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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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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障啊，你看看，真是个不忠不孝的孽障啊！这个该吃枪毙的，英语只考了个八分，传到外面去，把我祖宗的脸面都糟贱成屁股皮了。”
父亲一说起这事，就抽自己一大耳光：“我就是腰不好。要不是这腰，我早就跑到广东去了。我要找到他，打断他的腿！”
“你不要怪他。年轻人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不读书怎么办？不读书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到时候不就像我？一辈子就土虫子一条？”
我连忙岔开话题，问他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老婆。女人的话题也许能使这个单身汉开心一点。
“我有儿子了啊！”他瞪大眼睛。
“我不是说儿子，是问你为什么不再找个女人。”
“我有儿子了啊，已经有了啊。我对得起祖宗了，还结婚做什么？还养个婆娘来吃饭？来费衣？来摆看？”
这回轮到我有点费解了，“你毕竟……才四十出头，就不要个做饭的？”
“做饭最容易了。我煮一锅，吃得了两天。”
“就不要个伴，好说说话什么的？”
“我不喜欢说话。”
他已经栽完了菜秧子，又摘了些大树叶来给菜秧子遮阳，防止它们遭到暴晒。看他对菜秧子兴冲冲的劲头，我怀疑他根本没听懂我刚才的话。他平时随便找个碗，往地上一砸，取块瓷片就可以帮邻居阉鸡或者阉猪，甚至给自己剜疮或者割疣，他莫不是又砸了一个碗？取一块瓷片把自己给阉了？这是另一种可能。不然的话他为何对再婚毫无兴致？
春天又来了，我家的芥菜果然长得很猛，每一棵就胀得地皮开裂，能让你挖出碗大的菜头，可见孝佬确实熟悉这里的泥性。春天里的茅竹齐刷刷抽笋，很快就绿成了密不透风的一片，有几只鸟在那里面扑腾或者啼叫，总是引起来客们的注意。我不得不去间伐掉一些茅竹的时候，就想到了孝佬。我早就取下了铁锁，敞开了院门，希望他什么时候提着柴刀前来，但他的脚步声倒是不再出现了。我家的五月阳已经繁殖出一大片，开出的花朵像满地金币，却没有人再来挖采。
我路过他家门，发现门上挂着锁。他是去寻找他的儿子，还是去哪里给人家帮工还人情，抑或是去城里找他的一位兄弟，不得而知。
他的邻居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更准确地说，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邻居。村子里有点空空荡荡，我的脚步声足以引起巨大的回响，我的说话声也足以让自己惊吓。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还是锁着，就像一场瘟疫留下了突然的空阔。声音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放大，一片树叶的轻落，一只蝴蝶的飞掠，一缕微风的穿过，几乎都是这里震耳的惊雷，震出天地间滚滚的声浪。还算好，我找到了一间有人的房子。但留在这里的老人和小孩似乎已经习惯了寂寞，不大说话，只是倚着门，直愣愣地看着我。你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
眼光里有欢迎但没有惊奇，看我离去时有欢送却没有惜别。也许他们已经生疏了人间交往，常见的世界只是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常见的活物也只是野兔、野麂以及飞鸟。那么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人形的鸟，即算挂着古怪的墨镜和照相机，也还是一只鸟，一只稍微有些特别的鸟，不过是来此落脚，吃点谷米，撒点粪粒，然后又飞上前面的山岗，离开他们的视野。
我问他们：打工的人会回来吗？比方说，过春节的时候会不会回来？
他们说：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
我问：他们总会要回来的吧？
他们说：当然，总要回来的。
我看见了好些空屋都充当着库房，堆放着一些杂物，有烧剩的干柴，有破摇篮或者旧水缸，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农具，比方木头大禾桶，是以前给稻子脱粒时要用的；比方说木头大风车，是以前给谷粒去壳时要用的；还比如木制的龙骨水车，复杂和精巧得像巨大的骨雕项链，是以前抗旱引水时要用的。眼下，它们用不上了，或者说是被更先进的金属机器替代，只能在这里蒙上尘垢，冷落在某个阁楼上或者墙角里。奇怪的是，主人把这些东西都保留着，没有把它们烧掉，好像它们还会有用上的一天。
在这些人家的屋檐下，在横梁上或者走道里，一定还停放在一具或者数具棺木，不可一世地占据着很大的位置，翘起的棺头更有点趾高气扬，只差没有喷出呼噜噜的鼾声，或者高声大气的一个哈欠。
我知道这些棺木是主人们的宝贝：一户人家如果有这样的棺木，足以证明这一家略有积蓄，还有对未来的及早准备，常常引起他人的羡慕和称道。生活从此就可以过得踏踏实实。
我还突然想起了前不久院子里的一只鸟。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这只鸟在林子里呱呱呱地大叫，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得摸黑去寻找和驱赶，用木棒敲击了好些树杆，用石块射击好些树杈，但最终不知它藏在哪一片墨色的树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鸟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而且发现这只鸟就死在石阶上。它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血迹，只是瘦成一包壳，掂在手里轻飘飘的，像一片影子。它有蓝色的的翎毛，有橘红色的眉圈，有眉心间的一点纯白，其实美艳惊人。
它为什么死在这里？它是不是带来了远方什么不祥的消息？抑或远方什么喜庆的消息？曹家老头儿曾经低声说过，要我注意初秋夜晚里的动静。我这才发现，那老头儿看似疯疯癫癫的，其实是个知情人，对我早有暗示。在这一刻，我甚至相信七十年前七百年前七千年前七万年前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是知情人，对今天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们大概早就知道，早就在口口相传，有一只无名的鸟今天将会在这里，死在露水和晨光之下。
我把它埋葬在竹林边，踩紧了一堆新土。
山歌天上来
当年的老寅背有点弯，在椅子里坐久了，背上挤出几轮布的皱褶，使上衣变得前长后短，一起身，后片像幕布一样向上拉吊。
当年的老寅在汽车站等了片刻，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天色已晚，扛着他的竹椅四处找
人问路，最后找到了县文化馆。现在，他已经面对我们，让我们略略感到挑选词语的困难。比如他的脑袋小，不好说一个，更像是一粒；眉毛粗，不好说两条，更像是两把；耳朵倒很大，说两扇或者两页，可能更合适。文化馆的老柳肯定是不大习惯这个一粒，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人买椅子。
听说方申明自己是来报到的学员，听对方埋怨汽车埋怨天气而且埋怨这个文化馆实在不好找，老柳才有些吃惊：你说你就是毛三寅？
“唔呵……”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呵……”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吗？”
“我问你。”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啊。”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尖叫。
小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完全变成人吧……”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打嗝放屁都是红薯味。他要是能把七个音符唱圆整，我就倒立着来上班。”
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肯定是他。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很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可以证明。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事情不要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吗？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邪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她今天早上跌了一跤吧？”
这话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经常哗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很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任务重，要求高，一心要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之时，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干扰——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
“对不起，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被子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了。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捉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音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察觉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游，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味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啊。”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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