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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泥马--漂流时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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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而偏偏报社的电话不能打国际长途。
于是，我跑到报社旁边的一个话吧，打电话到莫斯科，连续打了一下午，电话始终没人接。后来得知莫斯科人有一个习惯，每年夏天都要到郊区的别墅避暑，享受清凉，所以一到夏天城里就几乎没人了，不像济南，人满为患。第二天我继续打，终于有人接了，恰好就是那个汉学家，我一着急，说：“How are you，你好。”
汉学家说：“你好，咱们还是说中文吧，英文我听不懂。”
我的脸顿时红了，接下来说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一直在看着电话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数字每跳一下我的心都紧一下，俄罗斯长途每分钟四块多钱，那天总共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电话下来，花去我200块钱。
那时候我身上仅剩下205块钱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当我拿着话吧老板手写的收据跑到报社财务处报销的时候，那个三十多岁一脸青春痘的女人却说我的收据上没有印章，不能报销。
于是我回到话吧，让老板给我加盖印章，老板很坦然，摊摊手，说他这个小地方，哪来的印章？
那200块钱终究还是没有报出来，并且因为选题的临时更换，我写的关于汉学家的稿子最终被撤了下来，也就是说，我一分钱稿费也没赚到，另外还倒贴200块钱。
那是7月底，济南最热的时候，我握着被汗水浸得软塌塌的收据，站在报社门口的马路边不知所措。最后我把收据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背起包走出报社大门。
那天下午，我花4块钱吃了一碗拉面，然后花一块钱坐公交车回住的地方，躺在床上，想男子汉大丈夫，被区区200块钱绊住了，像话吗？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只是区区200块钱，那可是我的救命钱啊。
我不得不跑到徐达和刘雅倩那儿，从他们也已经几乎见底的钱袋里掏出100块钱，支撑到月底。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感觉好一些，我悄悄计算了一下这个月的稿费，估计突破2000元了，之后每天都想着怎样花这些钱，是换部手机呢还是买个数码相机，是给爷爷寄去一些呢还是存起一些来等将来娶媳妇用。
我的想法一般都不切合实际，如果真的用这些钱娶媳妇，估计我也只能到非洲去买个难民了。
三鹿事件的轰轰烈烈已经接近尾声了，诚信成了这个社会再一次扪心自问的一个经典话题。精神上的空虚笼罩着很多人，而物质上的大爆炸正悄悄向人们涌过来——经济危机来了。
从东南沿海开始，从几个月前还是一路绿灯的股市开始，从大洋彼岸那场越来越精彩的总统选举开始，从报社越来越少的广告开始，从每个人饭碗里的大米、白菜、馒头开始，经济危机来了。
本省的一个钢铁企业接近于宣布破产，很多找到工作的人还没有上岗就面临失业。突然想起了几个月前我采访的一个技校学生，那次为了做一个本科毕业和技校毕业究竟哪个好的类似于伪命题的稿子，我来到经十路旁的一个技校，教务主任领过来一个学生，说他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本省一家钢铁企业签约，月薪两千，外加五险一金，现在刚刚毕业，就等着企业通知他去上班了。
那个比我小至少三岁的男孩不大说话，很多关于他的信息都是教务主任告诉我的，只有等到教务主任出去了，他才说了一句：“我爸说上大学没用，毕业等于失业，不如上技校，工作好找。”
现在刚刚过去两个多月，经济危机打破了本科毕业生们的幻想，是不是也打破了技校生们的幻想呢？那个男孩还好吗？
幸好我的稿费单已经发下来了，这个月是2100元，我看到了花花一堆钱摆在我面前，钱实在不多，但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一个字5分钱，2100元钱，那该多少字呢？
3、我要娶的人都去了哪里？
从老家回来后参加了和徐达、锅头、段方杰几个人的毕业三个月聚会，之后我继续奔波在没有新闻现场的新闻事业上。我的生活里再次没有了那个村庄，没有了我曾经发誓一定要娶的姐姐付小芳，我只想拼命赚钱，要是有机会的话，让苏月做我的新娘。
人总是会变化的，小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站在付小芳面前，对她说同样的话：“姐，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娶你，你要等着我啊。”后来我变了，变得怕见到付小芳，怕她会重新提起早年的话题，如果她让我娶她，我该怎么回答她呢？好在付小芳从来没有说过要我娶她的话，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事情，或者一直记着，只是像我一样不肯说出来？
我第二个要娶的人是高中时喜欢的女孩，记得高二的时候，我偷偷给她写信，说我喜欢她，后来她也说喜欢我，我们拉着手坐在汶河边看柳树、看河水、看人来人往。我站在汶河与上庄河交汇的吊桥上，像当年对付小芳说的那样，对她说：“将来我要娶你。”
