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西游宝典-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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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警匪片的疏离式戏拟。常规警匪片中，警察是正义、勇敢、出生入死的正面形象，但在《咖胆辣椒》中，咖胆与辣椒这对警察不再百战百胜威力震慑，而是懦弱恐惧、遭女性遗弃的普通人。无厘头电影经常对警匪片和黑帮片互渗处理，异于传统黑帮的性格单一和警察的形象俗套，进行疏离，制造噱头。
　　对清官原型的疏离式戏拟。清官题材一向是文学、戏曲、电影常用的题材，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封建社会中清官的出现是文人忠君爱国、济世救民思想的反映，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现时因社会腐败出现的清官题材文本，宣扬的是一种救星意识和依赖心理。无厘头电影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显示出对现代人的关注。《九品芝麻官白面包青天》周星驰语露锋芒毫不忌惮用黑脸漂白、荒腔走板对包青天进行了一番戏谚。《算死草》中一段有趣的对峙局面，将中国式的清官审判和西方的证据审判表现得淋漓尽致。《审死官》中，周星驰是一个重利轻义的讼师，告官以维护个人利益为主，以伸张道德正义为次，脱离了中国人固有的对包青天的。动理认同，减少了对包青天的童稚憧憬，这种现代人的实利观无形中消解了清官心理。
　　利用对原有文本的疏离式戏游产生全新而深刻的喜剧效果，无厘头电影反映了90年代香港社会各方面价值观念的全新而深刻的变化。周星驰身上综合了现代都市人的清新气息、正常思维、世俗观念、流行文化和当下需求。通过个性化和狂欢式的商业制作，无厘头电影不经意成为“后现代”’文化景观中一道独具扭力而占尽卖点的风景线。
　　“这就是生活”，“一个人仅仅追求此生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从无厘头电影的模仿定式、反讽俗套、充满预言暗示和象征色彩中，以及对经典文本的戏拟，对传统观念的反动，最后的“性情解读”不能不从挪揄摹拟的深处读出真正的诗意，从玩世不恭的背后读出艺术的严肃，更会从繁华中看出浮华，于天上看见深渊，从一切中看出无所有。就像诗人海涅所说，“从巨人身上看出了风车，从贵妇身上看出娼妓，从宫廷典礼看出了一场傀儡戏。”
　　姑且把周星驰所演角色归为三类，这三类角色最值得文化的、政治的、情感的研究，从而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文化范型——“后现代主义新青年”，一是风流才子唐伯虎；二是无赖小人韦小宝；三是齐天清圣至尊宝。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二战后在西方降贵纤尊、在中国世纪末显学翘楚的社会现象和哲学思潮，推波助澜、拍手称快者有之，冷峻分析、尖刻否定者有之，折衷调和、观望徘徊者有之，其所遭境遇与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问题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宽广，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罗蒂认为，那种自启蒙以来的“镜喻哲学”和人的“镜式本质”遭到后现代主义的空前质疑，后现代主义同时也反对传统本体论的同一性、中心注和终极价值观，既是对现代认识论的超越，又是对现代本体论的扬弃。后现代主义以其反现代、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状态从根本上消解了认识的清晰性、意义的明确性、真理的永恒性和价值本体的终极性，并且进一步宣告了人的死亡（密歇尔·福柯）、作者的死亡（罗兰·巴尔特）、在场形而上学的终结（雅克·德里达）。
　　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体现在几个方面：体现在哲学上，是‘无话语”、“元叙事”的失效和中心注、同一性的消失；美学上，传统美学趣味丧失，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淡漠，距离感消失，导致“表征紊乱”；文艺上，精神维度消逝，本能成为一切，冷漠客观的写作成为后现代标志；宗教上，关注焦虑、绝望、自杀等课题，走向“新宗教”挽救信仰危机。“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从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来看，“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真是费尽了口舌，说来说去也说不到点子上，反而不如周星驰的‘搞笑”来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感性地道。周星驰这类“后现代主义新青年”形象便如同古龙所述：“想不到这懒散而潇洒，萧疏而沉着，充满诗人气质的落拓客，就是名满天下的浪子游侠。”“他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充满了智慧，目光中虽带着一些厌倦，一些嘲弄，却又充满了伟大的同情。”
