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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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等人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先后来到红卫兵中间“做工作”。但是，他们的劝说犹如火上加油。陈伯达用一口难懂的福建话说道：“陈毅确实说了反动话。”谢富治则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戚本禹更干脆，他站在讲台上表态：“揪陈是革命行动！”“外交战线的希望，看来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革命小将身上了！”并且煽动说，外交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
　　他们的劝说工作，等于是向红卫兵交底：你们揪斗陈毅，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要说有障碍，那就是周恩来。
　　红卫兵的极左气焰被更进一步地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制造种种事端，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在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公开提出：“外交部可以夺权！”
　　在王力“8·7讲话”的指使下，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接见厅里，正在同周恩来进行对话。
　　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从半夜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心脏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造反派战友们继续纠缠周恩来。
　　周恩来有些动怒了：“冲外交部，不管怎么说，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
　　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大声叫嚷着，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语。
　　周恩来停顿片刻，等叫嚷声平息下来之后，继续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今天总理发生什么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着，搀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身后，造反派仍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回身来，睁着愤怒的眼睛，严正警告道：“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