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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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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沉默了几秒钟后，他好像是为了打破那种悲伤的气氛，伸了伸双腿站了起来，然后把椅子推到了墙边，我走过去把电脑放了起来。
我看到他并没有走回书桌前，而是站在办公室那扇巨大的窗户旁边。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把上衣弄得有点皱。得克萨斯的阳光映照在了他的脸上。
这个老飞行员凝视着天空说道：“我一直想念着那些伙伴们。”
1945年2月以前，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空中战斗实力同日本开始了最后阶段的较量。超过800艘美军战舰集中在塞班岛准备攻入日本。很快又有8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前往进攻硫黄岛，其中就包括我父亲，海军看护兵约翰·布拉德利。硫黄岛将是美军踏上的第一片日本国土。
正当美军逐步大规模转移到北太平洋战区的时候，父岛上的日本官兵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白天夜里都要随时往防空洞里狂奔。佐佐木光吉中尉是父岛上的驻军外科医生，后来他回忆起了1945年2月在孤岛上的极端艰苦的条件。
那时候，每天白天有四五次空袭，夜里还有两三次。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一天中有二三十人死于轰炸，还有很多人被困在防空洞里。士兵们几乎每晚都不能睡觉。
剩下的军火只够同入侵的美军再打最后一仗，库存的粮食还够吃上几个月。但手头的医药储备已所剩无几了。
医务室里很多伤员的伤口上爬着蛆，外科手术也只能在到处是尘土的洞穴里进行。
我们的供给运输航线被掐断了，我们不得不再等上几个月才有可能收到补给。每天分给每个人热量为1500卡路里的食物，尽管很少，但所有人都要为这点食物拼命干活。
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让我们失去了战斗的力量，手中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干工作的劲头越来越小。没人再争先恐后地去干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不想再做任何事。进医院的人越来越多，这表明他们都过度疲劳，而且神经紧张。我身边有四五个人都疯了，因为父岛上的人在心理方面都已经不太正常了。
其中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就是的场少佐，他是308营的指挥官。这个嗜酒如命的少佐曾在新加坡驻扎过，在那里，日军为了警告那些反抗的民众把数千颗人头挂在路边的杆子上。“有人说他曾经参与了抓捕新加坡人，”中岛大尉说。“他嘴边常哼的一首歌儿就是歌唱胜利入侵新加坡的。他经常向人炫耀，说他把3000颗中国人的人头挂在路边示众。”后来，他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暴行，他那时候不光强奸残杀妇女，还砍犯人的头。
对于的场这样的军官来说，他们眼中充满神话色彩的英雄是NFDF9政信大佐。NFDF9政信曾策划了入侵马来半岛的军事行动，他的成功轰动一时，他也成了公认的“战略之神”。下令大规模残杀新加坡华人的就是NFDF9政信，下令把人头挂在杆子上示众的也是NFDF9政信。他还有一个引以为豪的成功秘诀，就是他常喝的那种“特别药水”。这种药水其实就是取自战犯肝脏中的鲜血。
多年以后我踏上了父岛，蹲坐在的场少佐曾经呆过的防空洞里。这个洞穴约有20码深，6英尺高，是在坚硬的火山石上凿出来的。洞里阴冷黑暗，但是往洞外望去，眼前却是一派明信片上一样的风景，明媚的阳光，白色的沙滩，美丽的蓝色海洋。多少次的场少佐手握着清酒酒瓶坐在黑暗的洞中发脾气，因为他为了躲避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无法走向海滩，只能呆在洞里；多少次醉酒的时候，他曾幻想着发泄出积压已久的愤怒。
1945年2月，美军强大的空军就要来了。栗林将军对硫黄岛上的士兵说道，“为英雄之战祈祷吧！”
但是对于父岛上酗酒的皇军指挥官立花而言，“祈祷”和“英雄”两个词还不足以体现男子汉气概。那个月，他把岛上的指挥官都叫到了一起，为了动员大家投身最后的玉碎之死，他事先准备了一篇鼓吹大和精神的演说。
“立花将军说，我们的各项补给越来越少，军火也即将用完。”的场回忆道，“到了最后时刻，大家就算是拿着石头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还说我们将不得不吃掉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敌军鬼子的肉也应该吃掉。”
末吉实郎中尉也听到了立花将军的那番演说，其中特别提到了该如何处置被俘美军：“立花将军说，所有战俘都将被处死，然后吃掉他们的肉。”
参加会议的一些军官们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将军为了鼓舞士气所采用的一种夸张手法罢了。但的场少佐此前确实有过类似的经历，他相信将军的话是说真的。正如的场后来承认的那样，吃战俘的肉“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
第十四章 决不投降
为了不辜负父老乡亲对你的期望，你必须努力再努力，始终提醒自己记得身上的荣誉。如果活着，决不能当战俘让世人耻笑；如果死了，不要因为做错了事而在身后留下骂名。
——《日本皇家陆军野战勤务法规》
