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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现实之门-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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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现象。十二月十五日我看见某小报记者写的一篇报道——“我在‘网络小姐’评选现场”，层层暴露出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
撰写文章的记者先是对大赛现场发给现场记者及观众们的礼品表示了不满——“鼓鼓囊囊的礼品袋里装的不过是一个印有赞助单位名称的大杯子”。礼品和比赛有必然联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没有高价值的礼品，一个比赛就没有报道和观看的价值了？我相信大部分记者会说——不！
接着，这位记者又对观众进行了抨击——“看到25位网姐上场，‘嘘……’有位男士吹了声极响亮、极尽抑扬顿挫的口哨”，“在多位网姐作自我介绍时，有观众低呼‘受不了’”。我就在比赛的现场，却没有听到、看到观众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就我所知，比赛现场的观众都是一些公司的决策者再加上屈指可数的几位网络小姐家属，都是些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做出些惊世骇俗的举动。难道说，这位记者在用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抨击在场的记者们？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吧。
再下去，这位记者开始攻击评委会，“抗议之声充斥着整个赛场，但评委没有任何反应。22点28分，宣布评判第一轮比赛成绩”——我确实听到了一小部分观众的抗议声，那是因为东道主选手在回答“CIH病毒还有什么名字”的时候，回答了一个错误的答案“CIH就是CIH，没有其他名字”，CIH病毒确实还有一个名字，只是大家不像对“CIH”这个名字这么熟悉而已，评委会判其答案为错，上海本地的一些观众认为选手答的是对的，便在台下抗议，“但也没有充斥整个赛场”。只能说东道主选手运气比较差，恰好被问及自己不太了解的方面，并不能将之归因为评委会的失职。
紧接着，轮到主持人和比赛现场策划的导演了，“姜昆原地打转，‘春节晚会也没有这么紧张过呀！……唉，唉，怎么有人拿包走了嗨！还有更好听的相声不听啦？’”、“导演和公证员吵起来啦！”——这些花边新闻，我自己也是看了报才知道的，不知是因为我在场上比赛太专注了，还是因为这位记者的职业敏感性太强了，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比赛的时候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了这些事情，我只知道当场上出现技术故障的时候，姜昆在做自己额外的工作——救场、维持正常的比赛气氛。
再接下去，所有的焦点开始集中在我身上，
“不公平。题目的难易程度相差太大，比赛规则又没办法实施，这样选出来的网姐能令人信服吗？”
“无意中又听到了一则新闻。记者的一位在外地电视台工作的老同学，跟踪拍摄某位网姐一月有余，当我们众口一词表示对这位网姐的好感时，她语出惊人：”别看她在台上很有分寸，可在台下，刻薄得不得了。那天，好几家媒体一起采访她，都下午两点多了，她只邀请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去她家吃饭。这次来上海，我们没舍得住那么贵的国际饭店，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你看人家（指那家中央级媒体），早上来看我一次，晚上来看我一次，你们呢？’“”对啊！“另一家上海媒体的记者”补充控诉“：”那天安排专访时，一位记者就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她吵着闹着要和人家打官司……“
“你看评委多偏爱浙江的陈帆红，每次都是她的分数最高。”
我很幸运地成了整篇报道的中心人物，尽管有些描述是虚构的情节和对白，这位记者可能是怕“打官司”，没敢把我的名字和事情对上号，我还是根据蛛丝马迹认出了自己。而最终帮助我看懂这篇报道的却是很多人羞于出口的一些原因：
“残疾也是优势嘛，惹人同情。”
“冠亚军决赛在浙江的陈帆红和黑龙江的柳菁之间展开，柳菁的那段演讲机智、自信、条理清晰，但陈帆红的发言有些牵强。对陈帆红的偏爱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吗？有记者说，不会吧。听说，‘爱立信’要请最后获胜的网络小姐做形象大使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下，我不得不再次面对残疾这两个字，我也不得不重新去思索在普通人的心里，“残疾”到底是什么含义。残——不完美的，疾——不健康的，合起来就是——惹人同情的弱者。我不在乎“残疾”这种称呼，但是我不愿意接受“残疾”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意思。有的人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承认，一个在他们眼中比谁都弱、比谁都差、只应该让人同情的女性，战胜了所有在他们看来是健康的、美丽的女性，最后获得了“中国网络小姐”的称号。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残疾”的形象，将作为中国女性网民的形象，这个结果让他们觉得难堪、被侮辱了。我不知道评委是否一直都偏爱着我，如果说每轮分数的领先只说明了“评委的偏爱”的话，那未免把评委和其他的选手看得太低了。我只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获得和人平等地站在一个舞台上，平等地参加一个比赛，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有谁会对我偏爱，当我坐着轮椅在台上向着全场观众绽放出自信的笑容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究竟有多少人能看懂我的笑容，有多少人能够看到一个站着、自由行走的我，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到网络对人的意义。
