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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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压境，红卫兵只好撤退。他们退守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座最牢固的堡垒里，准备作最后的防守。
　　工宣队潮水般涌进了校园。
　　紧接着，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四·一四”派红卫兵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走两派大联合之路。
　　科学馆内，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四·一四”派98名红卫兵拖着两具棺材，低着头走出大楼。在工宣队的护送下，他们终于到了安全区域。
　　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却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负隅抵抗”。红卫兵不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一场暴风雨忽至，在倾盆大雨中，工宣队和解放军手挽着手，高声齐朗毛泽东语录，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
　　井冈山兵团组织起长矛队，迎着暴风骤雨，冲向工宣队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连续三次冲锋，都被人墙逼退回去了。
　　退回到营垒里，红卫兵继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大雨中，5名工宣队员倒下了。鲜血在雨水中飘动，像一朵朵梅花。
　　工宣队和解放军决定先拿下旧电机馆这个据点，以示最后的警告。
　　他们搬来一张张课桌，用头顶着，猫着腰，向旧电机馆进攻。乱石如雨点般打来，落在桌面上，咚咚作响。工宣队和解放军没有退缩，依然向前进攻。
　　黄昏时分，电机馆终于拿下来了。困在另一个据点大礼堂里的红卫兵见势不妙，赶紧武装突围。他们从大礼堂后门杀开一条血路，保护蒯大富等红卫兵核心人物撤退。
　　清华园的百日大战，总算草率地划了个句号。
　　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毛泽东一锤定音
　　蒯大富撤出清华园后，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途中，吉普车翻车，一位女红卫兵被压断双腿，成了终生残废。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到昌平县后，他住进一家招待所里，正同当地红卫兵头头交谈，忽然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召见他。
　　几分惶恐，也有几分安慰。在最困难的时候，见一见最高红司令，倾诉一下心中积蓄的委屈，是他此刻的愿望。
　　急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毛泽东端坐中央，发福的身体陷在一堆沙发里，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毛泽东的两旁，依次坐着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和新上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王大滨、韩爱晶和谭厚兰已经先到了，他们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开放着一个笔记本。
　　蒯大富走进小会议室时，感觉到气氛同以往有些不同。没有人说话，他进来时也没人打声招呼，蒯大富还发现，甚至连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神情严肃。
　　蒯大富将目光投向毛泽东。毛泽东仍在抽烟，他的身影，被深深掩埋在烟雾中。“怎么现在才来？”毛泽东问，口气中显然有一丝不满。
　　江青接过话头，冷嘲热讽：“是不是忙着在看军事地图？我听人说，你们在抓派工宣队的黑手？”
　　毛泽东说：“我就是那只黑手。”
　　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毛泽东继续说：“是我派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中央警卫部队的工人、士兵到清华大学的，我还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制止那儿的武斗。”
　　毛泽东这么说，谁也不敢开口说话了。会议还没开始就沉闷下来，几名红卫兵领袖低着头，用眼睛余光瞅着四周，考虑着怎样来应付毛泽东的这次召见。
　　康生咳嗽几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随便说说吧，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北大聂元梓首先发了言。在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一套颂词后，她的话渐渐转入正题：“北大的情况也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北大已无藏身之地。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甚至在北大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营垒里，他们也妄想占一席之地。他们纠集一小部分人和一些受蒙蔽的红卫兵，向无产阶级反扑。对此，我们的立场是，除了坚决打垮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进攻外，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将他们批倒批臭……。”
　　聂元梓的这些套话，在毛泽东听来，大而不当，有点不着边际。今晚的会议主题是：红卫兵如何对待工宣队问题。对红卫兵向工宣队搞武斗，毛泽东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讲一点具体的嘛。”
　　聂元梓停顿一下，面显难色。她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接着说道：“实际上的情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卫兵处境艰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物和势力，向红卫兵发来明枪暗箭，制造种种阻力。现在，《新北大》发刊也困难了。有一些红卫兵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据说，部队也参与了镇压……。”
　　有人插话说：“前几天，北大一次武斗打伤了许多人，地下室也关了不少，大约有300人。”
　　聂元梓望了望，说话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女秘书，她似乎在哪儿见过。
　　聂元梓的话结束后，蒯大富从座位上站起来，接着发言。他比聂元梓来得直率，开口便说道：“是的，清华大学的形势确实不让人满意。”
　　蒯大富再次将目光投向毛泽东，试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我们井冈山兵团5000多名红卫兵，自今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其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我们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声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可是……。”
　　蒯大富发言之后，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滨、北师大谭厚兰也相继站起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在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发言期间，毛泽东一直静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似乎在观察，又似乎在思考。
