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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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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虽然本人就是个老中国通，并且同样决心“维护国际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但担心实行制裁会导致战争。总统认为，史汀生提出的禁运石油和禁止通商的建议，就象是“用针刺老虎”。他担心他的国务卿“更象个勇士而不是个外交官”。由于“美国从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力维护各国间的和平”，胡佛没有采取制裁行动，也不愿支持英国和法国通过国际联盟对侵略者施加压力，但尽管如此，陆军部长赫尔利还是争辩说，日本只懂得武力。满洲危机不得不靠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唯一合乎道德规范的公约”。但是，总统还是认识到，美国必须寻找一种办法来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恰如其分地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到了十二月，胡佛和史汀生断定，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出路，是宣布邀请国联同美国一起拒绝承认“侵略的产物”。这种立场的弱点不言自明，而胡佛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不承认不一定会制止侵略，但承认就等于是无保留地认可侵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带头采取了行动——公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宣称九国公约中的关于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条款对各签字国均具有约束力，满洲问题的解决，如不严格符合该条款，不得予以承认。这项照会送交了中国和日本，胡佛认为它将是本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文件之一。英国随后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使美国国务院感到大为恼火的是，英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的领土完整，在东京看来，这是伦敦默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这种道义姿态和外交恐吓受到有力的挑战——日本帝国海军向上海派遣了一支舰队。史汀生要出动亚洲舰队，“以使局势达到心理上的稳定”。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美国是不可能这样炫耀武力的，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准备卷入纠纷，因为它在新加坡的舰队基地尚不完善。在太平洋舰队于二月中举行演习之后，总统甚至决不同意让它继续驻扎在夏威夷，作为吓唬日本的一根“大棒”。二月二十三日，在国际联盟正式支持“不承认主义”却只导致日本发动新侵略五天之后，史汀生作出了反应，发表了给参议员威廉·博拉的公开信。公开信只不过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暗示太平洋可能重新出现海军竞赛。照国务卿的说法，他这样做为的是“鼓励中国，启迪美国公众，勉励国联，激励英国和警告日本”。
不幸的是，这封公开信即使达到了其中的任何目的，也没有能遏制住日本。道义上的谴责，虽然满足了象胡佛这样的品格高尚的美国人的愿望，即谴责侵略而又不冒制止侵略的风险，但是，正象预言的那样，这对东京几乎不起作用。十二月，若槻礼次郎在陆军的压力下垮台，继任的犬养毅新内阁犹如走在不稳定的钢索上。在天皇的鼓励下，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首相，希望以鼓励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来安抚军方。他认为，通过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就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同九国公约彻底决裂。但是，关东军没有等待东京，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宣布满洲国傀儡政府独立，虽然日本最后于五月从上海撤军，蒋介石在美国的鼓励下中断了谈判。犬养毅的外交失败，招致樱会的一批狂热的陆军军官在五月发动政变，大养毅被谋杀，三井财团首脑、大财阀团琢磨也遭杀害。这起政变案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得到公众广泛支持，叛乱分子上诉天皇，呼吁天皇进行干预，废黜西方式的政治家和工业家，恢复昭和时代传统的举国和睦，结果叛乱分子被从轻判刑。鉴于这种新的民族情绪，最后一位元老、贵族西园寺建议天皇任命一个以海军人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的”内阁。斋藤实内阁后来承认了“满洲国”，这表明在“刺杀内阁人员”的威吓下，稳健派政治家不断退让，军国主义分子占据了优势。
一九三二年夏季，在日本采取行动巩固它对满洲的控制的时候，史汀生一再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洛格公约。国联响应他的呼吁，派遣以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满洲局势。满洲现在已成了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卫星国，甚至以李顿勋爵为首的国联委员会在满洲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并不想掩盖他们加强对满洲的控制。史汀生再次重申，美国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格格公约并谴责侵略。