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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实录-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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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难道不是伟大的标志吗？”文章最后希望和祈祷美国政府从现实出发，以免“把我们从今天所陷入的死胡同引向深渊的边缘”。
一向被认为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密切关系，被认为美国陆军在新闻界最权威的代言人、《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在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说：“我们应当怎么办‘逃’还是打？我们应当做‘鹰’还是做‘鸽’？有没有第三种选择——现在就谈判？”接着鲍德温列出了九种反对战争和主张谈判的说法并对此进行反驳。他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他要求“继续对北越和老挝的越共供应线、兵站等等进行猛烈海空袭击”，“对北越进行无情的、大规模的轰炸（包括工业目标），并以海军的和陆军的炮击辅助空中轰炸”，“少则派3到6个师，多则派10到12个师”到南越去作战。
马克斯·约翰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军事编辑，是一个已退休的少将，曾先后任第八十步兵师参谋长，侵朝时期的第四十步兵师副师长和第八军副参谋长等职。他著文主张靠核武器取胜，说对付南越“现场”，最有效的是战术核武器；在老挝边界一带，可以用3到6个师进行封锁，也可以搞一个“核化地带”，从而不必派出大量兵力；对北越，单是空中轰炸不解决问题，必须入侵，但也可以用“气有控制的有选择的核轰炸”作为代替办法。
美国霍华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伯纳德·福耳在题为《越南：痛苦的重新估价》一文中说，南越社会已经解体，战略村计划、山地民族工作等等相继失败，所有指标都说明“南越局势已大大恶化”，美国流行的8种可供选择的对策都不理想，美国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现在是时候了，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在我们扩大和加紧越南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亚洲的地位却这样急剧地下降？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
“政府应当仔细想想这个事实。它应当仔细考虑一下亚洲这样普遍地反对我们在亚洲进行的战争这一事实。”李普曼说，“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
“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李普曼讲到这里直言不讳地说，“照我看来，总统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他之所以遇到严重的麻烦，是因为他没有牢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西方白种人在亚洲作为统治者这个角色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永远结束了。西方白种人国家不能保卫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地，使之不受日本人的侵犯。这就结束了从15世纪开始的白种人在亚洲的统治。”
李普曼继续写道：“从那个时候起，尽管我们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可是最高的准则始终是：亚洲人必须由亚洲人统治，西方白种人国家决不可能同亚洲各国人民建立新的关系，除非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政治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是极难理解极难接受的。他们难以接受同亚洲的这种新关系，正像美国有许多南方人很难接受学校和公共事业的非种族隔离化一样。”
李普曼指出：“我们在清除这些旧的成见和偏见以前是不会有能力处理亚洲问题的。我们将发现自己就像今天在越南那样，处于德国诗人所描述的那种困境：无尽无休地追逐着不断向前奔跑的欲望的目标。我们将发现，我们声称要拯救的那个民族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
李普曼最后强调说：“在清除成见和偏见以前，我们将继续陷于困境中。对我们来说，亚洲问题主要是一个我们在理解历史现实方面的问题。在我们对亚洲的看法方面，将必须发生类似最近在我们国内取得的认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认识就是：美国黑人必将成为完全的公民，而不是二等公民。”
随着有关越南问题的辩论的广泛开展，美国人民对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愈来愈不满，人民的反战运动，也在随着侵越战争的升级而深入发展。
从60年代起，特别是在约翰逊政府把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后，美国社会兴起了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战运动。由于一部分工人和黑人相继加入到了反战运动的行列，使得这场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显得特别浩大。