我一直在分析着与这位记者类似的人的心理，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被扭曲的心态。直到看到了互联网周刊上刊登出的一篇文章——中国著名新经济学者姜奇平写的“陈帆红，二十世纪最后的童话”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社会是由不同层次的人构成的，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当一个人想要描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有三种方式——仰视、俯视、平视，要想描述得准确又贴切的话，只有采用一种方式——平视，否则描述者就无法了解被描述者的真实心理，更不用说从被描述者身上获得什么有价值的观点。
不一样的人生
赛后，大赛组委会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让自己选择可以推动网络发展的公益活动，我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去参加一些公益或非公益的活动。也许是关于比赛的种种报道，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是公益活动，我就必须得参加，为此，我很被动，很多时候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公益性人物。我很愿意做公益活动，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工作，我也要生存，我不可能整日忙于东奔西走地参加公益活动，却拿着病假工资不去单位上班，我也不可能分文不取地到处义务服务，最后却不得不为自己今后的手术费、生活费发愁。也许年少的我很浪漫，做着各种梦，但我的经历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的人，也只有我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自己要面对什么。很多人觉得我出名了，和我的爷爷陈歌辛，和我的伯父陈钢一样，出名了，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我每天在做些什么，我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公众人物只是一个阶段的事，却没有料到，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后，就得安于这个位置，想要再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了，很多事情不可逆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适应自己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不让所有有着善良愿望的人们失望，我很累，我每天要回几百封的信，要面对众多的媒体，要接待各种来表达善良愿望的人，我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维护菜青虫之家这个快乐的源泉、学习新的知识、创建网上医院……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没有人帮我，有时候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一个人能做这么多的事。同时，我也在想一些问题，如果我仅仅是付出，没有任何的回报，那么我很难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如果我永远过着传统的生活，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转化成经济的话，那就说明我还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努力地寻找着快乐，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很满足。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新鲜的感觉时不时地刺激着自己，世纪末的时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邀请我去与学生谈网络与人生，这是我赛后第一次到高校与学生交流，尽管后来我还去了其它的高校，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是气氛最好的一次。整个过程中，阶梯教室中的笑声不断，我也终于从前一个阶段的严肃中走了出来，轻松地面对人群，用真实的思想和大家交流。我坐在讲台上，面对着台下几百位大学生，回答了大学生们的所有问题后，我也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网络小姐应该是什么样的？”有的说应该是电脑及网络高手，有的说应该是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有的说应该是智慧与美丽共存的女性，有的说应该是有亲和力的女性，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中国网络小姐应该是很漂亮的！”我笑着问他：“你觉得我怎么样呢？”他不好意思地说：“离得远，我看不清……”我请他走上前来看，他的脸立刻红透了，支支吾吾不肯上前来看个清楚。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很有意思，也非常喜欢这种形式。显然，大学生们也很喜欢这种轻松的形式，不断会有学生走进教室，没有座位了，就站在教室后面看，后来我才知道，在对面的一个教室里有位教授在作报告，有很多学生是从那个教室“转移”到我这个教室来的。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泛着青春的光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切仿佛都离得很遥远。在北回归线的银色月光下，王以培的一首诗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一夜所有的音乐从梦中传来
