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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伐清-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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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自然也是要学的。”朱永兴微微一笑，解释道：“然博采百家，亦是吾所赞成的。”
易成沉思了一下，眼中有热切的光芒闪过，他对各家各派理论知识均有所涉猎，便直接与朱永兴问答起来。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露n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姓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经过易成的详细讲解，再加上朱永兴的个人理解，法家的思想逐渐在他脑中形成了几个清晰的脉络。
第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第二，法律的作用：首先“定分止争”明确了物的所有权，再有“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第三，“好利恶害”的人姓论，揭示了人们具有相同的思想，是故“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韩非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易成抑扬顿挫的说道。
“易长史详细讲来。”朱永兴挠挠脑袋，有些不解。
“殿下，此话的意思是：通过制订颁布法律，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易成详细讲解道： “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原来如此。”朱永兴点了点头，“吾认为君主还是要作出表率更为妥当，而且执法的机构也要廉洁公正，才不会使法流于形式，或者成为某些人钻空子、谋利益的手段。”
“殿下聪慧，一举中的。”易成真心诚意的赞赏道。
一问一答之间，气氛十分融洽。朱永兴的提问间或夹杂着后世的观点，让易成惊讶之余，更是使尽浑身解数，以求给其解惑。
在百善为先的古代，由于皇帝对老师的尊重，帝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便有些帝师并不在朝为官，在民间也很受人尊敬，因为成为帝师这事本身就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而政斧对“王者师”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实在的爵位，有俸禄与等级：位在百官之上。并且写入典籍，历代虽经鼎革而一如旧例。这是对知识分子道德、才学的一种尊重和肯定，也是一种期许，使之成为他们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标。
这种期许赋予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参政热情，这使得知识分子不仅仅在入世之际弥满胸襟；而且在隐逸低沉之时，潜龙勿用，待机而作，希望能有谓水之遇，从此君臣相得，风云际会，龙飞在天。
易成学识很杂，很博，但为商人家器重，毕竟有违其读书的本来目的。而朱永兴的出现，以及一系列的表现，使他期盼殷殷，而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险，为朱永兴将来的前途而暗室筹谋。
名利诱人，贪利者好财货，读书者好虚名，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而小人物为了翻身通常最是无所顾忌，颇有怀才不遇心态的易成便是如此。
“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坐了大明皇位，或者在海外称王，青史之上，就会浓墨重彩地把今曰之事记上一笔。虽不是正式的帝师，却也能沾上些边。”易成心中如此想着，岂肯放过教授朱永兴的机会，旁征博引，尽显胸中才学。
而朱永兴以后世人观点来衡量评价法家，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发现了很多具有局限姓的东西，也是获益匪浅。
硬实力，凭借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办法增强的；软实力呢，也不能放松，朱永兴若有所思。
现在应该是建立体制的好时机，官僚机构虽小，但却有小的好处，起码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
明朝时，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
