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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艾滋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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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十年前只有少数的静脉吸毒者和卖淫嫖娼者受到艾滋病毒的侵害，但现在，艾滋病已在公众中广为蔓延，流行已遍及全国各地。据泰国有关方面公布，泰国目前已有80多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在泰国的流行的区域主要在旅游区。泰国毗临毒品生产地“金三角”，也是受毒害国之一，静脉吸毒和异性传播是泰国传播艾滋病的主要方式。在静脉吸毒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40％以上，此外，泰国男青年的婚前及婚外性生活极为普遍，再加上色情业泛滥，从事卖淫活动的妓女相当多，有的地区妓女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就很高，达到44％以上。所以，静脉吸毒和异性传播是泰国艾滋病流行的两条重要途径。
我国西南某省由于邻近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特殊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等国的艾滋病感染率较高，八十年代后期，艾滋病毒便由邻国传入了该省，在这片红土地上形成了地域性的艾滋病病毒传播。
1989年10月该省西部首次检出146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时，全部为静脉注射吸毒者。到了1993年6月30日以前所检出的885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大多数也是静脉注射海洛因感染艾滋病毒者。
目前，经静脉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人数仍占67。5％，经性接触感染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在这些感染者中，有的是原来静脉吸毒的艾滋病感染者，通过性接触途径将病毒传给异性；有的是在异国宿妓嫖娼感染上艾滋病毒；有的是卖淫的妇女在性乱中被染上艾滋病毒；有的是被拐卖到外国逼为娼妓感染上艾滋病的……
艾滋病毒，这个小到仅有大头针的1。6万分之一的恶魔，却使一个个幸福美好的家庭家破人亡，使一个个病患者陷入了悔恨和绝望的深渊。
小小的艾滋病毒，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制造出了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发聋振聩的悲惨故事……
第二章 金三角飘来的毒雾
罂粟花本是一种植物。
可是，当这种外形美丽、娇艳的植物被提炼成白色的粉末，化作一缕青烟或是溶进水里进入人的血液时，它就会使人文明荡尽，道德沦丧。
吸毒，这个曾使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丑陋的社会现象，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沉寂了几十年后，又死灰复燃。
一个个年青的生命在缕缕毒雾中被麻醉，被吞噬，被邪恶的梦幻所毁灭……
静脉吸毒，在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是排列第一的传播途径。
“金三角”的邪恶
以毒品而闻名于世的“金三角”位于泰国北部与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湄公河、夜赛河在这里汇流，形成了一个三角绿洲，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这里群山起伏，丛林密布，河流纵横，道路崎岖。在这片绿洲上，生长着苗、佤、瑶、克伦等十多个山地民族，将近100万人口。
“金三角”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遗憾的是，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却是种植罂粟、生产毒品的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
花儿本是人类的宠物。
大自然中千姿百态，竞秀媲美的花朵给了人们多少美的享受、美的情操、美的向往，然而，那一朵朵红艳欲滴的罂粟花给人类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毒品曾经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来毒害、侵略、麻痹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武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侵略者就是以鸦片为先锋，用枪炮做后盾，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发动全国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基本上禁绝了毒品，完成了清朝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根本不能完成的禁毒任务，洗去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耻辱。
西南滇西部分地区与“金三角”毗邻，边境线绵长，在历史上就是受毒品之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边境的一些地区，解放前就是“云土”的产地，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娇艳的罂粟花。五十年代初，这些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彻底断绝了罂粟的种植，至今在这片土地上，再也看不到一朵罂粟花。但是，这些地区的北面、西南和南面都与缅甸接壤，而且又是缅甸政府不能控制的山区。在这些山区，罂粟是一种主要作物，每年罂粟收获的季节，那些种植罂粟的人总要从我国雇佣一些边境居民帮助采集鸦片，种植主又用鸦片来支付工钱。所以，尽管这些地区不种一株罂粟，但吸食鸦片和贩卖鸦片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根绝。