　　文化餐餐：“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看周星驰的片时子已经大三了。那次是看《唐伯虎点秋香》，第一次看就看懂了。禁不住大笑之后，却又禁不住遗情抱憾，深以竟然没早一点恭迎为恨事。待到零零落落断断续续出门西向而笑把周星驰的片子都找来看了，其间不止一遍，时而习之。好歹补上了这一课，并没有得意满足脱胎换骨，反而郁郁寡欢耿耿于怀的感觉愈加绕梁未绝挥之不去——为什么就看完了呢？如果一部都没看过直到现在才去恶补暨谷那该多好啊？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最后的乐园就是失去的乐园”，类似的愤恨，相同的遗憾，以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信誓旦旦，其实不知已经闹过无数反复多少回合了。看古龙的“小李飞刀”，看村上看树的《且听风吟》这种体验与日俱增，这种审美酒人愁肠，几乎不能自己，更是难以自拔。这种体验和审美可能有些不以为然，显得不合时宜，但她是属于某一类人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性情中人”！
　　纯属个人化的感受为研究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香港的“无厘头电影”提供了感性佐证。无厘头电影应属后现代文化一脉，后现代主义的悲观厌世、及时行乐、肆意狂欢、破坏秩序、解构正统、无深度表现等等，无一不在无厘头电影中读出。所谓“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粤语俗话“没来由”，意思是一个人说话做事都没有明确目的，无中心，无逻辑，令人难以理解，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最初周星驰在《盖世豪侠》中就是这样的演绎，竟被观众看好。这些电影全部用粤语对白，尤其是近年流行厘语，迅速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中）形成一股风潮。无厘头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土壤，同时新生代的消费需求和影片自身的求新求变促使无厘头电影在不经意间诞生了。
　　《唐伯虎点秋香》（1993年）简直是在做翻案文章，一举改变了几千年来唐伯虎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周星驰演饰的唐伯虎，出身武林世家，娶了八个老婆，用视技山的人体作画，江南四大才子出游一次无异于“狼来了”，为了秋香三笑混进华府，甘作下人内奸伴书郎，斗败夺命书生，秋香盈怀在抱。好一场古今闹剧，好一场人间喜剧I“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这一盘大杂烩一阈交响乐，精彩演绎了一出才子佳人红杏出墙的艳情故事，一个恨无知音赏遇人而不淑的才子，被一个出于淤泥而不染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丫环感动了。一个世界开启了，一位女神降临了。风地轻轻地吹，鸟儿盈盈地舞。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和谐。‘耿——香”！这是来自民间的鲜活气息，这是来自凡人的真诚情感。大俗就是大雅，歌笑就是歌哭。
　　有种理论认为周星驰的演技根本木行，只是商业包装出来的怪力乱神，什么意义啊文化啊性情啊都是强加上去的。无厘头电影也只会昙花一现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入不了主流进不了香港电影发展史。这种理论其实暧昧意味十足，一方面承认“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现象，一方面却以正统道德观念将周星驰一棍子打死。两者都有些说不过去，既违背搞笑片的初衷就是“看了就笑，笑过即忘”的快餐饭和易碎品，而且也忽略了一些基本的事实：周星驰十年间拍过47部电影，与成龙、吴宇森们的英雄世界相持末决鼎足而立，影响和感染都非同一般。周星驰的演技风格在香港影视圈不胜而走蔚然成风，周星驰的语言动作表情在中小学生中更是深入人心效者甚众。票房纪录自1990年始，除4部影片外，其余全部突破千万港元，还有四部高居本年度票房榜首。而专家首肯更令周星驰生色增浑，新近兴起的古惑仔电影，更与周星驰此呼彼应。风靡一时的无压头电影作为90年代香港通俗文化重要的一员。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名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香港搞笑片是典型的“文化商品”，“文化商品”所具有的特征和属性都能在香港搞笑片特别是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读出。它们的基础即是商业资金投入，而又从多方面进行模仿、拼贴、移植、戏拟、反写、改编、怪力乱神，竭尽嘻笑怒骂、玩世不恭之能事，最终的商业效果只不过追求观众们的“看了即笑，笑过就忘”的游戏状态和消遣心理罢了。实际上，香港搞笑片之所以能大红大紫，周星驰之流之所以能如日升天，无非占了世纪末的便宜和吃了没文化的亏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只能产生周星驰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新人”，也只能造就搞笑片这样的“后现代经典文本”。媚俗啊，媚俗，不在“零散化”中欢呼雀跃，就在“大团圆”欣喜若狂！
　　“大团圆”的结局着实令人皆大欢喜。古龙写道：“江湖中的事永远充满了刺激，无论谁都想听听的，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些积郁。听着这些江湖豪杰、武林奇侠的故事，不知不觉就会将自己和故事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心里的积郁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泄了。”BE－＊0＊D唱道：“我与你放纵此刻千金的一晚，过去了我不须记放心中。漆黑中一触的恋爱放纵不羁，不须把真意对待你。”周星驰说道：“拜托，留点回忆好不好？”于是喜剧大师卓别林携漂亮姑娘走向未知的远方，“生命中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喜剧之王”周星驰受够了家务事清算了豪门恩怨打发了新闻发布会，秋香终于盈怀在抱，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观众们感叹一番艳羡之余，也获得了。动理满足和精神快感。