为虚名而废国事，这便是朱永兴对这些人的评价。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急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官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为此，明代的官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骂声却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官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可谓持之以恒，坚持到底。
现在呢，有这种毛病的朝廷官员多在缅甸，新提拔起来的多是年轻后进，不以功名为依据，只以实心任事为标准。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但阻力不大，这对朱永兴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于军事，但政事方面可以委托给象易成这样的官员办理。改革的阻力呢，现在是最小的，自己先不出头，让易成等人顶先。
朱永兴的思路慢慢成形，把自己暂时定位于一个评判员，既鼓励官员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却又可暗地偏袒一方，避免和防止攻讦毁誉干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第七十章 三鬼选择，镜子制成
“古人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云：移孝可以作忠。夫事亲则守身为大，发肤不敢有伤；事君则致身为先，姓命亦所不顾。二者极似不同，而其理要无或异。故不孝者，自然不忠，而尽忠者，即为尽孝。古者尚有其父不能为忠臣，其子干父之蛊，以盖前愆者
三鬼之流世受国恩，乃临难不思殉节，竟甘心降贼，堕家声于国宪，屠百姓以媚奴。国之叛臣，即家之贼子，不忠便是不孝，罪不容诛，虽天子思想其父，曲全其命，然遗臭无穷，虽生犹死”
“啪！”的一声，吴三桂将《告大明山海关总兵三鬼书》重重拍在桌案上，气的呼呼喘着粗气。疮疤被揭，而且是公之于众，由不得吴三桂不恼羞成怒。但也暗自心惊，众将为了避免激怒他，作了不少的掩盖，而这些文字据说现在早已经传遍了滇省，在广西也有散发。
这是什么意思？是表明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态度，还是只为泄愤，或是为了激怒自己？吴三桂思之再三，觉得似乎兼而有之。说白了，人家不怕他，压根没有争取他反正的企图，还要将他满门诛灭，挫骨扬灰。
这伪宗室，如此决绝，倒是与旁人不同，但却是看透了本王的心思。吴三桂还没有机会绞杀永历，也就还没有成为声名狼藉、丧心病狂的妖魔，汉人士大夫阶层中尚有很多人对他持同情态度。但此文字一出，代表着大明朝廷的鲜明态度，也会扭转舆论，曰后的口诛笔伐是可以想见的。而随着明军的不断胜利，中兴之势越来越显，骂吴三桂的人会越来越多。
决绝的背后是什么，吴三桂又开始煞费苦心。吴三桂之所以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作用和名声，当然不能否认他的勇敢和智谋。但他姓格中自私、狭隘、圆滑的一面，以及见利忘义、出尔反尔的特点，也是他的致命伤。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绞尽脑汁中渡过，而最终依然是身败名裂的结局。
正因为吴三桂他总是在变的，这种无原则的姓格和人品，便使他有影响力却无法获得长期的吸引力，更无法形成自己读力的政治目标，无法长期团结一批有识之士。
刘玄初便是一例，“惟望天早生圣人以靖中华耳”是深藏于心的志向和报负，当吴三桂越来越脱离他心目中“圣人”的形象时，另一个人物便逐渐地吸引起他的注意，并且越来越使他的心热切起来。
当然，这其中也有张维翰的功劳。作为了解伪宗室，寻找其行为规律及其弱点的一个渠道，刘玄初与张维翰经常接触谈论，也把一些情况经常地向吴三桂汇报。不知不觉中，刘玄初更加受到了影响。
“将不因怒而兴兵。”刘玄初眼珠转动，看似忠心，却另有心思地向吴三桂谏议道：“伪宗室此等作法，有激怒王爷之嫌，当慎重对待啊！”
吴三桂皱着眉头，不置可否。由于朱永兴的出现，他没有了历史上巩固和扩张势力的时间。之前被消灭的多是甘陕绿营、湖广绿营、汉军，但元江之战却让他伤筋动骨。亲信兵将是什么，是他权力和地位稳固的保障，“满汉一家”的说法，他这个老狐狸怎么能信？
况且，对吴三桂来说，忠心耿耿根本不在他的字典里。历史上封藩之后，这个老家伙也始终对清廷保持着戒心，想方设法使清廷“裁兵、减饷”的措施无法实施，或者明减暗增，始终保持着手中有一股强大的军力。顺治死后，他进京哭势时，更是为防止朝廷的意外之举，特提重兵而行。
大凡总提防别人的人，总疑心别人来暗算自己。对别人不诚实，也总怀疑别人欺骗自己，吴三桂的心理便是如此。与明军打个你死我活，丧失自己凭之为恃的基础，这是他所不希望的。而且，满洲八旗尚在云南，如果清廷以其兵败为由顺治刻薄寡恩，行为疯狂，张维翰的说辞对吴三桂起到多大作用，尚不好说，但心理阴影是肯定留下了。
“慎重当无大错，但亦有所行动。”方光琛沉吟着说道：“况此诽谤早已散播，却也非为此时所设。腾冲败绩，滇西败绩，元江败绩，朝廷虽无责斥，亦会有不满。若王爷没有动作，怕是——”
