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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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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周小舟立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自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84％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后来与《五·七指示》一道，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献。《五·七指示》讲的是“立”，是建立一个人人会做工，会种田，拿起枪来会打仗，提起笔杆能写文章的无产阶级“新世界”；而这封信则主要讲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乘专心列来到武汉，在黄鹤白云的故乡，毛泽东准备再作一次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就是畅游长江。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长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汉市委组织的5000多名游泳健儿外，还有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周围的人回答：“45分钟。”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他继续向东游去。
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开，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实再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党和国家掌舵的地步。
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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