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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伐清-第2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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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操和杀身成仁的意志。
因为，缙绅只在乎他们的一点家产，在乎他们的后代有没有机会考上科举，把家族的安全延续下去，至于是谁的科举他们并不是很在乎，反正只要不跌落到平头百姓就好。
还真是可怜啊！这些由于拥有土地而控制着大量的人口，在家乡一言九鼎，在父老眼中是知识的传承者、公义的化身，而愿望就只是能够不被官府欺负而已。
所以，就算朱永兴悍然下旨，将“辜负圣恩”的江南缙绅全杀了，那些幸存下来的也会认为这些缙绅是自己作死。
经过满清在江南制造的“奏销案”、“哭庙案”，以及大量清军的驻扎和官府的压榨，江南缙绅的实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朱永兴趁着其虚弱之机，以有理、有据的处罚再度削弱他们，倒也是应有之意。
而且，对于犯奸作科的江南缙绅的惩治早在光复江南之后便开始了。原则是有罪便罚，不问其他。由于《明史》案而险些被清廷重惩的朱佑明，原以为会因此而被朝廷所褒奖，却不料被官府查办其巧取豪夺、横行乡里之罪，全家被处流放之刑。
惩治劣迹缙绅只是迅速稳定江南秩序的一方面，各地的土棍、地痞、恶霸也在严打之列。既然要以江南为主要基进行北伐大业，以这种稍显酷烈的手段快速实现社会安定，也不算是过分之举。
“中国实在是太大，太富饶了。”日本使团坐着船，沿着长江参观了一番后，服部其衷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小大名有的都要自己去种地，家康公早年，手下的家老们在平时都要干农活呢！”
小大名，也就是倭国的诸侯，如果按照地域的大小来看，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县长。
“是啊，来的时候只觉得中国广大得无边无际，这次沿途能够观察风物，果然土地肥沃、应有尽有。”同为使团成员的小宅生顺连连点头赞同，“鞑靼人连沿江之地都弃守了，可见并无与明朝相抗衡的实力。或者说，他们缺乏拼死一战的勇气。”
“也就是说，鞑靼人差不多已经败局已定。”服部其衷说道：“我国的政策已经可以确定了。大明胜利在望，打败鞑靼只是时间问题。”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小宅生顺还有几分谨慎之心，沉吟了一下，说道：“或者可以暂时先答应大明开商馆之事，其他的进一步行动，先观望似乎更好。”
“小宅君还真是持重啊！”服部其衷呵呵一笑，说道：“这样也好，先不过分触怒鞑靼人。将军打算大力推广儒学，教导国人尊师、爱人和慈悲。偃武修文，便需要一个太平的环境。”
（未完待续。。）
第十四章 真儒，自虐？
“偃武修文吗？”朱永兴沉吟了半晌，展颜一笑，说道：“舜水先生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倭人以莫大感化。若倭人皆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属舜水先生矣。”
朝鲜、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在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巨大影响，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以后，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所谓的“尊王一统”，便类似于中国《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无论是孔子提出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以试图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还是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
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于朱舜水所说的“量窄意偏，日后恐为中华之祸”。朱永兴在钦佩其眼光和观察入微的同时，却并没有占领倭国的计划。何为中华之祸，内乱不起，不愚昧、落后，小小的倭国，贫瘠狭小。敢蚍蜉撼树吗？说到底，还是自己不争气。难道因为有八国联军之事，便要趁国家强盛之时将这万里之外的国家都灭掉？难道因为后世美帝的横行霸道，还要兵发南美大陆不成？
“万岁谬赞，微臣愧不敢当。”朱舜水对这位年轻的新圣上印象大好，在言谈之中能看出新圣上的禀性，不骄不馁，和熙亲切，且学识广博。目光深远。
若不是仗着后世知识的博杂，自己万万不是这些硕儒的对手。朱永兴心中却是另有感慨，在座的有王夫之、朱舜水、黄宗羲、吕留良、颜元、方以智、钱谦益，皆是名动一时的大学问家，在历史上也是鼎鼎有名。
召集的这些硕儒，并不是按照名气大小，而是察其学说是否有益于朱永兴的改革。“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帝王，虽然可以强硬推出自己的举措。可要在舆论和理论上占据高点，还少不了这些名家硕儒的支持。
颜元。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他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提倡实学。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
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三是“厄世运”。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与衰竭，皆与此有关。
王夫之，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他比较关心现实生活，注重实际考察社会，喜欢向旁人问四面八方的事情，至于江山地利之学，食货经济之学，典章制度之学，都很感兴趣，着意研究。以求经世致用，施展抱负。
朱之瑜，号舜水，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同时，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吕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自幼推崇朱熹，为文似朱熹。翻澜不已，善于说理；诗学杨万里、陈师道，深情苦语，令人感怆。近人邓之诚说：“以诗文论，诚宗羲劲敌，唯史学不如。”
