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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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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清官的道德难度
  官员想要模范一把,清官一把,从道德方面说,也是有很大难度的。要做到六亲不认。只顾自己做清官,老衬托别人都是贪官一样,所以其他官员看不惯,暗地里使绊子自然不在话下。海瑞和于成龙就是例子。最后,自己陷入不洁官吏的包围之中。于成龙就发现了那个真理:做官难,做清官更难。
  当清官的体制难度
  清贫的决心和道德的操守并不是做清官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只能构成做清官的充分条件。集权体制下,做清官还有很大的组织难度。
  常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从表面看,看到的是清官的决心,但从背后看,看到的则是做清官的无奈。清官为民做主,谁又为清官做主呢?清官本身就没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
  海瑞是执拗的,但一个官员的执拗,抵抗不过整个官僚组织与集权体制的执拗。
  清廉不是对抗体制的有效药剂,相反,一个官员的清廉程度与官僚组织的执拗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清廉,来自组织内部的阻力越大。
  如何评价清官文化与清官情结
  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由于贪污形势严峻,导致下层人民对清官的呼唤,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清官文化。
  把“宝”押在一个官员的廉洁上,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清官政治”的典型体现。
  清官文化的民本政治内涵
  清官文化里有一定的民本政治内涵——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但是这种内涵是无奈的选择。这关系到王权的来源。王权来源于暴力。既然王权来源于暴力,那么王者必须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而且这种证明,会随着人类社会集体智力的增长而作适当的调节。
  爱民、亲民、抚民,永远都不是民主,它只是圣明的统治者对愚昧无知的草民的赐福与驯化;从某个角度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古代的君民关系恰如现在的人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糟蹋,相当于古代君主对子民的蹂躏;人类对环境的爱护,还是出自于对环境对人类报复力量的恐惧。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君主对人民所拥有的颠覆性力量的清醒认识。
  也有把君主比做牧者,而把人民比做家禽的。哪有牧者不爱自己家禽的,可是,又哪有牧者不吃自己家禽的道理?这就是民本政治的真实内涵。这个内涵决定了,清官的内涵与民主法治相去甚远,一句话,民本不是民主,顶多是个“为民做主”。
  百姓的清官情结
  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百姓是跪着的,不会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
  有人说: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出现。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人意外,中国人的清官情绪,是对意外的憧憬。
  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讴歌越热烈,法律的悲剧性也越沉重。
  一句话,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
  《老残游记》第十六回有段评说:
  脏官可恨,人人皆知,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复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身上有一层保护膜性质的道德光环,这光环导致人们不能对清官做辨证的事实评价。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观上有什么不是的地方,也说不得的。
  宋明以后,清官文化大发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清官文化大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相反,清官文化越发展,越说明君权制度的腐朽与官民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加深。统治者越是在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时候,越强调清官文化,他们希望通过清官爱民清政来修补制度之弊病,创造出一种官爱民,民拥官的假和谐来。
  愚民们的无奈,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文人们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其实,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说:清官乃不详之物。
  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有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繁复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然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者“非法”。
  海瑞想固守原则与信仰,可这些东西与现实和世俗又常常冲突,坚持原则信仰与周围人容易格格不入,容易被人认为迂或痴,把自己置于和别人对立的位置上,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要放弃原则信仰,与世俗同流合污,内心又会感到压抑和痛苦。一心孝忠,却不为主子理解,真是一大悲哀。
  不会变通,不讲究策略,认死理,即使是为主子孝命,主子也并不感激。想当官的那么多,谁不愿意用几个听摆布的?谁愿意专找和自己过不去的用?古人说得好: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决定一个官员升迁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一两个当权者。有些人明明深得人心,只是由于忤逆了当权者,结果不是调离就是撤职。世上人有几个真正能出于污泥而不染。多数人都不免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既没有痛苦也没有人指责。
  真正的官吏应该审时度势、知进知退、能屈能伸。海瑞的品格在舞台上万人敬仰,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吃得开。
  从古至今,用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管你过去是谁的人,只要你有本事并肯为我所用,我就用;另一种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只要你不是我的人,对国家有利我也不用。许多人就作了这种观念的牺牲品。
  阳为道德、阴为利益
  海瑞的清廉耿直、不畏权势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仔细分析他的自身条件,这几乎是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自保,进而扬名立万的最佳方式。在重科第资格的明朝,只有进士,特别是选入翰林院的庶吉士,才可能顺利封疆进而入阁。海瑞出身举人,在官场上同年、座师这类最重要的资源没法和进士比,他在官场生存靠什么?最理想的方式称为道德的标杆,成为舆论普遍支持、百姓十分拥护的模范清官。但这样的标杆对那些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从来就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包括皇帝在内,别人没必要冒着舆论的压力去整治这样的标杆。海瑞对朝廷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广大官员树立一个可望不可及,可颂而不可学的模范,让他处理实际的政务,多半会处处被掣肘,处处碰壁。因为为政的实际操作和对政治人物提倡的道德不是一回事,甚至十分矛盾,用口里说的那套办法去为政,在明朝那种政治生态中,不会有什么成就。就如剧中胡宗宪告诫高翰文所说的那样,当官和读圣贤书完全不一样。徐阶、张居正和后来的申时行,都是知道权变深谙时务的人,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会玩,所以才能当首辅。难道海瑞就不明白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利益(黄仁宇的总结)的潜规则吗?但他这种举人出身的官员,如果玩潜规则,也就是能做一个日子过得富庶的县官,这显然不是海瑞的追求,人家张居正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自小有神童称呼,有老师徐阶关照,又当过隆庆帝登基前的侍读官。海瑞玩张居正那一套,只会湮没在成千上万的中低级官员中间,哪能流芳百世。