在欧洲战场的战争中，德国直到盟军部队攻入自己的心脏才肯投降，但日本却是被美国飞行员们从空中打败的。日本的全盘溃败开始于1945年2月16日。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美军召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最强有力的一支海军攻击部队，此外还有超过1200架飞机参加战斗。那是自三年前吉米·杜立特尔袭击东京后的第一次航母出击。
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三天前，“伦道夫”号上的空军飞行总指挥把所有飞行员召集到一起开会，会上他宣布：“伙计们，我们就要前往东京了。”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一度陷入了沉默。接着，人群中便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可片刻之后，
一个飞行员对比尔·布鲁斯说道：“天啊，我为什么要鼓掌啊？”
那个冬日的天气阴沉多云，刮着大风，又冷又湿。像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弗洛伊德·霍尔这样的飞行员曾在俄勒冈州阴湿的天气里进行过飞行训练，现在他们意识到，幸好当时在那么恶劣的天气下受过训练，不然现在都没法适应这么糟的天气。
负责空袭的飞机很早就起飞了，一架接一架地升空，精确无误。机枪手罗伯特·阿克布洛姆那天没有飞行任务，但是他却一直关注着伙伴们战斗的进展。“我们的军舰向日本无线电台发出警告，”罗伯特说道，“第一波袭击将在早上六点钟轰炸东京。六点整的时候，广播停止了。我们欢呼了起来。”
飞行员们飞得很低，都处在高射炮的射程以内，他们马上开始了轰炸。“查理·克罗姆林回来的时候，机身上至少有200个洞，”战斗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博尔达克回忆道。“他的一个油箱上就有54个洞。”
那一天，有那么多的飞机都飞到东京上空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殊死搏斗的场面。战斗机飞行员M。W。史密斯在100英尺的高度朝一辆火车扫射。“在我刚好飞过那辆火车的时候，我身后的那个家伙就架起了机枪开始狂射，”史密斯回忆说，“他甚至把自己飞机的机翼都打出了三个拳头那么大的洞。”
日本人很震惊，也完全没有准备。结果，那些舰载飞机在工厂、船坞、补给仓库以及铁路调车场上空进行了一通狂轰滥炸。但是轰炸日本本土仍然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我们当时很害怕，”黑兹尔赫斯特说，“轰炸日本真的有点让人害怕，因为那里没有开放的海域可以跳机逃离。你只能在陆地上迫降，那就意味着你有可能被俘虏。”
当查理·布朗的双座SB2C“俯冲者”在东京附近被击落之后，他被抓住了。“我们当时正在轰炸一家工厂，”他后来告诉我。“我被击中了，引擎熄火了。我看到了一个湖，于是进行水上降落。就在飞机下沉的时候，我的同伴J。D。理查德已经上了救生筏了。”这时，一个农民划着一艘小船过来了。他们上了他的船，到了岸上之后，又有一个农民用棍子打查理的头。“如果他们想打死我的话，”查理说，“那我真的会被打死的。”一群日本士兵拿着一根粗绳子走到他们跟前。“噢，天啊！”理查德心想：“这简直是在上刑！”但是那些士兵只是把他们两个绑在了一起，然后拉着他们走上了一条公路。期间，他们偶尔停下来，让那些日本妇女用木屐打这两个美国飞行员。
“如果当时的情形反过来的话，我想美国人也会同样卖力地打日本人，”很多年后查理笑着说道。“附近地区老百姓的情绪都很高涨；当人们受到轰炸的时候就会变得愤怒不安。”
最后这一行人来到了一个火车站。日本兵把查理带到了外面，让他跪在土地上，身体向前倾。“我看过那张澳大利亚飞行员被砍头的照片，”查理说道。“有个人猛推了我一下，所以我的头就快碰到地面了。接着，我听到了一声刺耳的命令。我想，他们可能要砍我的头了。”
但是查理·布朗活了下来，看到了第二天的太阳。
由于2月17日东京附近的天气状况恶化了，航母舰队便掉头向南，准备轰炸硫黄岛。然后他们在第二天前往父岛进行轰炸。2月18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早晨，五位飞行员醒来后，准备去执行他们第一项战斗任务。此前的一个月，他们一直都在海上航行，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象这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将会怎样。现在，他们就要知道了。
在“伦道夫”号航母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他的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即将执行飞行任务了。在附近的“本宁顿”号航母上，无线电技师吉米·戴伊和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也为他们的飞行做好了准备。吉米、格伦、马弗和格雷迪当时都只有19岁，弗洛伊德同他们相比就算是一个“老家伙了”，因为他已经24岁了。
这些小伙子们在接受任务时，弄清楚了父岛上要轰炸的目标以及机场和无线电电台所在的位置。“父岛是个不好搞定的地方，”飞行员菲尔·佩拉伯说道，“他们那儿有出色的炮手，当你轰炸父岛的时候，就身处于一个环绕着的山谷之中。”
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和佛瑞德·劳弗因那天要与弗洛伊德一起执行飞行任务。“弗洛伊德、佛瑞德和我组成了一支由三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小队，”利兰几十年后对我说，“这次袭击父岛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还缺乏经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当时有多么紧张不安。”
