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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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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藉、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黑七类”，社会上有“禁止黑七类串连的，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折……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在工厂，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农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财会、行政、保管等各项工作，也不能外调……”文章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用《出身论》来抨击“血统论”，对于那些生下来就低着头的狗崽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他们在一望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见了一丛绿树、一口清水井，他们多么欣喜！然而心里头也隐隐有一丝担忧，担忧暴虐的烈日会毁掉那丛绿树、那口清水井。
《出身论》的文章出现后，人们争相传抄，纷纷议论，影响迅速波及开来。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作者本人。
遇罗克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入陋室就坐。遇罗克说，他开始《出身论》方面的思考，源于他的出身和个人不平静的经历，也源于他对各个学科知识的不断汲取。他之所以取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是因为他不喜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而启用这个名称，是希望能启发全国亿万个家庭，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一番交谈，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遇罗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几分。经过商议，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
短暂的筹备和忙碌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登出，首期3
份被一抢而空。有一次，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亿收了摊，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买报的人群。
和传播谭力夫的讲话一样，《出身论》迅速向全国范围内幅射，引起了一阵阵强烈的反响。
在此期间，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来访或索报。50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来访的人群中，那一张张焦灼痛苦的脸，使遇罗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断出击，先后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胆敢如此大胆的公开挑战，感到怒不可遏。经常有人叫阵，点名要同遇罗克辩论。每每有“血统论”观点的大群人，围着遇罗克辩论，进行口舌围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罗克雄辩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论》观点的另一派群众解围。
在辩论台上，遇罗克像是真理的卫士，词锋犀利，言辞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有时候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甚至不屑于同谭力夫之流辩论。因为辩论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过程。这样的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说明他们不是个混蛋而已。”有时候，他又会异常严肃，脸色铁青地论证道：“‘鬼见愁’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处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遇罗克还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场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考验。
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出身论》的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泽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
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
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大地也在抖动。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
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当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
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这黑暗的一页！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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