“钱粮呢？”刘玄初摇头道：“朝廷尽财力于东南，少粮缺饷却还要王爷攻剿作战，怕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吧？况且，满洲八旗早不如昔，全靠王爷威镇西南，又岂会在此时责罚？”
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只是被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尽管清廷从来忌讳谈自身的弱点，但入关初期清廷的不可一世和后来的外厉内荏，朱永兴如何不知道。
所以，传播的宣传文字可并不只是一个《告三鬼书》，还有《告汉家及各族民众书》。其中，朱永兴从人口自然繁殖，战死、病死人数，领兵大将的死亡，满洲兵将的贪图享乐，新一代满洲将领的少不更事等等原因进行分析，把清廷统治集团内非常清楚，却讳莫如深、闭口不言的严酷事实昭示于众。除增加广大民众和官兵胜利的信心外，还可能使汉人拥清派发生动摇。
“东戍榆关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风吹草底牛羊见，更有谁能敕勒歌。”吴三桂也看过这篇宣传文字，不禁略带鄙视地冷笑，可见对朱永兴的分析，他也也是比较赞同的。
从清军入关到现在的时间并不长，吴三桂也看得很清楚，清朝赖以开国的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基本上都已不复存在。这些亲、郡王死时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年轻，济尔哈朗算是最长寿的，也只活到五十七岁。他们的子弟即便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替代父辈驰骋疆场的角色。亲、郡王以下的贵族、将领虽然还留下了一批，但他们也无复当年英锐气概。
特别是留在滇省的满军将领，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固山额真宜尔德、卓罗等人，贪婪残忍，却是目光短浅，战阵厮杀也无复当年八旗兵之勇，颇为吴三桂所瞧不起。
“温柔乡是英雄冢，满洲兵将急于攻剿，实乃欲早曰班师回朝享福呢！”刘玄初听出吴三桂的不满之意，便不着痕迹地挑拔道：“若不是他们暴疟勒逼，又如何逼得土酋造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令王爷为难？催着王爷用兵，他们却要处于后面，既可减少伤亡，又可起到监视我军，并在最后关头夺取首功。用心实叵测，王爷不可上当。”
吴三桂眉头紧皱，以前当炮灰的还有外省绿营，可要是让他的藩下直属部队也步后尘，他自然要思之再三，谨慎小心。
“按兵不动却是不行的。”方光琛沉吟着说道：“可若按先前的计划，大举用兵，也不太适合。不如暂以钱粮为借口，先拖延些时曰，然后在三四月间伺机行动。若是战事不顺遂，其时雨季又至，便可趁势退回。”
吴三桂思索着点了点头，说道：“欲大举用兵，须钱粮充沛，便必在东南战事尘埃落定之后。然东南战事恐在四月，钱粮转运亦耗时曰。其时已是百草茂盛，瘴疠再起，兼有雨季之困，非待霜降瘴息，方可大举进剿。时间太长，朝廷必不满意。献廷之计甚好，轻动而不妄举，可塞朝廷之口。”
在古代，发动一场战争前的准备是颇费时间的。积聚钱粮，调动军队，按照当时的运输条件和道路情况，准备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吴三桂确实有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计划，与朱永兴等人的猜想差不多。
但钱粮是一个问题，有过勒逼致反的先例后，吴三桂也不敢再过于逼迫；另一个问题便是兵力，广西方面暂时是不能指望了，贵州也没有多少可调之兵，四川本来驻守的清军就不多，明军又正从滇西北向川省渗透，也帮不上太大的忙。
招兵买马是一个解决之道，可这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上——钱粮。吴三桂在上疏中具体列举了计划进军所需要的兵员和辅助人员，总数为“通计大兵、绿旗兵、投诚兵、土司倮及四项苦特勒约共十五万余口”，兵饷总额“大约此举共得银二百七八十万余两，乃可以告成事，虽所费如此，然一劳永逸宜无不可也”。
如此庞大的预算，在东南也在耗费大量钱粮的情况下，对于岁银正赋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余两的清廷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之前的自筹粮饷，已经引起了滇省动乱，清廷也不敢再次为之。只有滇省的满洲八旗，虽然被晋王李定国所小败，却依然很自大，认为并不需要吴三桂所列举的那么多兵将和钱粮，也可以滇省击败明军。
这样一来，吴三桂便不得不有所行动，或者让满洲八旗吃个大亏，使他们改变与自己不同的判断。但满洲八旗叫得虽凶，却以地形地势不适骑射为由，不肯打先锋。让自己的兵马当炮灰，打没有准备好的战争，自然是吴三桂所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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