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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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翊杰的脸上又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他突然插话道：“请恕我多说一句，总管这些办法固然是巧妙，但只能治标而已，不能治本。彻底解决京湖矿产开采的问题，并不是一两件新发明就能做到的。”
　　　　郑云鸣略为尴尬，自从他担任大将之后，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指摘他的做法了，尤其是在他在用未来知识加快当下的科技进程的时候，人们只有叹服，哪里还来得及挑剔。
　　　　但他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当即说道：“先生有什么高论不妨直言说来，我们需要的正是众人的智慧。”
　　　　“现在国家矿冶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怎么落后，器具如何不得力。当下国家矿洞生产的效率并不是比不上北方，或者西戎和南蛮，而是比不上南渡之前。若说技术如何不足，器具怎样不利，南渡之前我们只会更差而不会更好。如今有了更先进的技术，参与开掘的人数也增加了，怎么开采矿石的效率反而下降了？”
　　　　“翊杰以为，那是因为管理制度出现了崩坏。国朝初立的时候，锐气勃发，官吏不敢徇私偷闲，战战兢兢勉力工作，能够深入矿山体察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这是兴旺时期制度初立带来的管理优势。”
　　　　“但自真宗、仁宗朝以来，管理逐步废弛。上下贪墨的事情不断出现在涉及矿冶的国家衙门中。对于矿山的管理更加是不闻不问，基本上依赖矿丁们自行管理。这就是长期停滞的政局带给官员们的惰性，这个根子不挖去，任如何使用先进技术和机具。最终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要改变矿山生产不力的局面，先从用人上抓起，任用得力之人，然后改革制度中不适应现实情况的部分，最后再改革技术、使用新工具。才能收通盘之效。不然白费了总管的这些技术，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人才不易得啊。”郑云鸣说起来，许世清和柯神虎也不住的点头：“政出多门，号令不明，有功众人抢，有过互相推，没人愿意惹这种麻烦。新出仕的小子们又个个崖岸自高，宁可去县上跟老农打交道，不愿意来山中受这风吹雨打的苦楚。”
　　　　“我去。”白翊杰说道：“管保一年之内，给总管做出些成绩瞧瞧。”
　　　　“现在军中事务正多，片刻也离不开您的时候，您却要离开我们去管理铁矿？”郑云鸣摇了摇头：“庐中八策要依靠谁来执行呢？”
　　　　“正因为要遂行八策，不得不事先召集人才，我这一趟出门除了经理矿洞之外，更要云游两湖各处，聚集有志之士一同到总管的麾下来，为将来的大计划做一些事前准备。”
　　　　他又说道：“先治五金之弊绝不是小事情，首先五金不但对军队，且对寻常生产与生活关系甚大。军中诸般器械，需要大量的铜铁锡，若是将来总管的发射火器大量采用，铅的用量也不会少吧。农作需要铁制犁铧，水利需要镐头锄头，生活里各种小地方更是仰仗五金的便利。从这个方向入手成效最快，也最容易彰显将军‘新政’的成效，先自此改革起，将来诸般事务就会势如破竹，阻碍减少的多了。”
　　　　“其次正因为政出多门，所以这里没有固定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这里正是各衙门间都互不相能的一个灰色地带，盘根错节的矛盾虽多，也正有可以回旋牵制的余地。”
　　　　“欲成八策，先自京湖的矿山开始，”他拱手说道：“请将军一定给我这个机会。”

第二十五回　举步重整旧山河（1）
　　　　02…06