女孩脸红了，蓝天白云作证，那时候我确实心里只有她。
我再次表现出了我的嬗变，现在我以工作为动力，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否定了自己，我的目标经过多少次修改之后变成了：苏月，我要娶你！
可是，我要娶的人都去了哪里呢？付小芳即将成为耿林强的新娘，高中女生早已经是孩子他妈了，而苏月却在远离我一千里外的首都。
苏月正在越来越首都，而我却越来越济南。
4、理想是狗屁
慢慢的，我的生活和工作稳定了许多。我说的稳定不是一劳永逸，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衣食无忧，而是一种接近于没有头绪的状态。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一年，甚至一个月之后我会在哪里。“媒体都是公交车，你完全可以随便上，随便下，没有人阻拦你。”刚进报社的时候，姚启功私下里对我说。
有一些潜规则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现了的，后来我知道了软广告和新闻稿件的不同，知道了哪些东西可以报，哪些东西你要是报了恐怕不仅是饭碗难保的问题。我还知道了报社的收入不仅仅是发行和广告。这一点容我以后详细描述，这里不表。
不进报社不知道，现在的媒体竞争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大的新闻事件就那么一点儿，全国媒体一拥而上，而且还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信息庞杂而且纷乱，真假难辨。
更多的人选择上网，一天甚至一个月不会接触纸张，网络占据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这就使报纸的市场严重缩水，很多报纸死掉了，活着的都在纷纷挖空心思证明自己活着的必要。
造新闻和造话题成了有些媒体制胜的法宝，中国人多的是，文化也有五千年，并且现在全国上下正在为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奋发图强，那么话题就多了，诸如我们时代的性福能力、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今天，你闪婚了吗？等等，这些成了平面媒体整天乐此不疲的无聊话题。
竞争是多方位的，有外部竞争就必然存在内部竞争。报纸就那几个版面，记者就那么些，你多写一点儿我就少些一点儿，况且我们几个见习生谁都不能确定最后能够留下来。留下来的标准是什么？除了你写的稿子数量和质量，还能看什么？并且质量也是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之上的，不写稿子，到哪里去要质量？
所以，这个时代的媒体环境、我们报社的基本事实，再加上时而撂挑子不愿出力，我就经常处于休息状态。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别人忙忙碌碌，看电脑上的时间从上午变成下午。
登上QQ，在线的人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忙碌状态，一整天没人和我说一句话，我也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一抬头，看见韩颖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因为一篇稿子被狂批一顿，趴在我旁边的办公桌上伤心落泪。我悄悄凑过去，递上一张纸巾，说：“别伤心了，这不是经常的事吗，要不下班后哥哥请你吃饭？”
韩颖擦了擦眼泪，说：“我要吃必胜客，不，去肯德基吧。”
我下意识掏了掏裤兜，不好，早上走得急，兜里只有不到十块钱，只得苦笑一下，说：“今天没带钱，要不你先借我点儿，明天还你。”
韩颖说：“知道你就没诚意，刚才是试探你，我早跟人约好了。”
我悻悻的说：“那就好，下次一定带足了钱，请你必胜客、六乃喜、肯德基、麦当劳一并儿吃了。”
韩颖说：“好，一言为定。”
说完话的功夫，她不但不哭了，还掏出一个小镜子，开始在脸上描描画画。刚描画完，手机响了，她接通电话，娇嗔几声，说：“我这就下去。”然后抓起包，朝我嫣然一笑，飘然而去。
我叹了口气，心想不知又是哪个土大款。看看表，差不多到了下班时间，想一天又在不断的发呆中过去了，生活啊，真有趣。于是关了电脑，背上包，走出办公室，走进走廊尽头的电梯间。
刚进电梯间，手机响了，由于铃声和韩颖的手机铃声相同，都是“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瞬间有了种恍惚感，四下里胡乱看了一圈，确定韩颖不在电梯间里，才发觉声音来自我的口袋。
电梯里声音干扰得厉害，我对着手机喂喂了几声，没听清那边说的什么，看看号码，北京的，不会是苏月吧，赶紧随便按了一个楼层，跑出电梯，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继续朝着电话喊喂喂。
听清楚了，不是苏月，是李兆林。李兆林是我的高中同学，身高1米88，看起来彪悍至极，与身材彪悍极为匹配的是，他行事豪爽，处处都以老大自居。
那时候，我经常站在篮球场边看李兆林打篮球。场上的他就像一只游刃有余的鱼，别人都成了陪衬，只见他运球帷幄，甩掉三个人，三步上篮，将球扣进篮筐里。李兆林成了整个学校的明星，很多人像我一样站在篮球场边，就是为了能一饱眼福。李兆林也不含糊，球打累了，脱掉上衣，露出健硕的胸肌，跑到篮球场边，从一堆衣服里掏出一个手机，给喜欢的女孩打电话约她去幸福门吃拉面，然后就见从教学楼里走出一个身材高挑脸蛋圆滑的女孩，跑到他面前，在众人的目送中两个人挎着胳膊朝学校外面走去。