1945年2月18日的早晨，冬日的太阳直到七点十二分才升起。“伦道夫”号航母上的飞机十点五十四分开始起飞了。载着弗洛伊德、格伦和马弗的那架飞机被编在最后一组，至中午后才起飞，他们飞入了下着雨的阴暗天空中。
在“本宁顿”号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正坐在准备室里接受任务，飞行员们要去轰炸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吉米和格雷迪与飞行员鲍勃·金乘同一架飞机。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说，“我们那天的任务，就是去轰炸父岛上的小机场。他们说我们将不会受到太多反击。”
太平洋上的2月18日就是美国的2月17日，那一天正好是吉米参军两周年的日子。文斯·卡纳扎回忆道：“在那之前天气一直很寒冷，我有一件海军发的黑色套头毛衣，吉米问我是不是可以借他穿一下。我拿给他的时候对他说，‘如果我这件毛衣回不到我手上的话，你就笨透了。’”就在他们走出房门的时候，吉米做了一件令拉尔夫至今难忘的事。“吉米在门边停了下来，”拉尔夫说，“然后转过身，笑着把他的皮夹扔给了身后的人。扔皮夹的时候他大声说道：‘万一我没回来的话，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我爸妈。’”
虽然我们经常开玩笑，但却从来没有这么直接地谈论过死亡。
拉尔夫记得：“当吉米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立刻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来没说过‘回不来’这码事儿。”
两天前轰炸东京的行动确实很危险，因此大家都觉得轰炸父岛的任务可能相对容易一些，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让那么多没经验的飞行员，比如鲍勃·金、吉米、格雷迪他们去飞行的原因。但是吉米的第六感一定已经预感到即将降临的危险。无线电技师肯·梅雷迪思看出格雷迪好像也有顾虑。
肯回忆道：“格雷迪和我在甲板上握手的时候，我真的好害怕啊。格雷迪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容，但那时候他却没有笑。所以我觉得格雷迪可能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尽管我当时很年轻，但我还是感觉到了。”
吉米把皮夹交给了其他人，但是那天他也戴上了一样幸运宝贝。他的女朋友格洛里亚·尼尔兹后来对我说：“吉米在最后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要带着你送我的白围巾出发了。’”
就这样，三个美国小伙子，驾驶员金、无线电技师吉米和机枪手格雷迪，驾着他们的“复仇者”起飞了。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预感到他们的这次飞行将会遇到特别的危险。虽然金也是第一次接受战斗飞行任务，但却并没有表现出不安和恐惧。所以，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了。
布置任务的那个人说错了，那天他们受到的防空反击非常猛烈。
“高射炮的炮火异常猛烈，而且也非常精确，”机枪手威廉·黑尔说，“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黑烟，我们被炮弹震得左右摇晃。我面朝着机尾，手里把着两挺机枪，寻找着射击目标，我真希望能尽快从那儿出去。”
飞行员丹·塞缪尔回忆道：“当时岛上的天空非常阴暗，在云层当中有个空隙。很多飞机就是从这个空隙里钻出开始俯冲，于是日军炮手就将密集的炮火集中瞄准在那里。”
舰载飞机的飞行员们开始逐个下滑轰炸。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佛瑞德·劳弗因和弗洛伊德·霍尔在空中盘旋着，等待他们进行轰炸的时刻来临。
“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你的飞机降低速度，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一旦你开始俯冲了，你就能感到速度的存在，这时候你的紧张感就消除了。”
“在其他人开始俯冲之前，我们必须一直保持盘旋的状态，”利兰·霍尔德伦说。“盘旋的时候，你找到合适的一点之后就开始俯冲。如果你俯冲的角度与目标之间相对垂直的话，你的速度就会很快。但我们这架飞机盘旋时把圈拉得很大，所以俯冲时与地面间的角度并不是很垂直，这样一来，我们的速度就没有前面那架那么快。”
利兰载着佛瑞德·劳弗因和弗洛伊德开进了枪林弹雨中。战斗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博尔达克说道，“高射炮朝我们射来的时候，你能看到眼前是一个个小红点。当这些小红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就变成了棒球球棒头部直径那么大。而当时，你的眼前有上百个这样的红点。”
上百个红点中有两个击中了它们的目标：佛瑞德和弗洛伊德的飞机中弹了。劳弗因的“复仇者”起火了，他和无线电技师卡罗尔·霍尔，机枪手乔·诺特里再也没能走出那架飞机。
弗洛伊德的飞机没有起火，但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他只能进行水上迫降。利兰在完成俯冲任务之后立刻飞走了，因为弗洛伊德的飞机是小队中的最后一架，所以没人看到他和他的机组成员在水上降落时的情景。后来海军在给他们父母的信中的说法是，他们在降落后生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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