　　　　他说到这个地步，郑云鸣没有办法再开口挽留，只得对许世清说道：“白先生在鄂州的一切有劳许丈多加照顾了，我得白先生如鱼得水，万一在地方上有什么危险，我就算坐镇襄阳也会寝食难安。”
　　　　“您就放一万个心吧。”许世清神色严肃的说道：“要是有谁敢动白先生一根毫毛，京湖上下十几万矿丁绝不会轻饶了他。”
　　　　他许下这个诺言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过白翊杰会遭遇到什么风险。
　　　　就连白翊杰自己也难以想到将会有一场怎样的奇遇。
　　　　白翊杰走后的第十天，督视府的船队终于赶到了襄阳城下。
　　　　原本在黄州魏了翁就接到了朝廷解散督视府的诏令，其内容无非是担心魏了翁的身体支撑不了督视整个京湖的任务，皇恩体恤，特命召回云云。魏了翁沉溺宦海数十年，怎么会看不清中间的关节。
　　　　他离开临安之后，原先那些和理学家们水火不容的臣僚们迅速从沉寂的状态下苏醒过来，针对他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攻击。无论他给皇帝上什么样的奏疏，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
　　　　政治的恶斗完全牵制了朝廷对前线事务的正常处理，朝廷纷争不下的情形之下督视府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在黄州的时候本应当解散督视府返回临安。
　　　　这时候却接到了襄阳可能有变的情报，魏了翁立即将其上报临安，并率领卫队和官员继续向襄阳开进。
　　　　临安的反应也出乎意外的迅速，很快急递铺就传来朝廷的公函，同意暂缓撤销督视府，并且严令魏了翁督促各路军马火速救援襄阳。
　　　　于是他一路召集各支军马共同前往襄阳平乱。
　　　　但随后消息就传来，襄阳之乱已经被制置使司土龙军平定，祸首大部分被擒获。这样汉水下流的汉川、郢州和随州等州郡也都能全部保全了。
　　　　但魏了翁依旧不放心，派遣虎翼军统制刘廷辅从荆门带兵出发，于路会合老鸦山寨的义军，火速从陆路增援襄阳。
　　　　而他则亲自率领督视府换乘快船，星夜前进赶到襄阳。
　　　　但是他抵达襄阳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沉重，已经没有办法处理公务。一进入襄阳城就进驻制置使衙门中养病。一切公务都由督视府参议吴潜跟郑云鸣商议办理。
　　　　吴潜生的矮矮胖胖，面带福相，可是胸中才学却不容人小觑。他本是嘉定十一年殿试的状元郎，在地方上做官也颇有实绩，自从被召回朝廷担任秘书省的职务后，人人都把他看做是未来的宰相人选。
　　　　和他一起处理公务的郑云鸣在状元敏捷的才思面前自然相形见绌了。
　　　　吴潜首先颁布的是朝廷对于平定襄阳之乱的褒奖。虽然自南渡之后，大宋常常发生奖惩不公的情况，这一次反而是出乎意料的明快。
　　　　皇帝这时候正是要利用郑相公处理边事的时候，怎么可能对立下大功的相公公子吝啬赏赐呢？
　　　　平定襄阳之乱首功者权知营田事务总管郑云鸣被提拔为荆鄂副都统，兼南漳县令。其实以都统一级的将官，至少应该兼理一州事务，以郑云鸣当前的实力，让其知襄阳府无疑是更合适的选择。
　　　　但这严重违反了官场叙资历递进的原则，郑清之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将郑云鸣破格晋升为襄阳知府，这种流星火箭一样的飞跃对自己的儿子有百害而无一利。
　　　　官场的处事原则就是既要展露锋芒又不可锋芒太露。锋芒不露难免给人一团死气碌碌无为的印象，锋芒太露，就会连上司都威胁到，将上司和同僚一起变成你的对手。
　　　　一战之后将他从参事晋升到一县之主的位置，既能展示朝廷对立功之人绝不吝惜奖赏，又能让他摆脱在襄阳主事的局面。让郑云鸣可以在襄樊之地进退灵活，无疑是当父亲的宰相给儿子安排下最合适的选择。
　　　　南漳县就在襄阳南面，其境内包括有郑云鸣的老营老鸦山寨。兼任此地的县令北可以顾及襄阳防务，南可以兼理老鸦山及附近的民生百事，连郑云鸣都替父亲的这个置措暗暗叫了一声好。
　　　　至于荆鄂副都统之职郑清之倒无所谓，这个职位自从王旻接任之后大量招纳北军，在朝廷的印象里就等于一个管理北方军队的忠义军马的副都统制。率领忠义军马一战而升为副都统的，朝廷之前已经有过这种先例。更何况如今王旻治军不严犯下了大罪，荆鄂副都统樊文彬又在枣阳阵亡，整个荆鄂都统司实际上已经是个空架子。