　　当然文化有多种定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只能算其中一种，并且是最为丰富多彩、最为乱七八糟的一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说“文化指一群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造环境。”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追随卡西尔：“我所谓文化，是指象征形式的领域。”于是，香港搞笑片作为消费文化，也象征了香港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意义。
　　人们一边欣赏周星驰的创意和新奇，一边也腻烦他的虚饰和造作，然而内心的压抑、焦虑和苦闷，都在《唐伯虎点秋香》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儿女吟唱中得到了豁然冰释。“恰似那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几家院”，那是一个乐园，那是一种梦境。
　　政治情结：虽千万人吾往矣
　　政治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沉重话题，知识分子是另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沉重话题。知识分子与政治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沉重话题。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上，这样的话题版本不厌其烦，留给人的创伤难以抚平刻下的记忆也难以诉清。而周星驰塑造的韦小宝，却给这样的话题树立了“另类”的典范。
　　韦小宝出身妓院，生下来不知其父是谁。少年嬉皮笑脸油嘴滑舌顽皮跳达，在买醉和卖笑的风月场如鱼得水耍尽聪明，特殊机缘溜进皇宫跟康熙大帝成了好朋友，偶然之际又拜红花会总舵主陈近南为师，红道黑道白道通哈，享尽人间风流快活。政治诗人们从韦公公身上看到了“反清复明，重拯社稷”的渺茫希望，奉劝他取代旧皇建立新朝。本来就是小人得志，低级趣味，政治情结自然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鹿鼎记》俨然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种反乌托邦。类似的还有乔治·奥维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等。但这些经典都是文字，还存在障碍，周星驰则是演戏，直入人。乙。韦小宝把知识分子的千秋救国梦打得粉碎，件尽了玩笑，十足得讥讽，一丝面子都不讲，一缕余地都不留。韦小宝对八个老婆发牢骚喊道：“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只船，两面不讨好。不干了，老干说什么也不干了。1640年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二四开本”正式出版，一年以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第一部第一版在马德里出版，这是发生在17世纪初世界文学的两件大事。一个疯颠可笑的骑上一个单纯的复仇英雄，成了人类共同精神命题的两大典型。英国浪漫派代表柯尔津治在“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中，把哈姆雷特的性格核心规定为“行为的拖延”。在文学家的笔下，哈姆雷特越来越具有了“思想家”“哲学家”的品格；而堂吉河德作为一个“梦想家”对于精神的渴求，也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爱情悲剧：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中
　　这是法国启蒙时期代表性人物卢梭发出的一句浩叹。与之相互呼应彼此印照的还有台湾三毛评价香港金庸所说的一句感触：“他写尽了几千年来人类的一个请字。”而“我只不过想研究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感情。”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孰不知“感情是一件很玄的东西”，难以理解也不可说尽。
　　情境之中的人想脱身而出，围城之外的人想破门而入，人永远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平民化的世俗化的男女恩爱愿作鸳鸯不作仙，历经风雨而不悔固然令人欣慰，造化弄人命运多外为了爱而选择恨正是有情却似无情，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负天下人的爱情悲剧更加令感动。而最让人欲哭无泪黯然神伤的却是，‘咏远只能过那种悲哀的流浪生活”，这已经不仅悲壮，而且更是神圣了。
　　《大话西游》给了我们这种悲壮和神圣。这是性情眼光读将出来的。“我们要是在一起多好啊。”“这么想一想不也是挺好的吗？”语言总是那么的软弱无力无聊透顶，比人还要靠不住，比爱情和金钱还要靠不住，那么只好明镜非台站花微笑了。《大话西游》如此轻松如此简单如此搞笑，却让人难以自抑地想哭，一种痛痒的想哭，生之痛痒与爱之痛痒。“人生非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就在至尊宝弃绝红尘，带上金箍之时，他说了一段爱情圣经：‘谱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也许《大话西游》不算周星驰最为成功的片子，但在大学生的圈子里却最有题力。“搞笑只是周星驰的方式，他要表达另一种东西。”‘丁大话西游》和《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