除了数学一塌糊涂，李兆林的其他学科在年级都能排前几名。那年高考，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答应在考试的时候给他传答案，答案传得极为顺利，他数学考得奇好，之后进了上海一所名牌大学。
而我除了数学好点儿，其他学科考得一塌糊涂，勉强过了重点线，进了本省一所普通的师范大学。
也许是因为心存愧疚，从此以后，李兆林对我便分外热心，时不时打电话嘘寒问暖，他总会说：“别老呆在济南，出来走走吧，到上海来玩玩，一切费用哥哥我全包了。”
大三的时候，经不住他一次次向我发出邀请，我抽了一个课时比较多的时候，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是这样想的，课时少了我还可以在学校里干点儿自己的事情，课时这么多，我还在学校干什么呢？
我坐的是绿皮车，速度奇慢，走走停停，到上海的时候是凌晨三点。走出上海火车站，借助昏暗的灯光，远远的就看见一个粗壮的大个子朝我兴奋地挥手。李兆林在火车站呆了一夜。
那几天，他领着我在南京路上走来走去，到黄浦江上看十里洋场，还约出了两个他同专业的小师妹和我们一起喝酒。小师妹一个油嫩嫩、一个水灵灵，十分典型的江浙美女。
李兆林趴在我耳朵上说：“你随便选吧，咱们一人一个，我都已经打点好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她们是你师妹吗？我怎么听着你的意思像*？”
李兆林说：“就是师妹啊，没事，你就放心吧。”
我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美女，心不禁突突跳起来。两个女孩身高都不超过一米六，什么都是小的，小胸小腰小腿，玲珑可爱婀娜多姿。我夹了一口黄花鲤鱼放嘴里，咽了口唾沫，说：“不了吧，还是你自己享用吧，我就免了。”
那时候我的心里只有苏月，对其他女孩提不起兴趣来。
晚上，我陪着李兆林给两个小师妹买了一大堆衣服、小玩具，然后送她们回宿舍。然后两个人一人提着一瓶啤酒，顺着校园的小道东拐西拐，来到一个幽静的小园子。两个人分别找了一块石头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聊着聊着，聊到了理想。
李兆林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马云那样的人，驰骋商海，游刃有余，并且有的是霸气，一生的历史就是就是荡气回肠的历史。他呷了一口酒，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死在明天晚上，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我问他这是谁说的，怎么听着就像高中时贴在课桌上让自己考试多考几分的那些空洞的励志的话似的。
“这是马云说的。”李兆林说。
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如此高的理想，在李兆林的追问下，我不得不想到我的理想。不想不知道，一想这个问题，我就无语了。
在心里梳理了一下，这些年来我的理想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呢？小时候我想当一个科学家，至于科学家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去问一下我的同龄人，他们里面有很多可能跟我有着差不多的理想。后来我想当解放军，能够手握一杆枪，非常牛逼的走来走去，而且还能去杀日本鬼子，我觉得此生也不虚了。再后来，理想就没有了。
如果非要说的话，可能还有那么几个理想。我想给爷爷娶个老婆，给自己找个奶奶，结果被爷爷骂了个狗血喷头。于是我就想给自己娶个老婆吧，至于我所设想的老婆到底是谁，由于不几年就会有所变化，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模糊了。
我还想写出畅销数百万册的小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上学、不用工作，三年不写书，写书养三年。我还想骑一辆摩托车周游全国，把摩托车骑到珠穆朗玛峰上去，后来得知摩托车容易引起交警的怀疑，在马路上关卡林立的现在，也不实际。
我只能实话实说，“我没有理想，都说每一天都是新的，那我的每一天也是崭新崭新的吧。”
李兆林说：“理想都是狗屁，我也是今天突发奇想，想出来了这么个理想。”
我说：“那你很牛逼了，这个理想我看行。”
李兆林说：“只要能有东西证明咱们在这个世上活了一遭，也就足够了。”
我说：“那我以后给你立个碑，就写上‘李兆林到此一活’，你看如何？”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我很奇怪为什么高中三年我们两个人只不过就是一个班而已，他喝酒、抽烟、跟人抢女朋友，甚至和县城的小混混们整天腻在一起，而我则在另一个群体里面干着和他差不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交集，但是上大学之后，他一直把我当小弟看待，而我也已经差不多认同了他的大哥身份。
李兆林给我指出原因：“你有才，以后可以给我写传记，咱们两个都流芳百世。”
喝完了酒，我们围着园子转了一圈，来到一口铜钟旁，李兆林拿起吊在屋檐上的木桩往铜钟上使劲敲了敲，只听见“咚、咚、咚”几声，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显得分外浑厚。
“知道这个园子叫什么名字吗？”李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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