　　　　让郑云鸣来顶起这个名号对于置措整个京湖防务是最适合不过的处理。
　　　　除此之外，礼部和枢密院还对郑云鸣的阶级进行了修正。先前皇帝钦赐了校书郎的名号，原是作为遥领，以示一时恩宠的意思。那时候吏部按阶是给予了文三十八阶的通仕郎的阶级。如今转为了武官，在阶级上从文变武，依照定规不可能低于县令文职的正七品，也就是武三十三级的左武郎级别。
　　　　枢密院又奏请皇帝，赐予郑云鸣左千牛卫将军的环卫官头衔，自此之后时人也有用左千牛来代指郑云鸣的。
　　　　此外，因为京湖转运使、提举京湖常平仓事李伯度在襄阳之乱中受了惊吓，惊忧成病不能主事，又让郑云鸣领提举京湖常平，代理主持京湖转运司的部分事务。
　　　　在官职晋升的同时，皇帝又下诏赐予郑云鸣在京师宅邸一座，与丞相府比邻而居，以示荣宠。另颁赐良田一百亩，银一千两，锦缎二千匹。
　　　　郑云鸣部下也依序得到犒赏。左军统制陆循之获任通判郢州、武功郎，右军统制葛怀获任京湖兵马钤辖、武德郎，左军统领王登以军功任南漳县尉、武翼郎，右军统领杨掞兼领老鸦山守把、修武郎。又授予郑云鸣帐前义士秦武以均州兵马钤辖、武义郎的职位，让其正式归入大宋军队的编制。
　　　　不过在给予郑云鸣及其部下很多个人的荣誉和犒赏之外，朝廷对于这支成立不久的新军实力的疾速扩张依然保持着警惕。除去原定五千额度之外，朝廷准许将郑云鸣部下扩编到一万二千人编制，划分为土龙、振武两个军，以葛怀为土龙军统制、杨掞副之，以陆循之为振武军统制、王登为副将，两军并听荆鄂副都统衙门节制。
　　　　并将其在襄阳之乱中收编的北军数千人分拨给前来襄阳的督视府另行处理。
　　　　这在南渡之后的军事历史上是很不寻常的举动，自五代以后，军队就成为将领的私产，任何别人稍加染指自己部下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大将的一种冒犯。宋朝立国之后，虽然订立了以文御武的原则，但你可以将武将夺权，收回对一支军队的指挥权，将已经收编的军马硬生生的划出去给别人，在南渡之后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当然，有这样年轻的大将疾速崛起成为一方的支柱之一，在大宋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枢密院自己也知道是理亏，所以由皇帝在朝上命令郑相公写亲笔信给自己在京湖的儿子，信中谈到两条：第一是年轻人不可不经历历练而仓促掌握大军，这对于自己的仕途升迁并不是好的预兆，自然用了战国赵括为比喻，第二是国家将他看做是未来朝廷上可以大展拳脚的栋梁之才，所以不用急着在武功上累积荣誉，而是要注意在地方上的治政实效。
　　　　“沙场交锋固然功绩来的容易，但对于读书人来说，治理一方百姓，为民众谋取福祉才是我辈追求的的事业。”吴潜这话其实并不见得只是为了劝慰郑云鸣，更多的是当下读书人的整体价值观。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在固守着重文轻武的观点，有时候连同为圣人门徒的郑云鸣也对读书人这种孤高的观点忍无可忍。
　　　　你们都去读圣贤书做太平官，谁来给我带兵？
　　　　对于朝廷分走他几千北方军马他倒不是很在意，无论是他还是他手下这支军队都太过年轻了。
　　　　蒙古人大举入侵的时候，郑云鸣指挥三四千人还能够应付自如。待到五里坡大战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指挥有滞涩的感觉。如果真的给他二万人马，等到蒙古人大举南下的时候自己说不定指挥的一塌糊涂。
　　　　谁都不是天生的军神，即便是卫青和霍去病，也是经历过汉武帝宫廷严格的军事培养才能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帅级人才的。到了今世更是如此，狄青、岳飞、韩世忠都是先统率三四千人，继而万余人，最后成为数万大军的主帅的。
　　　　在胡人下一波秋季攻势展开之前手中有万余人已经足够调配了。和敌人正面交锋的主角注定不会是他，而是黄州的那位智勇双全的将军。
