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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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
　　内容简介：
　　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依然让人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
　　当年，他们只有十七八岁，盲目地卷入“文革”，把自己的一切狂热地奉献给了某种宗教般的信仰。谁知道这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血与火的炼狱，红卫兵们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画，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内科每一个红卫兵都是从“文革”浩劫中爬着出来的。他们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象一组雕塑群，象征着永恒的苦难与风流。
　　《红卫兵档案》一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历史。
　　正文
　　写在前面
　　1966年，人类历史上一幕大悲剧在中国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仍让人感觉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屈指算来，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那些惨痛的历史图像一幅幅沉入记忆深处，被欢笑、鲜花和转眼即逝的一个个新浪潮所掩埋。太多的苦难，教会了中国人用抹掉痛苦记忆的遗忘方式来对付，更加悲哀的是，这种遗忘方式已经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劫难的亲身经历者们偶尔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披衣而坐，聆听窗外开籁般的声音。只有在那时，当他们回忆起自己逝去的生命、青春和激情，心灵会一次次被痛苦吞噬，也只有在那时，才有片刻功夫对“文革”作点反思。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并不算复杂的复杂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型现象：“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却在国外。
　　当然，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会为这种畸型现象而痛心。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改变这个畸型现象而作出努力。“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今的人们太忙了，谁也不愿、也懒得去惹这个麻烦。何况，当二十世纪正一点点溶入暮色的时候，人们忽然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天早晨我醒来了，真想做点什么事，一头便撞进了“文革”迷宫，我要用手中的笔记下那段充满血水、泪水和耻辱的历史。这有点像骑着瘦马挺起长矛去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先生，有着不识时务的愚蠢和自不量力之嫌。
　　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得经受住物欲的诱惑。历史毕竟在隆隆行进，伴随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出现的是中国人的发财梦。经历了二十世纪绵绵不绝的苦难，千百万人像是忽然发现了遍地黄金，即使在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路上，也到处能看见熙熙攘攘忙碌着的人潮、花花绿绿的时装以及商贩们的叫卖声。一个回忆“文革”苦难历史的人，在那些人群中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啊。抛开这些不说，单就资料的勾沉和繁杂的采访，也是十分艰难的，相信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写作者都有深切的感受，在此不多赘述。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内心里的一种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因为力不从心而最终放弃这次写作。幸运的是我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有了这部关于红卫兵的书。
　　写红卫兵，是我的一个夙愿。任何一部记叙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任何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如果不涉及红卫兵问题，就不能说是完备的。红卫兵运动以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当年那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五十来岁的半大老头了。岁月沧桑，令人扼腕叹息；回首往事，寂静的夜半时分不时传来他们苍凉的唏嘘声。
　　青春已经不可挽留地逝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是在电影电视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宝贵的青春却屡屡被漫画式地简单丑化。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土匪”红卫兵挥舞拳头，雨点般砸向受难者。刑车开过来，受难者挂着黑牌睡被强行推上汽车，旁边的一个女人眼泪刷刷往下流淌，一个孩子叫喊着追上去，不知怎么脚下绊了一下，孩子倒在地上，紧接着伴奏起了激扬的音乐效果。
　　仅仅这样描写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一个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谈到这一现象时悲愤地说：“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还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红卫兵运动是一场悲剧，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那只能是这场悲剧的悲剧性延续。
　　有人这样说过：“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如果借用这句话来形容红卫兵，说“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也是有道理的。十七八岁，二十多岁，他们盲目地卷入“文革”，狂热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信仰，这是宗教，也是陷阱。谁想得到，那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布满血与火的炼狱。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像，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几乎每一个从“文革”中出来的红卫兵都是爬着出来的。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像上群雕塑，象征着永恒的苦难与风流。
　　于是，就有了许多自封的和被封的封号：“苦难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沉思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伤痕累累的一代”……这些全是他们，又全不是他们，他们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自己也就变成了错综历史的群体。迷惘之后有的人沉沦；沉思之后有的人堕落；愤怒之后有的人开始向社会报复——疯狂地占有和掠夺。当然有更多的人从伤痕累累中站起来，继续前行。
　　一个当年的红卫兵说：“我们的青春是付出过血的代价的。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充满了生命的启示。”另一个红卫兵说得更激动：“现在想来，那时的张牙舞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人的融融温情，却实在难以体会那种广阔的意境以及内心里难以遏制的豪情了。”
　　红卫兵，一个苦涩而又浪漫的名字，一个让人激动又让人沮丧的名字，它同“文革”那一段总也抹不不去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组合成一代人的青春画像。今天，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越来越多的目光注意到，走回历史前台的当年那些红卫兵们的身上，曾经闪烁过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光芒，并没有多少减弱。
　　举一个例子。他叫张承志，这个名字，至少在当今的文学圈里是人人皆知的。据说，“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张承志最先叫起来的。和其他红卫兵相比，他的经历也许还不算太坷坎。红卫兵运动在中国渐渐消亡的时候，他被另一场方兴未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到了内蒙古草原上，成了个孤独的牧羊人，挥舞羊鞭放着一群黑山羊。在那个风雪茫茫的下午，当他听说招生的人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住雪地跃上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上裹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火迁徒呢？”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幸运的是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招生的老师问他有何爱好。“爱好？我爱好到处逛。”这样理想主义的回答，结果是被分到了严谨古板的历史系考古专业。但是他最终背叛了这个专业，皈依了他自以为神圣神秘的文学殿堂。他的这种选择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他胸膛中燃烧着的殉道者般的理想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一次次表现出来：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再到《金牧场》、《心灵史》，他那能够代表一代人精神家园和心路历程的神奇文字，曾经点燃了无数渴望燃烧的生命。
　　这种理想主义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心灵史》中，再次被推向极至。这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写的是中国西部回民一个神秘的教派“哲合忍耶”，他们以死作为信仰，一代代传播殉教思想。崇尚牺牲，追求苦难、逆境和厄运，为了信仰，承受了不可思议的苦难与牺牲。
　　张承志在这部书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这种充满激情的文字使那些当过红卫兵的读者激动不已。理想主义曾经使他们迷乱，使他们吃了大亏，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似乎知道，理想主义是他们在苦难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一点希望之光。
　　他们继续前行了。当年英姿飒爽的年轻身影，如今差不多显出了老态龙钟，这有些沉重苍凉的味道，但是他们毕竟继续前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并非所有红卫兵都能够活下来继续前行。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为井冈山大串连二十周年写下的祭文《历史深思录》中，叙述了一个叫林金凤的广州女红卫兵死于脑膜炎后安葬的情景：
　　有几百名红卫兵送葬。大多数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犹如前面的几十面旗帜，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昌等祖国各地的长征队的旗帜，第一次汇合在一起。
　　肃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风拍打旗帜的声音，强悍、尖厉，让人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会被撕开，或者被折断；只有几百双脚踩在满是冻雪的土地上的声音，“咔嚓”，“咔嚓”……洁白的晶体顷刻间化为一滩污水，像是雪在呻吟。
　　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他们的明天……
　　悲怆凄凉的文字让人眼眶潮湿。但是和后来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死难者相比，这个广州藉女红卫兵应该算是幸运的，她的死毕竟激起了那么多同情和怜悯，毕竟还有那么多红卫兵战友为她送葬。
　　“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在那一刻，她也许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舞着，舞着，她忽然扔掉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甚至来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从楼顶上跳下去了。这位女红卫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对方一派同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第二天，女红卫兵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的红卫兵遭殃，女红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容》一书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宽容”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们一个个遍体鳞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疑惑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们时刻提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1—1、出事了！
　　地火地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主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