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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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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作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接着他顺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的夫人严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出来，可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么父亲和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语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时，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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