候寒冷，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红军指战员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粮草不济，空气稀薄，真可谓“饥寒交迫”。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准备些生姜、大蒜、大葱、辣椒，以备上山时咀嚼压寒。他规定翻雪山时，一要缓行，二要少说话，三要坚持站立，不能坐下来休息。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一忽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花袭来，痛似刀割。大家用手捂着脸，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稍不小心，掉进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叶剑英和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但他仍然左扶右挽，同战士们一起前进。好不容易爬到山顶，远远看见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烤火，走近一看，都已冻僵牺牲了。他和同志们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热泪，同这些战友诀别。
爬过雪山，部队断粮，只好靠野菜充饥。有时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树皮。为了走出困境，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但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藏匿起来，不肯卖粮给红军。他教育部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他带头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要大家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同胞。有的藏民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叶剑英告诫部队，绝对不准还击，不准开枪！由于部队较好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更可贵的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在与“左”倾错误斗争中，叶剑英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非常关心和爱护毛泽东。毛泽东有事爱同叶商量。那时没有图书馆，都是个人带几本书在身边，叶剑英在战争环境里一直带着不少书籍。毛泽东研究孙子兵法等需引证典故，叶剑英知道了，主动向毛泽东提供书籍和资料，解决燃眉之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9）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于1936年6月中旬，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十万人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大家欢欣鼓舞，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
更令人鼓舞的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有利形势，提出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是这时党内又出现了一股逆流。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众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分歧日益明显。为了求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新的战略方针；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回到理县后，立即变了卦，他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其追随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的毛儿盖前进。
在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与张国焘的态度相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其用意何在？了解内情的耿飚曾一语道破：“张国焘这样做，一个卑鄙的目的，就是企图削弱中央的领导力量。”
为了进一步解决组织问题，党中央7月下旬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即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作了恳切谈话，随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吕继熙（吕黎平）、陈茂生等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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