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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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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有五个大门。“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一会儿冲击这个门，一会儿冲击那个门，高呼口号：“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每当大门吃紧，门卫与冲击的人群相持不下时，就紧急电告，请周恩来出面处理。往往这个门还没劝说下来，另一个门又被冲击，周恩来有点接应不暇了。
有一次，上百个人叫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北门。周恩来赶到之后，严厉地说道：“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摄于周恩来的威信，“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这才止步。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同一天，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与天安门广场的誓师大会相呼应。江青说：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随之，一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
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
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当刘少奇想到宪法的神圣，人民的权利应受到宪法保护时，可惜已经晚了。1957年，若干生命遭到侮辱和践踏，中国领导人没有谁去想到还有宪法；文革之初，无数家庭被抄，无数无辜的人被批斗、逮捕和杀害，也没有谁去提到还有宪法。
在极度痛苦中，刘少奇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书面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绝望地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此后，刘少奇彻底地沉沦了。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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