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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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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和李广平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东西，看见有男式尼龙丝袜，就买了一双。吃完饭，天已擦黑，张艺谋把我从屋里叫出来，我们走到灶台棚子旁边，他背靠着墙半天没说话，把脚一会儿蹬在墙上，一会儿放在地下，好像心里很不宁静。我知道他叫我一定是有话说，就站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后边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里头阵阵发颤，眼泪直往外涌。心里说：“你太苦了，你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受得这样细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我忍不住把流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才分手。
“我家的成份不好”
紧张的麦收过去了，刘全和李广平回到西安，知青点上只留下我和张艺谋。一天我们在他窑洞里说话，说到很晚。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他讲，在他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矩。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平时坐着不许他们摇晃腿，站着不许他们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十分畏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地从那严厉中感觉到一种疼爱。……
说到深夜，我们两人都坐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不愿意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接着又谈到三年困难时期。张艺谋说他家里那时候，几乎顿顿是煮一锅萝卜菜，只在萝卜汤里拌几把面。一掀锅盖，满屋子的萝卜味。直到如今他一闻到煮萝卜味就恶心。他还讲到了他的奶奶。说小时候奶奶给他们烙饼吃，偶尔不慎烙糊了，嫌把糊的扔掉太可惜，很心疼，不扔又怕孙子们不吃，就哄他们说：“小孩吃了糊糊馍拾钱哩。”看着他们吃了后，就故意在水桶呀、簸箕呀、条帚呀下面放一角钱，然后让他们去打水，扫地。他们一拿起这些用具就能拾到钱，老少皆大欢喜。
听着这些既使人心酸，又觉得有趣的故事，我更加心疼和依恋他了。我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心里有许多安慰的话，但不知如何说才好。突然，他一挺身坐起来，“叭”他拉灭了电灯，鼻子里呼出来的气又急又热，直烫我的脸。他沙哑着嗓子对我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还是应该对你说的。”我的心“格登”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可怕的事从他嘴里吐出来，我想看他的脸，找一点征兆，可是窑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家的成份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这些字眼在当时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比起我的想象来要轻松得多，我总以为会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就嘘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他没让我说下去，继续激动地提高声音：“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我拼命地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不会，”他近乎粗暴了。“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我倒在一旁哭了，我也哭了。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亲吻他，想用我的爱，我的柔情来温暖他冰凉的心。我只觉得他的脸特别烫，气喘得越来越粗，就十分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难受。只是害怕深不见底的将来。与其将来不得不分手，还不如现在你就别理我。你回西安去吧，你明天就走吧！”
“不，我不走，我不离开你。”我更紧地搂着他，我俩的泪水融在了一起。他吻着我，发狂地吻着我。我觉得他全身在颤动，不可遏制地颤动。突然他把一只手伸到我衣服下面的腰间摸索。我本能地一下子松开了搂着他脖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那只胳膊不让他动。他的情绪反而更激烈了，我恐惧地“哇”一声哭出声来。他一下子怔住了，木然不动。半晌，他才慢慢抽回了手，慢慢地坐起身子，轻轻地打开了灯。我揉着被灯光刺得难受的泪眼也坐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喃喃地说：“我这个人不地道是不是？你现在真该不理我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地摇摇头。
“明天你一定得走！”
我还是摇摇头。