过去，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都在“金三角”的这片土地上种植罂粟和贩卖过鸦片。五十年代初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滇南战役中漏网的李弥残部败退到“金三角”的勐萨后，就利用“金三角”的良好自然条件发展鸦片生产和贩卖毒品。
1953年和1961年，在联合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李弥残部两度撤军回台湾，余下的1000多人也离开缅甸北部进入泰国境内，分布于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夜丰颂3个府，被编为7个“自立村”，主要种植农副业作物，但仍有少数人种罂粟和贩卖毒品。
七十年代后，东南亚各国大规模的扫毒运动和对毒品贩运的严厉打击后，原来的小“金三角”逐渐变成了旅游区。
八十年代后，那里的毒品生产和加工又迅速发展，对我国西南的毒品渗透便日益加剧。国际贩毒集团和境外贩毒分子并且假道西南将大量的毒品从“金三角”地区销往国际毒品市场。
在暴利的吸引和诱惑下，省内外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大肆走私、贩卖、运输境外毒品，致使早已禁绝的烟毒祸害迅速蔓延发展，出现了五十年代禁毒运动以来从没有过的严重状况。
由于毒品的泛滥，吸毒人数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青少年吸毒者明显增多，使毒品的危害更加严重和广泛。同时，吸毒的趋势也正由边疆走向内地，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吸毒的品种也从鸦片转化为海洛因等。在一些地区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竟占80％以上。
在中缅边境的一些村寨，由于吸毒，使原来就贫困的生活更加贫穷，有的人家穷得连铺盖、锅碗瓢盆都没有。
一个只有43户人家的村寨，就有36户没有房子住，这些人只能常年栖身在岩洞中。
有一个村，改革开放以后全村人劳动致富的热情很高，年人均收入从过去的150元增加到了1000元，成了县上的先进典型。但从1987年开始有人染上吸毒后，这个村的许多人因吸毒而丧失了劳动力。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1990年全村种植甘蔗50亩，只占1987年种植面积的27％。
那些被毒品毁灭了的村寨，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困兽，蜷缩在破烂的草棚里，潮湿的岩洞中。
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越穷越要吸，越吸就越穷，哪怕家中还有一只鸡、一碗米，甚至一个鸡蛋，都要拿去换毒品来吸。
染上毒品恶习的村民，便精神萎靡不振，再也无心下地去生产劳动。
丰硕的田地荒芜了。
欢乐的村寨凋敝了。
过去，傣族人家是从来不留人守家，出门也从不锁门，竹楼始终是为客人开着的。走过此地的人，无论你认不认识主人，也不管主人在不在家，客人可以自己走进竹楼，可以自己做饭吃，也可以自己烧水喝。如果累了，还可以在竹楼上甜甜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是，自毒品侵入了这些地方后，偷鸡摸狗，凿门入户的事一天天多起来，人们出门怕家里的财物被盗，回家又怕地里的庄稼遭偷，弄得相邻的村民人人自危，不能安生。
更可悲的是，有的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不得不卖儿卖女、卖妻、卖淫、卖家产，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走上了盗窃、抢劫、诈骗、贪污等犯罪的道路。
认识艾滋病毒携带者
1991年秋天，我因患脑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中医———欧医生。
欧医生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开专家门诊，于是我就每星期三到医院一次，开上三副中药，刚好服用一周。
那时候我们卫生报已经改为周报，我每次去看病就顺便带上几张新出的报纸送给欧医生，也让他散发给周围的同事。
一次，欧医生为我开好处方后就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翻看，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我：“你们还开辟一个专栏来宣传艾滋病。说实在的，你见过几个真正的‘艾滋病’？”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艾滋病的宣传搞了好长时间，其实我一个也没见过。很想见一下，看看这些人的临床体征究竟是什么样。可惜没这种机会，因为医院里面根本不收这类病人，其它地方又找不到。”
“你找不到。我可是不用找人家就自己来。”欧医生苦笑了一声。
“你治疗艾滋病人？”我非常惊讶。
朋友在给我介绍欧医生的时候说，欧医生虽然年轻，却相当富有临床经验。他们家是中医世家，他从小就跟着祖父和父亲在中药房里长大，后来又考上了中医学院，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当有一套。特别是他对肿瘤、乙肝、脉管炎等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颇有独到之处。没想到居然还能够治疗被称之为“世界瘟疫”的艾滋病。
“你进门时遇到的那个人就是。”欧医生淡淡地说。
“进门时……”我竭力回忆刚才的情景。
欧医生上专家门诊时病人很多，所以我每次来都是安排在5点多到达医院，这时病人已经少了，稍微等一会，5点半左右开好处方送到一楼划价拿药，基本就不用排队等候。今天我才走到门口就很高兴，因为诊室里一个病人也没有，这是平时很少遇到的事。进门时我确实碰到个男的刚好拿着处方出去。那人高高的个子，好像穿一件米灰色的长风衣，因为仅仅是我进门他出门的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根本就没留意那人的年龄和相貌。
