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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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来京，有重要会议。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5－2、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
　　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
　　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
　　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
　　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情况复杂，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这样不好”，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祝全国内战全面展开”。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当作砸向对立派的石头，又能够鼓舞激励自己一派的士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受蒙蔽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下面是全国部分地方武斗的掠影：
　　“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年2月28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士兵死4人，伤46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定宁夏一派群众组织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8月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四川宜宾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人。
　　“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青浦县一日之内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州武斗事件”：“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上海、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