1965年，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带头抵制征兵，号召黑人青年不要应征去越南为保卫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战，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侵略战争的美国黑人组织。位于密执安州安阿伯大学城的密执安大学的几十名教师，首创“暂停正常活动日”。他们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停课一天，以示抗议这场侵略战争。第二天，密执安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师们，采取了同样的停课抗议行动。
在这一年的4月中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带头组织了第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它从全国动员了两万名学生前往首都，在华盛顿纪念碑前集会，并围绕白宫示威游行，高呼“我们决不到越南去作战”等口号、抗议约翰逊政府的战争升级决定。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学生纷纷焚烧政府颁发的征兵证。联邦国会匆匆忙忙地通过法案，规定焚烧征兵证的人要坐5年监狱，罚款5000美元。这种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公众不屑一顾，焚烧征兵证的学生越来越多，迅速遍及全国。
1965年10月中旬，由一些学生团体联合组成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组织了近10万人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抗议日”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波士顿群众接管了著名的波士顿公共公园，纽约市有1万人在曼哈顿岛上示威，奥克兰有几千人包围了那里的一个陆军基地。在1965年11月下旬，“越南日委员会”等团体组织了第二次“向华盛顿进军”。全国各地5万人参加了这次进军。示威群众将白宫大院团团围住。约翰逊总统为了避开群众斗争的锋芒，不得不离开华盛顿，回到自己的老家得克萨斯躲藏起来。
1966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学生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开创了学生占领学校的先例。
1966年3月下旬，“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了20多万人参加的第二次“国际抗议日”活动。1967年4月中旬，它第三次组织了这种活动，参加的群众在50万人以上。
1967年10月下旬这个学生团体又组织了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各地有十几万人参加。他们把五角大楼层层围困，同军警展开激烈搏斗，成为在美国社会上盛传一时的“五角大楼之战”。
与前几次反战运动不同的是，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也参加了这次“大搏斗”。有600多人被捕。
1968年，反对侵越战争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位于东海岸的纽约市和西海岸的］日金山市，斗争尤为激烈。反战斗争影响了这一年的大选，终于导致约翰逊政府的下台和汉弗莱竞选总统的失败。
约翰逊所说的“和平”不仅没有到来，越南战争反而不断升级。在此情况下，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空军出国参战，协助保卫越南北方。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章 鹰击南空
美国飞机发疯狂，“鬼怪”翻新见阎王；
雄鹰凌空战飞贼，万里蓝天凯歌杨。
自从1964年美国悍然空袭越南北方，中国西南边境便蒙上了战争的阴影。美军除对越南北方连续轰炸外，还经常出动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挑衅。那时，我国驻边境地区的部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他们日日夜夜严密注视着美军动向，以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
为了捍卫祖国领空不受侵犯，保卫西南、中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空军对入侵的美机给予坚决有力的打击。同时，根据越南政府的要求，中国空军派防空部队出国，重点参加保卫越南北方的交通干线的战斗。
从1964年至1969年，美国空军入侵中国领空的飞机主要是无人驾驶侦察机和战术战斗机。当时美国空军使用的是BQM—1476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飞得高，速度慢，电磁反射回波弱，雷达不易发现，生存力强。开始，由于对其性能和活动特点不甚了解，中国空军多次出动飞机拦截，都未获战果。对此，中国空军负责人亲赴前线，同指挥员、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分析敌机性能、弱点和活动特点，制定相应对策。1964年11月15日，航空兵一师作战分队首次击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965年1月2日，南宁作战分队又在广西灵山击落1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这两次战斗的成功，为对付无人驾驶飞机的作战打开了局面。空军总结推广了他们的战斗经验，随后美军无人驾驶飞机连连被击落。