但是，日本九月正式承认满洲一事，暴露了这种“国际亲吻”的实际目的——这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一种激励，当时他们也使意大利和德国走上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法西斯国家可能走上向外扩张掠夺的道路，而民主国家却只顾在国内克服经济萧条的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加长了，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灾难，两国都大幅度削减武装部队的预算。由于美国舆论以孤立主义情绪寻求安慰，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越来越担心英美在远东的势力日益削弱，他们开始敦促政府在中国同日本和解而不要对抗。另一个办法是加速实施加强英国驻新加坡军事力量的计划，而这个耗费巨资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正如一九三二年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所告诫的那样：“使英国在那里长期处于无防御状态是极其愚蠢的。”这样，英国的作战计划几乎是一项临时拼凑的草案，它要求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把驻上海和无津的英军撤去保卫香港。香港已经成了英国的商业中心，英国希望能用潜艇保卫住这块皇家殖民地，直到本国海域的作战舰队驶抵新加坡。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航程至少需要四十二天的时间——同美国派舰队到马尼拉的桔色作战计划一样，这项计划几乎也没有考虑到战列舰远涉重洋的损耗和日军攻势的迅猛。
胡佛总统受到在满洲的日军的公然蔑视，在谋求连任的时候又遭到美国选民的摒弃，他希望在他离任的时候，国联会有力地支持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李顿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提出的报告，远没有象华盛顿所期望的那样彻底谴责日本。但是，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足以使日本退出国联，何况当时关东军已朝西南打进热河省，迸逼北京。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毫无约束。
美国始终只在字面上支持国联及本国外交官制订的条约，当这个国际大家庭要维护和加强和平所依赖的这个脆弱的组织时，它显得多么无力和无助。这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从东京告诫说：“军方本身和公众都在借军事宣传准备打仗，而不是向西方的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压力屈服。”他预言，如果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或决心强迫日本接受，那将“意味着总有一方终将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忍受耻辱”。
这是一个接受得了的和及时的警告。但即将上台的民虫党政府却把这种要求对远东政策采取现实态度的呼吁当成耳边风。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亘市，他将继续奉行胡佛的对华政策，以“维护国际条约的神圣性”。罗斯福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履行他许诺的新政，以挽救美国的经济不致于崩溃，他知道，到要对付日本侵略的时候，除了继续把道义置于利害得失之上外，没有别的办法。罗斯福不可能同日本和解，因为他的德拉诺家族祖先的缘故，他对中国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但是，跟胡佛一样，他也不准备鼓动对日本实行制裁，或在太平洋炫耀军事力量。三月七日，他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告诫阁员们“避免同日本开战”。
道义而不是现实继续起着支配作用，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所存在的危险的矛盾。由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制止日本扩张，英国开始转而采取迁就日本的绥靖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以霍恩贝克①为首的“中国通”同样决定不让“开放门户”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而关闭。
① Stan1ey Kuhl Hornbeck（1883—1906），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著有《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书。——译者
他们将发现，要想使门户保持开放，光伸张道义是不够的。反对改变现状的强硬派发现国务卿是个心甘情愿的支持者。科德尔。赫尔原是田纳西州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务卿，与其说是因为总统认为只有一位比较明智、比较有经验的育识之士才能解开美国远东政策的死结，不如说是因为他在南方的民主党人中间享有崇高声望。
赫尔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既天真且盲目，他把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一个过份简单的贸易障碍问题。这种观点同国务院里的一些人的尝试是相抵触的。由于远东危机连续几年不断恶化，美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国务院的这些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比亨培克灵活。美国可以对日本采取胡佛一直不愿冒险采取的强硬立场，或者象格鲁在致新总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逐步体面地但从长远来说也许不是效果更小地撤退，容许我们的条约权利遭到废弃，开放的门户被关闭，我们的既得经济利益遭到破坏”。到一九三○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还不到二亿美元，而每年向日本的出口额接近二亿美元，美国从经济上说有充分理由奉行这种方针。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因此，要撤出中国，对罗斯福来说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格鲁提出的方案被采纳为新政府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方案是：“虽不咄咄逼人但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不断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合法权益。”它包括鼓励中国作为一支打击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个方针需要赫尔早日拒绝蒋介石要美国担任调停人的建议。当有人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时，国务卿也不准备扮演“国联的贤明顾问”的角色。罗斯福认为制裁将导致战争，他并不比他的前任更想做这种危机四伏的事情。次年，当大使威廉·布利特建议奉行西奥多·罗斯福的“庞大海军”政策，并说“我们说话应该温和，但建造军舰应三倍于它”的时候，总统对布利特表明，不可选择使用武力。