这一夜所有的树木纷纷落叶
这一夜所有的村庄都在下雪
这一夜所有的老人回忆从前
这一夜所有的眼睛注视着窗外
这一夜所有的泪水向我涌来
所有的感觉都凝结在北京冬天的夜色中，所有的酸甜苦辣都烟消云散了，轻松过后，我还是无法改变现实，更无法逃避。网络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新世纪的第一天晚上，我参加了面向全球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世纪风”元旦晚会。大赛组委会认为，参加这种影响面广的大型活动也是一种公益活动，我的形象、我的经历将和“网络”这两个字一起通过电视传播，间接地推动着网络的发展。我和表演艺术家奚美娟作为“生命”这一主题的嘉宾主持人，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向观众传达着我们所感悟到的生命，奚美娟没有任何异议地推着我的轮椅，她的神情平和安宁，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也许是在此之前遭遇了太多的冷漠，奚美娟简单的行动，简单的眼神，却让我感到了无限暖意。人与人之间的交融，胜过言语，胜过春天。
镁光灯下的生活
当我终于能够坐在自己家里的电脑前重新更新自己主页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心无旁鹜了。电话铃时不时地响起来，要求采访我的，邀请我参加各种活动的，要求我提供帮助的，最初我都欣然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同类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时间，而自己越是轻易地答应，对方越是不珍惜我的劳动和付出。我不得不停下手头在做的一切，开始思考究竟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以前根本不会遇到的情况。
采访我的媒体来自全国各地——从中央级的媒体到地方媒体，同时也有很多国外的媒体——英国路透社、日本NHK、日本朝日新闻、美国之音、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澳大利亚ABC、美国新闻周刊，转载、刊登有关我的媒体范围更广——从国内一些中学的内部校刊到法国、德国、匈牙利、英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媒体、亚洲周刊……我对每个来采访的媒体都很友好，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希望采访过我的媒体能够给我一份有关我自己的采访节目的拷贝，每个媒体向我要求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做到，而最后真正能够做到的却没几家，大部分都是雁过不留痕。我不能随便拒绝任何一家媒体，因为即使没有采访过我，有些不负责任的记者一样可以东拼西凑地写出关于我的长篇报道，其内容的真实性必然是大打折扣。我开始有选择地接受采访，尽管这些采访占用了我大量的休息时间、工作时间，我还是很友善地对待每个来采访的媒体，还是那一点小小的要求。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己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一定会真诚地对待我。
可是，无数事实证明我错了，来采访的媒体还是一如既往，要采访我的时候爽快地许诺，采访结束后便轻易地忘了许诺过的事情。有少数的一些媒体，也许是因为太容易便采访到了我，一点也不珍惜我的时间和劳动，直到来我家采访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采访些什么，更有甚者，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最后却轻描淡写地一句“节目不满意，不播出了。”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仍然只是一个残疾人，给我一个上镜头上报纸的机会就已经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怎么还有资格去要求更多呢？
我一直充当着这么一种被施予者的角色，经常会收到一些网友来信问：“你现在经常接受采访，是不是都收费的？”我无言以对，如果真的每个采访都是付费的，我想采访者也会比较珍惜被采访者的劳动一些，也会更尊重被采访者一些。我和我的家人尊重着每位认真采访的记者，也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说要采访我的单位，我便和单位领导协商，他们说要采访我的中学老师，我便和老师约好时间，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一家人的善良与友好，竟然被一些人利用了来伤害我们。有的记者当着我们的面说得很感人：“我们都很佩服你，也很希望能够和你成为朋友，我们要用你的这种精神去鼓舞更多的人。”一转身，他们采访我的同事、我的师长的时候，问的却都是一些负面的、不友好的问题，当事后同事、老师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难道真诚也是一种错误吗？
这种无条件的合作与友好地接待一直延续到我看到一篇文章《中国网络小姐陈帆红的秘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菜青虫”》，如果不是这篇文章，我也许还是会很单纯地以为，我少休息一点，多一点时间给记者和网友，大家就会理解我的。
应该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这是一个女记者写的，一个仅凭几个小时接触就能彻底了解我的女记者写的，是一个打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晚上十一点半离开我家还抱怨我们对她冷淡的女记者写的。
我一直都知道一些小报记者有着非凡的组织文字的能力，对于这种现象，社会是既无奈又纵容的，如果没有这些“花边”，也许我们的娱乐生活会变得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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