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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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三四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病人才被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商务砸了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尖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抢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话，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狗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押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的头上。30日，革命工人、学生前来支援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溜走了。
　　三冲：事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近百名暴徒，再次冲击公安部接待室，强占了两间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析人，当场推倒一名女同志，踢伤一名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1月1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967年1月6日上午11时左右，“联动”纠集100多名暴徒第四次冲击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于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燃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转而进食堂，把食堂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仓惶遁去。其实，电话早被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于不少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和个战士受伤。
　　六冲：1967年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没有冲成，居然还无耻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以上这份材料出自红卫兵小报，而且出自“联动”对立派的“井冈山兵团”之手，其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是它所记载下来的事件经过，据参加过冲击公安部的“联动”红卫兵回忆，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联动”六冲公安部，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岁月沧桑，流走了多少时间，但那一段记忆却始终被保存在心灵的深处。现在回忆起来，他们对自己年轻狂热的过去，有一种不敢辨认的感觉。
　　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这是一种撕裂自己伤口的作法。这种作法的结果不但不能止痛，还会带来更剧烈的惨痛。
　　就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失宠的老红卫兵迎来1967年。
　　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困兽犹斗，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通告》中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挥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时，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