日本退出国联和日本帝国海军扩建军舰的预算迅速增加，预示着海军军备限制的告终，以及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华盛顿条约体系将随之崩溃。格鲁大使报告说，日本军方现在把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因为美国阻碍他们进行民族扩张”。这是一个明确的告诫：华盛顿鼓励中国坚决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最后会逼得日本要么屈服，要么在大陆逐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彻底解决争端。
波托马克战略
这种警告促使华盛顿对桔色作战计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项计划已经多次修改，以便考虑削减海军拨款。现在，由于太平洋舰队强行穿越重洋所需要的时间太长，这项计划几乎已经不可能实行了。陆军力量不足，还不到十万人，而且没有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海军也没有达到条约规定的人数，缺员三万人。由于要节约维修开支，舰队只能全速行驶四个小时。为了开始建造二十六艘新战舰，罗斯福挪用了国家复兴计划的二十五万美元——一名义上说是为了使造船厂有活可干。这样一笔经费，是不能使美因同日本计划在十年内建造的一百五十艘新战舰相匹敌的，但是，一九三四年的裁军会议（温斯顿·丘吉尔讽刺它是“一出庄严而拖延时间的笑剧”）的失败，使国会议员们大为惊恐，从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造一百艘军舰和一千架飞机，这是美国海军力量达到条约规定限额所必不可少的。
总统面临“职业和平主义分子”在公众中掀起的风暴，他们指责总统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总统却担心，美国海军即使按计划加强力量，也将不得不放弃菲律宾。一九三四年四月，东京外务省采取了不祥的行动，发表一项强硬抗议，反对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和菲律宾驻军总司令随后提出一项绝密报告，警告说：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惊人增长，已经使美国的现有力量保不住马尼拉湾和科雷吉多尔”。这样彻底承认美国的太平洋防御计划是欺人之谈，是在国会通过让菲律宾一九四六年独立的泰丁斯一麦克达非法案之前仅一个月。这项放弃美国在远东主要基地的法案，是孤立主义情绪的产物，它破坏了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毁了桔色作战计划的信誉。尽管如此，桔色作战计划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因为虽然海军计划人员强烈主张把舰队撇到夏威夷去保卫东太平洋，但没有别的可取的方案。
“波托马克战略”固有的这种谬误，一直支配着华盛顿的海陆军将领们的思想，直到炸弹落到珍珠港和菲律宾，才被彻底炸毁。到一九三五年秋季，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海上列强的代表将在英国举行会议，讨论华盛顿和伦敦海军限制条约于次年到期后该怎么办。若不能把日本帝国海军的力量继续限制在原来的限额内，远东就会形成事实上的“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因此英美代表团拒绝同意日本提出的力量均等的要求。由于希特勒的德国已经骗取英国支持它实施一项建造战列舰和潜艇的计划，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日本新年阁，在海军的压力下充分意识到，它的政治存亡，取决于山本五十六能否从伦敦带回一项同意让日本建立一支同英美势均力敌的舰队的协议。日本的顽固立场，使会议无效地开了几个月后不欢而散。随后，日本废除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加速建造新战列舰，从而打乱了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所仰赖的整个条约体系规定的军事力量对比。如果东京要在远东成功地实行它的“门罗主义”，那么一支庞大的舰队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是在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建议中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该项建议主张共同瓜分太平洋，以便每个国家能“在各自的邻近地区确立一个由法律和秩序支配的领域”。科德尔·赫尔立刻公开谴责日本的这项建议，因为它会使日本获得他所谓的“自由行动权”，从而随心所欲地对待中国。美国“不会背弃我们的条约”。但是，由于美国既拒绝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又没有决心使用武力来保卫这个政策，到一九三五年就连国务院的强硬派也认识到，这样会使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美国人的政策只限于提出正当抗议，因此把维持他们的立场的担子，完全转到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身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退出了限制海军会谈；意大利军队正席卷埃塞俄比亚；纳粹分子刺杀了奥地利总理，这一切促使罗斯福告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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