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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闲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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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１３〕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１６〕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２〕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３〕“Ｙｅｓ”英语：是。
〔４〕“Ｎｏ”英语：不是。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访华时，他担任翻译，并在《小说月报》上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６〕杜威（ＪA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９—*保梗担玻┟拦ㄐ闹饕逭苎Ъ遥涤主义者。他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有用就是真理。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逻辑：探究的理论》等。胡适是杜威学说的宣传者。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杜威来华讲学时，他曾担任翻译。
〔７〕曼殊斐儿（ＫA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通译曼斯菲*拢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曾在法国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８〕乌托邦拉丁文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描写一种叫“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９〕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盛时有社员千余人。他们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安福系、研究系等政客团体，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一九二三年解体。该社编印不定期刊《南社》，发表社员所作诗文，共出二十二集。
〔１０〕“汉官威仪”指汉代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王莽篡位失败被杀后，司隶校尉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１１〕爱伦堡（fAZAg‘GJV^‘＇，１８９１—１９６７）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他在创作中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
〔１２〕德国诗人海涅在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六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物珍品，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１３〕“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见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防御自己》（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１４〕指王独清的长诗《ⅡＤｅｃA》（《十二月十一日》），一九栋四晔*月出版（未标出版处）。
〔１５〕《一只手》短篇小说，载一九二八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至十一期，内容和这里所说的有出入。
〔１６〕《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作。鲁迅曾译成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中译本的封面为陶元庆作。画面是一把钢叉叉着一个女人的舌头，象征“人间苦”。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２〕。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论集》〔３〕（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蒋光Ｘ（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６〕，王独清领头的《我们》〔７〕，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９〕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但前几天看见Ｋ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１２〕，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玸鲁迅”〔１３〕之后，据日本的无产文艺月刊《战旗》七月号所载，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
鲁迅。八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一》，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２〕徐匀未详。
〔３〕《革命文学论集》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
〔４〕《创造月刊》创造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
〔５〕《流沙》创造社的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六期停刊。
〔６〕《太阳》即《太阳月刊》，太阳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七期停刊。蒋光Ｘ，指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曾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安徽六安人，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作家。著有诗集《新梦》，小说《短裤党》、《田野的风》等。
〔７〕《我们》即《我们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创刊号上第一篇系王独清的《祝辞》。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陕西西安人，当时创造社成员，不久即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８〕《戈壁》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
〔９〕《现代小说》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１０〕《洪荒》即《洪荒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
〔１１〕Ｋ君指郭沫若，参看本卷第３０６页注〔２６〕。他和成仿吾与日本战旗社作家藤枝丈夫等的谈话，载于《战旗》一九二八年七月号。《战旗》，当时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阴阳脸”《戈壁》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１３〕“玸鲁迅”指《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像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ｔｅ（玸吉诃德）——玸鲁迅！”玸，西班牙语Ｄｏｎ的音译，通译堂，即先生。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２〕，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３〕，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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