  所以,海瑞干脆不玩这些,就只玩圣人所言、被朝廷所提倡的那一套明规则,反而是剑走偏锋,无人能挫其锋镝。当然,这样玩代价也是很大的,自己和家人生活清苦异常,一点贪污奢侈也不能有。清廉得不近人情是海瑞的公众形象,是他立足于官场最重要的利器,没有这点他什么也不是。所以对这些清廉的细节,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这一点,皇帝和其他大臣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上疏那样骂皇帝,皇帝都没法杀他,能杀掉夏言、杨继盛的嘉靖帝,哪有什么仁义之心,不杀海瑞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就是不中海瑞的圈套,遂了他做千古死谏忠臣的愿望。皇帝都对海瑞这样,其他文臣惹他干什么?所以他反而官运亨通,做过管理最富庶的南京周边的应天巡抚,做到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大员,主管监察,虽在南京是闲职,但政治待遇上去了)。如果海瑞不这样玩,一个举人哪能企望这样的高位。但他一旦有实权,办具体政务就不行了,那种行事方式只能激发矛盾。在当应天巡抚时,打击豪强地主纯用刚猛之法,搞得鸡飞狗跳,拿对他有恩的徐阶家开刀,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就被调离。所以这样的道德标杆,只能是系而不用的葫芦。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数引不起特别的注意。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实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24。4  关于廉政文化问题
  廉政文化是现代社会关于执政规律、方略以及公务员队伍建设、管理的知识、制度、法律以及观念、价值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关注的是关于权力和权力腐败现象,研究其原因、特点和规律,探讨设计如何防治的一般性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制度、法律等等。廉政文化对人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人的本性、需要、生活环境对权力行使的影响,研究典型人物及其行为对廉政建设的意义,是从文化和制度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为推崇某人,更不是把廉政寄托在某个“清官”的个人素质、能力和注意力上。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廉政文化把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强调教育、制度、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环境对腐败发生的影响,着眼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廉政文化强调法制,但并不排除、也不否定个人对廉政建设的作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廉政文化通过个人这种载体,以个人的勤政廉政、言传身教、思想品德、价值追求、社会形象影响和改变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社会的廉政状况在绝对意义上说,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廉政意识的增强和廉洁习惯的形成,有赖于国家工作人员人人都自觉遵守廉政规范。廉政文化建设应该从人的道德修养、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入手,从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做起。
  现在社会上流行“骂腐败”的现象。
  “骂腐败”成为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风气,不光是老百姓骂,领导干部也在骂,他们也乐于谈论社会上的种种腐败行为,咒骂各种腐败现象。
  “乌鸦笑猪黑,腐败骂腐败。”这些领导在高谈阔论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
  目前,全国上下都在骂腐败行为和腐败者,但谁是腐败者?似乎腐败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人;似乎永远是别人,而不会是自己。
  无职无权的老百姓骂腐败,他们有些人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不是因为仇视腐败,而是因为别人在腐败,而自己不能腐败。假如他有腐败的机会,也许他比谁都腐败。
  有小职小权的腐败者也在骂腐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贪点、占点、吃点,察觉不到自己也是一个腐败者,总认为真正的腐败是那些手握重权,动辄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才是腐败者。
  而那些大腐败者的逻辑是:我腐败,别人也在腐败。你看那些腐败分子一旦锒铛入狱,他们都会很不服气,往往抱怨说:腐败着的人多着呢,比我腐败的人也多着呢。自己是运气不好。
  腐败者是可耻的。腐败着且不知的腐败者却是可耻加可悲的,说明他已经对腐败行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失去了判断力、羞耻心和起码的“官德”与良知。
  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对腐败只是在口头上骂一骂,而不觉悟和反省,那腐败恐怕真的“腐而不败”了。
  官员修身养性不如官权修身养性
  近日,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在“网上宿迁”论坛发了一个《关于宿迁人的行为举止细节问题》帖子指出:“有些干部与别人接触时,不注意礼节,比如大声接听手机,唯恐别人听不到。还有一些本来不值一提的细小事,比如在办公楼宇、公共场所如厕后不及时冲水。”
  据新闻介绍,在市委书记的帖子发表后,宿迁市立马掀起了“修身养性”的热潮:当地报纸开设了专栏;机关干部开始了自查;一些单位成立了不文明行为纠察组;甚至,连该市的10多万名中小学生也走上街头,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学校影响社会,告别不文明行为”活动。似乎以前大家都是不文明的人,又似乎大家在一“贴”之间明白了文明的重要。
  应该说,修身养性不是坏事,对于外部影响力明显的干部来说更是这样。但是,修身养性的意义不宜拔高。因为修身养性只是体现干部的细节,却不是决定干部的所有细节。从本质上说,修身养性培养出的只是良好的个性人格,而不能包括干部的执政能力,廉政素养。因此,在提倡干部修身养性时,应当看到其作用是基础性的:没有这样的习惯不会是高素质的干部,但是有了这样的习惯也不会水到渠成地成为得民意的领导。
  在现实生活中修身养性是容易装扮的。许多干部在人前是风度翩翩、满口箴言;在人后却是大大咧咧、为所欲为。这样具有两张脸的干部与其说是修身养性的“得道者”,不如说是践踏规则的“恶搞者”。对于这样的干部,如果说他是没有素质的人,却可以看到他在公开情境中的修身养性;如果说他是修身养性的人,却可能发现他在私密情境下的粗糙不洁。所以,单以表面的修身养性评价干部也不尽客观。
  同时,修身养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对其宣传也不宜搞人海战术和运动战。有时我们以为自己修身养性到了一定程度,但事实上,当面临到利益和名誉的纠缠时,却又容易变得盲动和武断。可以说,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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