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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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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扔在路边的谁都可以踢上一脚的打狗棒。
——甚至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人唾骂的恶魔。
红卫兵的悲剧性命运，事实上从它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而历史总是在人们回首往事时才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
在封闭禁锢了的中国，在被冲天豪情冲击得疯狂了的中国人中间，谁都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我们这颗星球上同时还在发生着什么。
1966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一座宏伟的、具有佛罗伦萨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里，闪动着一片昏暗的烛光。徐缓的钟声飘荡着，赞美诗的乐曲低沉地响起来，使人想到庄严肃穆的天国。
教皇保罗六世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缀有几束金色流苏的法冠，穿一身洁白的法衣，走上了教坛。他身后的十字架上，一幅痛苦的耶稣受难图使教徒们的心境变得十分宁静。
在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与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保罗六世在说这番话时，神情暗淡，声音沉郁。特地坐飞机从欧洲、美洲等地赶来参加这次祈祷的众多教徒们和教皇一样，又为这个充满了困惑的非理性世界添了一份担忧。
请看历史记载。“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宋彬彬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中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苦涩的历史、往日的幸福与激动全都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留下来的回忆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尴尬。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中写道：
“今天真是我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幸福的大喜日子！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代表，我们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八点零五分，红卫兵战士宋柏林、骆小海、韩军，实在忍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进了天安门城楼，来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他们一见到毛主席，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地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坚强的手啊！就是这双手，挥笔写出了革命真理；就是这双手，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打下了人民的江山；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保卫着人民的江山！紧握这双革命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好！’红卫兵战士这才想起还没有通报姓名，连忙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毛主席问：‘哪一个？’红卫兵战士=齐声答：‘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红卫兵战士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小兵’，‘我们要革命，要造反到底！’毛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巨大的鼓舞激励着红卫兵战士，大家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念头道出来：‘毛主席万岁！’他们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顿时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异口同声地说：‘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同声欢唱，大家的心啊，早就飞到了毛主席身旁……”
幼稚的笔端流淌出如火的热情，这一团团火，能点燃整个世界，红卫兵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句话来形容了。
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林彪作了长篇讲话。林彪的讲话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通篇充满了“打倒”之类的字眼，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
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的讲话是高调，周恩来的讲话是低调。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八·一八”大检阅，是一场充满宗教色彩的神圣布礼。毛泽东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犹如站立在罩着光环的神坛上的宗教领袖，使中国六十年代那一群体充满政治热情、誓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衷心拥护和爱戴毛泽东的热血青年——红卫兵们，走向了个人崇拜的祭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以满腔热血甚至生命来血祭这个祭坛。
毛泽东的迷误，使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错误的起点上。千百万红卫兵们将终生这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付出沉痛的代价。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和反思
徐雅雅，早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一批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她组织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唱着歌，打着竹板，列着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这帮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很懂得表演性质的艺术效果，为了显示得更加革命一些，几个男红卫兵特意去剃了光头。他们穿着略嫌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唱歌，一边用竹板打出“啪啪”响的节奏，特别神气威风，也特别引人注目。
也许因为徐雅雅是戏剧学校表演系学生的缘故，“八·一八”大检阅后，毛泽东又一次检阅红卫兵，通知徐雅雅去领喊口号。
天安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刚一落下，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慢慢往下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
徐雅雅兴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中年作家陶正，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流行一时的长诗《理想之歌》的执笔者之一。他是这样回顾那段历史的：
“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写了《理想之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皇权主义’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清华附中领头扯旗造反的红卫兵卜大华，命运坎坷不平，“造反”后才4个月，因“炮打中央文革”投入囚笼，随后又被撵出北京，下放到陕北的山沟里当知青。卜大华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图书资料中心咨询开发部工作，他回顾这一切时说：
“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章，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里，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1966年8月18日，百万红卫兵集会在天安门广场。其时，另一个红卫兵李冬明还因为反工作组被当作“反革命”关押在一所中学里。后来毛泽东需要革命的“孙猴子”，李冬明成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灾难，李冬明现在在某社科研究单位工作，主编了几十万言的专著《社会指标》，由当年“激化社会矛盾”的红卫兵变成了今天“协调社会矛盾”的学者。对红卫兵运动，他感慨万千：
“带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带着幻想和稚气进入学校，本指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革卷狂飙，满心希望跟着‘红司令’干一番事业。没曾想到，却干了不少蠢事。难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几根‘反骨’？我也是红旗下长大的呀！这场动乱，涉及几亿人，危及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不光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责任，还要深刻思索：社会之所以发生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究竟有哪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指标’失去平衡？当少数人滥用职权胡作妄为时，为什么党和国家不能及时地、有力地扭转乾坤？”
徐祝庄、陈小川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八·一八”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喊得最响的是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唱得最多的莫过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高权威’的观念吗？他们在‘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动辄抄家批斗，刑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无视、践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草民思想’吗？他们信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实际上则‘以人划线’，只要认为路线正确哪怕是对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也提倡绝对服从，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抹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身依附吗？他们电感自豪的是所谓出身‘红五类’，以至于公开宣布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血统观念吗？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了一点，尽管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时时挂在嘴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支配他们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
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大检阅，上海复旦大学名噪一时的红卫兵怀念安文江，在青春祭文《我不忏悔》中有一段回忆：
“1966年9月，我怀惴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情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打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又是一个红卫兵身临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后的沉重感叹。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安文江在江西的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一次，他所执教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中痛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安文江只能报之于苦笑。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是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文江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课后，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安老师，你说笑话吓我们吧？”女学生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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