　　　　吴潜可不这么看，他一脸正色的嘱咐郑云鸣：“将军少年统军，天纵英才，秋天正是你和蒙古四太子决胜于襄樊的好时机，千万小心保重身体，大宋的门户都依赖着将军一身。”
　　　　这一席话唬的郑云鸣冷汗直冒。

第二十五回　举步重整旧山河（2）
　　　　02…07
　　　　吴潜的第二件任务是发布对襄阳之乱的处分决定。
　　　　京湖地方安抚制置大使、兼知襄阳府赵范因为御下失当，激发兵变，作为这次兵乱的主要责任人被连降三级，贬为福建路兵马总管兼知泉州。镇江都统李虎不知缓急，纵兵激化与北军的矛盾，也被连降三级，送往广南西路静江府闭门思过。
　　　　荆鄂军都统王旻，治军无方导致部下哗变，几乎丢失了襄阳城，为此次变乱的直接责任人，被直接贬为庶人，送往临安殿前问罪。
　　　　其余北军将领李伯渊、黄国弼、夏全（此夏全与德安府夏全同名）坐望不救者，以及南军观望祸事将领王福、杨茂先等辈，全部被减武官阶二级，留待军中戴罪立功。
　　　　当然，对于这些人朝廷不可能过于从重处罚，一旦激起二十多支北军兵变，局面就不仅仅是失去襄阳一城可以控制的了。
　　　　对于让谁来担任襄阳帅臣的问题，朝廷一度犹豫不决。当下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在江陵的制置副使別之杰，或者黄州的侍卫马军司主事孟珙，但二人都正当把守要冲之地，轻易将其调离，等秋天蒙古人第二次进犯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时候新晋参知政事崔与之提出了一个方案：将淮东制置使赵葵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接替其兄长的职位。
　　　　论起来赵葵和长兄赵范同样是在襄樊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宋第一流将领，对于京湖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其兄。他们一家时代将门，在京湖地区素有威名，比起別之杰或者孟珙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很快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赵范刚刚犯下大错，又提拔他的弟弟担任京湖主帅，难免让地方将帅们认为朝廷处置不公。
　　　　政事堂左丞相郑清之这个时候却是一言不发，赵范赵葵依照政治立场划分都是站在他一边的，他此时若出言相挺，只会给政敌留下攻击的口实。
　　　　真正打动了皇帝的是已经病入膏肓的真德秀。
　　　　这时候的真德秀已经起不来榻，完全辞去了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的职务在家中养病，生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但当他听到襄阳之乱的消息之后，还是马上硬撑起病体，连续给自己的门生郑云鸣写了三封书信，勉励他奋勇报国，为国家平乱。
　　　　他又给皇帝写奏疏，强烈要求由赵葵顶替犯罪的长兄继续主持京湖大局。
　　　　“罪其罪者，以彰天子之威，贤其贤者，以示君上之德。圣主仁明，有其取舍，从宗汝霖故事，则京湖易安。。。。。。”
　　　　看着奏疏上虚弱无力的笔迹，端平皇帝几乎要落下泪来，曾几何时真德秀的书法天下享有盛名，笔力雄健，转折如刻刀般有力，如今连好好的握住毛笔都快要做不到了。
　　　　这是他用生命在为皇帝做着最后的建议。
　　　　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亲自颁布诏命除赵葵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职位，让他接替长兄继续管理京湖一地的军政要务。
　　　　此道诏令一下，朝廷上下一片赞颂之声，有人上疏说皇帝这道诏令可以比美上古，舜杀鲧而用禹治水的例子，其德行足以与尧舜圣君齐名，全然不顾及到禹后来得了尧的江山，并且将儿子启名正言顺的传袭的历史。
　　　　端平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