方以智。明代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他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
可以看出，这首批召集的硕儒名家，在学术理论上都与朱永兴相似或相近：或强调人才的“经世济用”。或痛陈“八股取士”的危害，或批判程朱理学的糟粕，甚至还有“君主立宪”启蒙思想的。
钱谦益，于前，归正于后，仍不失文坛宗主之位。“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其史学之深厚。
也就是说。这些硕儒名士都可能是朱永兴改革的助力，是他要占据舆论阵地的战士。这些人的影响和号召。比他这个皇帝所下的圣旨，在某些方面还要管用。
朴素唯物主义，咱懂啊！什么矛盾的两方面，什么量变到质变，什么世界是物质组成
新的人才选择机制，咱也有想法啊！专才专考专用。后世公务员考试招聘改一改，也应该适合于现在吧？
“君主立宪”，咱比黄宗羲设想得还周到，还能举出英国的例子呢！
经济模式啊，农工商并举嘛。比黄梨州的“工商皆本”还要细致！积累莫返之害，咱懂，可以“开源”增加农民收入，在“节流”上可以采取减免赋税，精简官僚机构等措施；至于赋税征银的弊端，咱也有改变的计划：一是继续发展银行，杜绝奸商在兑银时的盘剥；二是设立民间公正机构，定价以征收实物。
教育呢，百年大计，当然更要大力投入。但依据现在的财政，以及战争未止的情况，还是要以普及村子教育为先。至于要继续学习深造者，便只能自己努力了。为了方便自学，国家可挤出资金兴建图书馆，也鼓励富人捐资，给图书馆命个名，在图书馆前立个塑像啥的，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史上留名吧？
而这些硕儒名士，这个年轻的皇帝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惊，或者说是惊喜。天降圣人，对他们来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事情。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远系宗室、朱氏子孙，却让他们相信是太祖有灵，上天有眼，方出了这样一位中兴英主。
翰林院，大学士。这些对他们并不是无法抵御的诱惑，但国家将兴，鞑虏将灭，却是他们感到由衷喜悦和振奋的。
打压一批士人，推崇一批士人，此士人非彼士人。朱永兴就是要以此做出个榜样，什么样的学说是朝廷所喜欢的，什么样的士人、儒家，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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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登基已有数月，虽然在军事上并未取得令人振奋的战绩，但北伐的调子一直唱得很高。发行战争战债，发布禁粮酿酒令，补充新兵，采购物资没有人怀疑北伐的行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虽然暂时处于蓄力状态，但内政外交却呈现出生机和效果。百姓生活在减赋减税的惠政下逐渐安定，大量收缴入册的无主田地、满清官田被分发给战争中出力或勤劳肯干的民众，鼓舞起来的积极性使得耕地数量大幅上升。
特别是外交，倭国在见识到明朝已然复兴，并在战争中占有一定优势后，给予了明朝商贸的特权，比荷兰人还要大。朝鲜虽然还未打出反清旗帜，但在实际上却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济州岛暂借予明军养马组军，并尽其所能为明朝买马、提供粮草。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在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历史上，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满清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在很多中国人描绘的图景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黄金时期，顶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不断倒退。而到了满清所呈现的黑暗丑陋，则不过是这种倒退历史趋势延续的表现。而并非满清自己的责任。
这些中国人表面上没有对本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有时候还以竭力倡导者的面目出现，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切断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看不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不断进化的过程，把满清入关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断退化走向腐朽没落，丧失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看似尊崇中国文化，实则丑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因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而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或者是因为无知而没有充分认识满清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歪曲阉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识在为满清统治者开脱罪责！其本质仍旧是在让中国文化对满清统治背黑锅。
在满清统治之下，不仅仅是国人变得愚昧、贫困、麻木、僵化，很多外国人的中华梦也因此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而且，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而且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朝的朝鲜使者，更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尽管这些外国人厌恶鄙视满清，甚至认为“明朝后无中国”，但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尊敬，尤其是明朝中国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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