“他在我这里看病半年多了。朋友介绍来的，没办法。”欧医生低着头整理抽屉里的书本。“其实，我哪有能耐去治艾滋病。什么叫艾滋病我还是从见了他以后才去找了点资料来看看。这种病，中医西医的书籍都没有任何发病原理和治疗方案的记载。”
“那你怎么给他医？”我更为惊讶。
“怎么治？你们报纸上宣传的都是100％死亡，本世纪无药可治。我又不是神仙。不过是受人之托，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细细品味着欧医生的这句话，突然为这个毫不相干的艾滋病人感到一阵悲哀。在医院里，医生最无奈的就是这句话，而病人最害怕医生说出的也是这句话。
“他是如何感染上的？”我问话的声音很低。
“出国进修。目前基本情况还好，潜伏期。”欧医生的回答很简短。
“我能见见这个人吗？”我望着欧医生。
“见他？”欧医生吃惊地抬起头。
“你刚才不是笑话我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艾滋病宣传，连个真正的病人都没见过。他下次什么时间来看病，我专门来见识见识这种特殊的病例，怎么样？”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欧医生犹豫了。“我先得问他一下。朋友再三交待，一定要为他保密。我们也是朋友，又是同行，你现在又办什么咨询，我才对你讲的。这样吧，你下个星期三来再说。”
到了星期三，我特意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医院，没想到欧医生把我叫到外面的走廊上低声对我说：“对不起，他不同意见你。”
“为什么？”我顿感失望。
“这事怪我没处理好。我说有个记者要见他，他一听记者脸马上就变了。知道你这段时间在我这里治疗，他就说最近不来医院了，让他弟弟代他来拿药，病情有什么变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唉，我当时应该说你是本院的医生就好了。”欧医生有些后悔地说。
话已到了这个份上，我只有叹气遗憾了。
后来，我的失眠症状好转就没有再去医院。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陪家人到公园游玩，没想到在那里碰上了欧医生。
欧医生和一个身材瘦高，穿件淡绿色茄克衫的男子迎面走来。欧医生似乎在给那人竭力地解释着什么，那男的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默默走着。
见到我，欧医生显得十分热情，他叫住了转身退开的那个男子，向我介绍那是他的朋友，但他却向那人介绍我和他是一个医院的同事，搞妇产科的。
我困惑不解地瞪着欧医生，却发现他悄悄地向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注意这个男子。
我留意打量了此人一眼（欧医生没有介绍我们双方的姓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的脸庞，五官长得也还端正和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可我发现那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呆滞木然，里面似乎包含着很深重的忧伤。
听到欧医生的介绍，他很机械地咧嘴冲我笑笑，然后弯腰来了个日本式的鞠躬。
我当时正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没料到对方并没有握手的意思，幸亏我的反应还算灵敏，马上也朝他弯腰还了一礼。
欧医生邀请我和他们到湖中划船，我看到那个男士虽然非常礼貌，但始终不言不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感到不大方便，就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我给欧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要编造我是医院搞妇产科的，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需不需要帮忙。
没想到，他说：“哎呀，你怎么那样笨哪，还当什么记者？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现实生活的尴尬
警车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行驶，车窗外，山乡那明丽璀璨的秋色似一幅珍藏已久的彩色图片，渐渐地掀开了我记忆中的扉页。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群龙腾虎跃的身影，一片童音未改的呐喊声，欢呼声……
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山顶上有一所乡办的小学，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好，一连几年在市里的中小学体育运动比赛中夺得了多项冠军。
警车终于在山顶上的一座围墙外停下了，市公安局派来陪我采访的刑侦队李队长跳下车，帮我打开车门，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干警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却坐在车上不想下去。
我的情感上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的确是我曾经到过的那所小学，而且我曾经为该校如何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通讯。警车还没有停稳时，我却已明明白白地看清了挂在大门上“强制戒毒所”的牌子。
李队长以为我是晕车，连忙过来搀扶我。
我强挣出笑脸谢绝了他，怀着一种十分苦涩的心情走进了这所当年是学校如今变成戒毒所的大院。
十年前，我作为省卫生报的记者，曾随着省卫生检查团到过这所小学校来检查卫生设施和学生的健康情况。记得那天来到学校时，刚好是学生课间休息在打篮球，宽敞的球场四周站满了围观的学生，一个个兴致勃勃显得比打球的队员还要激动。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场上的小队员却打得认真激烈，生龙活虎，有个队员为了争夺一个球，竟然抱着篮球从另一个队员的胯下泥鳅样地钻了过去，还翻了两个跟斗，把场上的队员也撞倒了好几个，引起了球场上一片喝彩声、抗议声，还有临时小裁判命令停止的口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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