他接着说：“你实在不走，我走。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去找队长，要求到水利工地去，再也不回来了。”
他的这句话像雷一样把我震懵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水利工地的活儿，特别重，连队里的壮劳力都吃不消，没有人愿意去。我绕过他的背，面对他蹲下来，手摸着他的膝盖，扬起脸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水利工地？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和我一块留在队里？”
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嘴张了张，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不能”。
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一头钻进被窝里，泪水不住地淌，淌得满脸满脖子都是。我为自己哭泣，也为他哭泣。我整整哭了一夜，泪水把眼睛浸得酸痛。天亮了，也没起床，我不想去上工，害怕妇女们看见我哭肿的眼睛后说三道四。
突然，听到张艺谋和队长说话的声音。我心头一紧，一下子坐了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当我穿鞋的时候，听见队长说：“要上水利工地那还不容易！”
啊，他真要去那里拼命？他不想活了？我呼地拉开门冲了出来。门的响声很大，队长和张艺谋同时转过脸来朝我看。张艺谋的眼光和我稍微一撞就赶紧转过脸去（后来他告诉我，是不忍看我那对红肿的眼睛），队长似乎没发现什么，他继续说：“这次人已经够了，下次再去。今天你和我上塬去一趟，大队派给咱的收废铁任务，要完成，去收点废铁。”说到这里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肖华，你今天早上也别上工去了，给艺谋赶紧做饭，让他吃得饱饱的，再拿些干粮。这一出去就是一天，早了回不来。”
我没有说什么，回屋里擦了把脸，就到窑里动手做饭。他拉风箱，我烙饼，两个人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一句话。
“大春”打破了僵局
傍晚他和队长回来了，拉了一架子车破烂。意外的是张艺谋怀里抱着一只白绒绒球似的小白狗。我惊喜地跑过去，把小狗接过来抱在怀里。我们互相之间虽然还是没有说话，但僵硬的气氛，很明显缓和下来。我边吃饭，边喂着小狗。小狗还不大会吃东西，一根面条粘在它的胡须上，它使劲地甩着头，想把面条甩下来。结果面条没甩下来，它自己却失去了重心，连着滚了几个跟斗。我被它那娇憨的神态逗笑了。心疼地抱起它，为它摘掉那根粘在胡须上的面条，拍干净落在它身上的尘土和草屑。张艺谋端着饭碗，坐在床边上一声不吭地吃着。我虽然没有看他，但能感觉到他一直在看着我和这只可爱的小狗。
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又抱起小狗坐在窑里的灶火前。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饲养室出出进进的人也走光了。四周静悄悄的，窑洞里更安静得令人憋闷。小狗不知什么时候已在我怀里睡着了。这时候，张艺谋才慢悠悠地说：“我抱这小狗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时有个伴儿，你这样喜欢，就送给你吧！”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从睡梦中醒过来的小狗，吃了一惊，看着我俩又跳又叫……
张艺谋带回来的那只小狗，帮我们度过了第一次的感情僵局。也许就是这原因，我们俩对它特别有感情。
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一身白毛像雪团似的。张艺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春”，不过这个名字没有叫起来，据队长后来告诉我，他们那次收废铁时，来到塬上一个村子，看见了几只小狗在一起玩。张艺谋一下抱起这只小白狗死活不松手，挨门挨户地找主人，找到后请求人家送给他。大人倒是好说话，家里的小孩就是不肯。张艺谋抱着狗在前面走，小孩在后面跟着要，一直跟了好几里路，才泪汪汪地回去了。队长在讲这番话时，还感叹地说：“艺谋真像个孩子。”
打这儿起，小白狗就和我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我们四个人中，我最喜欢它，常常把碗里的饭分出一些给它吃，它也对我最亲近。我在我的炕角下给它用麦草铺了个窝。每天晚上我一上炕睡觉，它就安安稳稳地卧进窝里。有时候我睡不着，半夜拉开灯看它，它也机警地抬起头来看我。我们四目相望，互相对视许久，它还偏着头轻轻地哼哼两声，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在向我撒娇。我对它轻轻地说声“睡吧”，关掉灯，躺进被窝，听见它在麦草上窸窣窸窣一阵子也就没动静了。
每天早晨，天一亮它就从门槛下钻出去，卧在门口。我去上工地它也跟在后边，休息时它就卧在我脚边，走到哪它跟到哪。渐渐的它长大了，从门槛下出入已经很艰难。有一次往外钻时它的头被门槛卡住，痛苦得嗷嗷直叫。我听见叫声忙跑过去，帮它把头拉出来。从此我就把它的窝挪到房门外，它很听话，没有一点为难的表示。张艺谋也挺喜欢它，有一次他和刘全要去水利工地，临走前还特地和狗一块照了张照片。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
从小白狗到大黄狗