美军空军在屡遭打击后，1966年改用性能更好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但仍逃脱不了被中国空军击落的命运。
1967年6月12日，美机以时速650公里，高度1。8万米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高空侦察机，冒着与敌机相撞的危险，勇敢地接近敌机，相距180米时，用火炮攻击，一举击落敌机。以后，中国空军相继用机上火炮、火箭、地空导弹接二连三击落敌机。从1964年8月到1969年年底，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南部领空97架次，被人民空军击落17架。
美国继U—2高空侦察机之后，又抛出了一种新型的“火蜂”式高空侦察机，骚扰我国领空，窃取军事情报。这种飞机先由“大力式”—C…130运输机挂载，飞至中国边境南海上空投放，入海南岛，经南宁、兴宁、厦门出境，在台湾、澎湖北回收。无人驾驶飞机脱离母机后，按预定侦察航线自动摄影侦察。其照相容积直径可达100公里，纵深数百公里，侦察航线长达1000余公里。它的特点是：体积小，雷达反射面小，地面、机上雷达都很难发现；它的飞行高度达1。76万米，时速920公里。这种飞机颜色很暗，飞行时发出一种凄厉的怪叫，中国空军指战员都叫它“讨厌的黑乌鸦”。
“黑乌鸦”被美国吹嘘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侦察机”。美国狂妄地说：“中国没有能对付它的飞机。”的确，中国人民空军要想击落它，难度是很大的。
1964年9月至11月，“黑乌鸦”连续4次入侵我国领空，我机4次截击4次失利。9月29日，我一架歼—7飞机在1。8万米高空发现敌机，发射一枚空对空导弹，因距离过远，未能命中目标。
10月13日，我一架歼—6飞机，在1。76万米高空发现敌机，攻击3次，炮弹打完也未击中要害。
“黑乌鸦”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空军指战员的愤怒。“我们到底能不能揍下‘黑乌鸦’？难道就眼瞅着人家在头顶上逞凶？不，绝不！”中国空军人员决心打下“黑乌鸦”，他们组织了“专打小分队”，经过勤学苦练，终于练出在歼击机升限高度作战中，快速瞄准射击、近距离攻击的过硬本领。
1964年11月15日，歼“火蜂”小分队的某部中队长徐开通驾驶歼—6机，在与“黑乌鸦”的交战中，旗开得胜。他在距离美机300米的距离内，果断机智地拉起机头，对准敌机腹部的发动机喷口，从230米一直打到140米，炮弹直穿发动机，终于将敌机击落。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敌人停止使用这种飞机侵入中国大陆侦察，但是，敌人并没死心，不久他们对“火蜂”式高空侦察机进行了技术改进，高度由1。76万米提高到1。83万米，而时速由920公里降到800公里。飞行航线由长距离少转弯的平直飞行，变成曲折的、多转弯的飞行。敌机性能的改进给中国空军的攻击又造成了新的困难。一是我机升限到这个高度，速度就小于敌机，不能接近射击；二是我机在这个高度上速度小，飞机抖动厉害，飞行状态不稳定，平飞3—5秒就自动“掉高”。因此，要在这个高度上击落敌机只有两三秒钟可用。飞行航线曲折多变又造成了我机压航迹和跟踪上的困难。比如，1965年元月2日，我出动3批飞机截击入侵海南岛榆林港的“黑乌鸦”，都因在跃升的一瞬间，敌机突然转弯，未能形成攻击或未击中要害。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驻海南空军某作战分队的张怀连奉命出击。张怀连苦练出空中200米内开炮的硬功夫，判断跃升拉起观察角，误差最大2度；判断400米至200米距离的误差，也只有10—20米。当他到达战区时，敌机已离国境线不远了。稍有迟缓，它就会溜掉。“快！”张怀连无声地命令自己，迅速投掉副油箱，加大马力，一下子跃升到1。74万米，逼近了敌机。在200米左右，张怀连猛然按动了炮钮，从距敌175米一直发射到距敌机65米处，“火蜂”拖着一道浓烈的白烟向下栽去。在总结战斗经验时，张怀连深有感触地说：“在有相撞感觉之时，正是有效歼敌之际（距敌200米左右）。”这意味着飞行员首先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同时还要有精湛的技术。
在这次战斗之后，1965年4月18日，“黑乌鸦”又从1。83万米的高度入侵我领空，偷摄我导弹基地。张怀连又一次出征迎敌。他显得更加老练，信心十足。张怀连从1。65万米高度拉起，盯住压在头顶上的敌机。他目不转睛地瞅着高度表，在距敌机还有100米高度差时，张怀连驾驶的飞机像万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强烈地抖动起来，情况十分危急。他索性不顾这一切，一面谨慎地修正航向，一面继续拉杆上升瞄准。终于和敌机拉平了，就在飞机自动下掉的一瞬间，张怀连按下了炮钮，3条火龙直扑敌机。“黑乌鸦”中弹起火。张怀连的飞机也失速反扣下去，在万米高空中翻滚。张怀连没有慌张，采用早就练就的一套动作，制服了下坠的飞机，在1。35万米的高度上恢复了平飞状态。张怀连驾驶着战鹰胜利返航。这就是中国英雄的空军战士。
在云南边防前线，中国空军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战绩。
1966年元月3日14时26分，我雷达在云南蒙自以南270公里处，发现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从河口侵入中国国境，直窜蒙自，尔后经开远、马关地区回窜。中国空军驻蒙自高空作战分队共起飞歼—7飞机2架，歼—6飞机3架截击。航空兵飞行员鲁祥孝以时速1300公里速度向敌机逼近，用活动光环瞄准，在距敌880米时，一次发射火箭32枚，击中敌机。敌机残骸坠落于越南境内。
1966年2月7日，歼—7飞机又用机上火炮创造了击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战绩。2月7日14时20分，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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