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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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的声音。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派”的冲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标直指“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红秀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把这一情况说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取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有人走上去给刘少奇递了个字条，刘少奇看过之后，声音又由低沉转为激昂，他热情地大声宣布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望我们大家来了！”
　　人民大会堂大厅里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从大会堂的台后走上来，在台口转了一圈，既没同刘少奇握手，也没有同他打一声招呼，只是向欢呼的红卫兵挥挥手，显示了一下最高统帅的风度。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冷淡，连台下不知中央内幕的红卫兵都看出来了。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着天壤之别吧。
　　刘少奇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悲凉的心境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又将全付精力扑到了工作上。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加猛烈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恰好在这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大字报底稿由江青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过后觉得颇对味口，应该抓住这件事做点文章。尤其是红卫兵在大字报中引用他昔日那句“造反有理”的语录，更使他感到高兴。8月1日，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信的下款，签名的“毛泽东”三个字，龙飞凤舞。
　　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三个红卫兵代表召到中南海钓鱼台，向他们展示了毛泽东这封信，红卫兵惊喜万分。当即，他们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室，将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给红卫兵战友们。
　　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一份红卫兵战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特大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巨大的暖流激起心头的热浪，引下了满眶的泪水。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这是亲切的教诲，深情的嘱托，热烈的支持，语重心长的叮咛。毛主席的话，像催征的战鼓，敲击着红卫兵战士灼热的胸膛；毛主席的信，像春天的雨露，滋润着革命青少年坦荡的心田……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它阐明了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毛主席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战士继续革命的方向盘。它提出了对红卫兵的革命要求，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解放全人类’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憾了全世界！”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稳住红卫兵的阵脚，鼓动他们更加大胆地起来造反。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径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称号，各大学校的学生组织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纷纷改成了“红卫兵”。至此，红卫兵运动开始蔓延全国。
　　“炮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