我们的小白狗对我们饲养大院里的人都很和善，对我们队上的社员、孩子们也都很友好，可对陌生人就极凶狠。有一次它咬了一个路过我们门口的外村姑娘，姑娘的哥哥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扬言非要打死它不可。我使劲地给这个小伙子说好话，他硬是不依，拼命地追打。张艺谋也帮着我再三再四地赔不是，并保证不重犯，要小伙子开恩。可这小伙子气越来越大。他追进窑里，想从床下把狗拉出来，又怕被咬了手，就用棍子往床底下乱打乱戳，床底下不时发出小狗的惨叫。我急得不行，就去求饲养员大伯出来说情，总以为他们都是当地人，能看点情面，结果也没起作用。我急得哭了起来。张艺谋对那小伙子说：“狗咬了你妹妹是该打，只求你别在屋子里打，这样我们受不了。到外面去打，我们看不见还好受一些。”就在说话当儿，狗从床底下蹭地窜了出去。那小伙子撇下我们发疯似地追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跑来说：“狗被那人打断了一条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噢，可怜的小狗！
一连三天没见到小白狗的影子，第四天它一拐一拐地回来了。我惊喜地去迎它，却发现它进门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跑到我身边，向我摇尾巴和我亲热。它抬起头定定地望了我们许久。它的眼神和以前也不大一样了，那种充满着好奇、充满着热情的神色不见了，好像增加了几分深沉和洞察。我简直不敢去正视它的眼睛，我为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能保护它而感到羞愧。我慢慢地蹲下来，察看它的伤口，它轻轻地呻吟着。我抚摸着它，捧起它的头，对它说：“你不要再闯祸了，真让我担心呀！”它看看我，低下头，用舌头舔它的伤，我心里难受极了。
以后它再没有咬过人，也不像从前那样天真活泼了。每次我出门它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到地里干活，它把我送到就走，下工了它又远远地来接我。就是我们几个人回西安探家，它也总要送到县城，然后一闪不见了。奇怪的是每当我们从西安回来，还没进村它就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四个人相继离开农村返城后，听说它被外村人哄出去杀掉了。我和张艺谋知道后十分伤感。
一九七九年暑假，张艺谋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寄托了他对小白狗和农村生活的怀念。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张艺谋以后再没有提起过这个剧本。剧情大意是这样：一个生产队上有两个男女知青相爱了，他们养了一条大黄狗。招工时，这个男青年由于本身的家庭问题和队干部的坑害，没有被招出去的希望。女青年向队长求情说，她愿意把自己的名额让给那个男青年。谁知，队长早对这个女青年垂涎三尺。说只要依顺了他，就能让她的心上人出去，否则男青年永远也别想走。为了男青年的前途，女青年屈从了队长，但却被男青年所误解。他愤怒地责备她。这个女青年有口难辩，自尽了。后来当男青年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后，悲痛欲绝。在大黄狗的帮助下，杀死了这个队长。当他也准备自杀时，被公安局抓获。剧本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警车押着带手铐的男青年飞奔而去，后面有一条大黄狗在拼命地追……。
我估计那狗就是我们小白狗的影子。是张艺谋对这个悲剧角色有所怀念的结果。
水是那样的甜
一九七○年夏天，我的饭量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消瘦。张艺谋很关心，几乎天天劝我回西安检查。并对我说，根据他的医学知识，这个症状可能是得了肝炎。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他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我一听，也真是的，就和他一块回西安到医院去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指数很多。回农村时他带了好几盒B12针剂，并给我注射。他很精，屋子里有人时他就往我胳膊上打，没人就往我屁股上打。我很难为情，他开导我说：“屁股肌肉面积大，吸收好，效果快。你没看见医院里，不管男女老幼都是往屁股上打，为了治病嘛。”我无可奈何。
得了肝炎，不光要吃药，还要营养调剂。当时的农村除了鸡蛋容易买到外，其它的都很困难。一次我到一个叫绒花的女社员家里去玩，发现她家有一只奶山羊。绒花说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买了这只奶山羊。后来她家日子越来越穷，她又得了肺病，每天为没有东西喂羊而发愁。我突然想起我们每次磨面留下的麸皮都堆在那里，没有用场。麸皮不就是上好的羊饲料吗？能不能送给绒花呢？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张艺谋，他高兴得连声说：“行呀！行呀！你把麸皮拿去每天挤一碗羊奶喝，这样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另外两个同学也同意。从此，我们把每次磨面剩下的麸皮尽数给了绒花，我每天下午挤一碗羊奶喝。
慢慢地我的肝病好了。我也和绒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几岁，那年也就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她的脸黄白瘦削，但长得十分秀气，如果不是有病，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有许多次，我因为下工晚了，急着做饭，没工夫去挤奶，都是她把奶挤好，让孩子给我送来。我每次送麸皮去，她都要感谢半天，为这种“交换”感到不安。我很感激她，也很同情她，真希望她的病早点好起来。可是，我们下乡的第三年春天，绒花死了，还不到三十岁，疾病和贫穷就夺去了这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六月份的忙天，活虽然累，但那时的天气还不太热，在地里干活的人也不太受罪。最使人受不了的活儿是七八间，给早玉米浇水。这时地里的早玉米已一人多高，大伏天里，烈日炎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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