　　接下来，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先后发言。在发言中，他们都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最后端出了这天召见的目的：校园内的武斗一定要尽快制止，要搞好复课闹革命。
　　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现在同学们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他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几位红卫兵领袖一致认为周恩来的讲话“行不通”。蒯大富站起来，态度强硬地说：“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
　　他停了一下，条理清晰地接着往下说：“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作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
　　蒯大富的讲话，受到了几位红卫兵领袖内心里的肯定。
　　韩爱晶插话说：“广西韦司令，一次就下令关押了500多名红卫兵。”
　　聂元梓说：“有时正是这样，我们才不得不自卫。”
　　江青笑了笑，说道：“按诸位的意思，是让我们同意你们继续与解放军干下去？可是你们行吗？别自不量力了吧。”江青看了看蒯大富，指指坐在身边的林彪说：“蒯司令，你能跟他干吗？他身边有四个军，你如果斗得过他，我们倒想看看。”
　　林彪在一旁微微笑着，不表示态度。
　　毛泽东把话接过来：“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杀。”
　　有人在小声嘀咕，话中似藏着轻微的不满。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沉默之中，毛泽东扔掉烟蒂，从座位上站起来，打着手势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膨胀。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就不要怪没事先打招呼。”
　　说着说着，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手微微有些发抖：“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语音哽塞，工作人员忙走上去，给他换了杯热开水。毛泽东没去碰那只茶杯，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毫不留情地将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1968年7月28日，红卫兵的祭日。
　　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后，先走出房间，乘车回中南海了。
　　灯光下，几个红卫兵领袖默默无语。
　　结局太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残酷的事实是：他们作为红卫兵的领袖，马上也将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谢幕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历史常常开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玩笑。
　　蒯大富的眼眶红润，一颗颗泪珠从眼窝里滚落出来：“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他反复说着这么几个字。
　　坐在同一条沙发上的聂元梓和谭厚兰听着蒯大富这些话，更加伤感，心一酸，俩人紧紧抱在一起，轻声抽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把沙发也浸湿了一片。
　　林彪走过来，给了红卫兵最后一点安慰：“别哭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命还是要革的。今后路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需要你们再次出来时，你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林彪的话，换来的是一片更响亮的抽泣声。
　　召见已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时间不早了，已是深夜。临出门时，周恩来关切地问几位红卫兵领袖：“夜深了，是不是就在这里休息？”
　　五个人都摇头谢绝。他们第一次怀着悲凉的心情，离开了夜幕中的人民大会堂。
　　外面的暴雨已经住了。但仍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偶尔，一阵夜风吹来，街旁的树木刷刷作响，把那些豆大的雨点摇落下来。几片树叶夹杂在雨点中，随风飘零……。触景生情，几位红卫兵领袖觉得他们的命运就像这雨中的树叶，孤立无援地在雨水中漂流……。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之后，红卫兵运动便偃旗息鼓了。据说，那天晚上，毛泽东还流了眼泪。但是感情替代不了大局的需要，他还是把红卫兵赶下了历史舞台。
　　召见之后，谢富治与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五人共同整理了这次召见谈话的要点，写出了回校后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要点》中写道：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就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很有分量的。即使在经过“整理”之后，也还是能看出锋芒毕露。
　　自此以后，红卫兵运动已成强弩之末。在全国各地，虽然还有零散的红卫兵组织继续活动，但作为一个整体，红卫兵渐渐消亡。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并将原来的单一工人组成改为工人和解放军共同组成。
　　8月26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随后，全国大、中、小学纷纷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军事院校也进驻了工人和军管人员。
　　红卫兵运动的浪潮从此渐渐平息下来。
　　尾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运动的序幕。
　　迷茫、惶惑中的红卫兵，将其巨大的革命热情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四中的部分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1969年1月开始，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据最早上山下乡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的一名叫曲折的北京知青回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曾召集有关安置北京学生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会议期间，北京革委会一名负责人起身抱拳，作揖求请：“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表了态，他们再多接收400人，看看哪个省还能多安排些人？求求在座的各位了……”曲折当时感到有一种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和“处理品”的悲哀。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但在当时，大部分学生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乘着火车，乘着汽车，他们奔赴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只有临别前汽笛的一声长鸣，才使他们意识到了将与亲人分别，将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城市分别，泪水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
　　在广阔天地里，他们再一次哭了。
　　夜，已经很深，凉风徐徐，吹送着异域的乡音。他们三三两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