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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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羡腐心态”？
　　腐败官风熏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引导民风，甚至决定民风。官员的言行举止、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如果官员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行为搞腐，那么他的治下官风必然不正，民风必然受到污染。
　　嫉妒心理使然。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同乡、亲戚、好友，凡有点权当个官的，有的莫名其妙地“发”了起来，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日地鞍前马后有人抬着、捧着；毛病有人掩着、护着；错误也有人担着、保着……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做官与不做官之间。于是，大众的嫉妒心理便渐渐萌生。
　　补偿心理作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收入有限，要办成一件事颇不容易，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受到损害，在无奈、气愤的同时，谋求“报复”和“补偿”。
　　法不责众所致。时下腐败分子丛生，不再是鼠辈独行，而是一茬茬“前腐后继”，“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即被查处法办率却很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引得许多人对贪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少人恨腐败，实际上是恨自己没有资格搞腐败。一旦他们有了资格，腐败起来比谁都厉害。曾经一度淡化了的官本位又盛行起来，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职有权以后，就有了腐败的资格。只要职权失去了腐败的条件，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进入官场。
　　在媒体批评绝大多数干部“毫无责任感的沉默”　，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有的人批评领导干部“党性原则不强，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放弃监督权，沉默纵容了贪官，助长了邪气”。实际上这些批评几乎是“正确的废话”。是他们不了解“官场风俗”和“一把手的智慧”，他们不了解沉默者沉默背后的恐惧。
　　县委书记是县级领导班子的“班长”，不但拥有对科局长的“生杀权”，而且拥有对“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相马权”（评价、推荐、任免建议权）。这些权力的行使主要靠书记的党性、公心、良心、自律和自觉。在没有具体精确的用权标准的情况下，一个腐败书记难免公权私用、好权滥用。如果书记对县委班子某成员“有看法”，其他领导和科局长就要看眼色行事，谁能不怕？
　　县委书记拥有给副书记、县委常委的“分工权”。县委副书记、县长负责政府工作的职能相对确定，其他副书记、常委管辖范围一般由书记“根据工作需要”一个人说了算。书记如何给副书记、常委分工，习惯上属于县委书记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完全可能善权恶用，他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信得过的”成员委以重任；相反，“不听招呼的”的成员就要“坐冷板凳”了。
　　县委书记对县上的日常工作有“批示权、提议权、提名权、决定权、裁决权、否决权”，对所有的干部都有“指派权”。这些权力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如果县委书记对你有了看法，随时可以找到机会“大鞋套小鞋”地整你，理由都是“工作需要”；甚至找个“举报信”批示“请有关部门查处”，当事人能不怕吗？
　　经济落后的县域缺少中央和省市级别的单位，地方社会资源、人财物流通主要渠道掌握在县乡机关单位手里，出路狭窄，只能依附于县乡机关单位。“体制内”干部职工批评领导，下级顶撞上级在本地肯定有生存危机，谁敢说“土皇帝”一个不字？
　　中央和省市机关所在地有较多的由上级“条条管理”的机关和企事单位。“条条”对“块块”有一定的制约力，省、市领导日常行政不得不考虑“左邻右舍的关系”，注意“方方面面的反映”。县级管理以“块块为主”，管理上是“独立王国”，缺乏平行的制约力量，客观上滋长了主要领导的“土皇帝”意识，工作作风蛮横霸道。
　　如果腐败的县委书记与腐败的上级市委书记或更大的官员“关系铁”县委书记可能依仗他在上级机关的“关系网”为所欲为，政治生态必然日益恶化。
　　在报纸上，我们经常看到什么“组织部门”、“政法部门”、“高速公路部门”、“交通部门”“金融部门”、“财税部门”、“城建部门”乃至“高校”都成了“腐败高发区”。在公众眼里，凡是“有权”和“有钱”的地方，就是腐败的“高发区”。而且“权”越大，“钱”越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有官的就卖官，有钱的就捞钱。只要有机会，谁都可以捞一把。而且往往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有多大的权力，捞多大的油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成了“腐败高发区”？有人说是因为“周围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了沉默”；也有人说是因为“法纪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实际上，责任不在同级，更不在下级，而在上级。正是由于一些上级领导的认识误差和疏于管理，才给腐败者提供了机会。
　　一种是把“好岗位”当做恩赐和施舍。一种是总想靠提高“一把手”的权力来保证上下的统一。把很多权力都集中到“一把手”的手里。他说让谁上谁就上，他说让谁下谁就下。这的确有助于集中统一，但把本来属于公众的权力交给某一个人，就必然会产生腐败。一种是把“查处率”看成是影响稳定的因素。在不少地方，不是群众举报谁就查处谁，也不是纪检和反贪部门怀疑谁就查处谁，而是当地的领导让你查谁就查谁。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查，都是好官；一查，必有贪官。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缺乏的不仅是防腐的监督机制，更重要的是腐败责任追究机制。
　　对待腐败的态度上，有的人可能同时长着五种心态：一是痛恨腐败；二是羡慕腐败；三是利用腐败；四是纵容腐败；五是参与腐败。所以腐败才会有那么深厚的土壤=那么多的掩护、那么多的后继子者。腐败固然可恨，但羡慕、利用、纵容和参与腐败的基础不除，新的腐败就会不断滋生。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种监督制度的缺陷也是使“同级”和“下级”面对贪官选择沉默的原因。
　　群众反腐败的热情减退有三个原因：一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本太高，现实生活中有“好下场”的举报人不多，而逍遥法外的腐败者却不少；二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力量太薄弱了，群众个体反腐败要面对的对手往往都是掌握各种资源优势的“腐败利益集团”，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三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功率太低了，腐败者往往是处于“强势群体”之中，而反腐败的群众一般都是“弱势个体”。所以，反腐败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现在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不少人对于腐败的认可程度和标准，已经滑到党纪国法所设定的底线之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局部政治生态的恶化。一些地方惩罚腐败不力，百姓信心逐渐暗淡，只得不断“调整心态”。一些人已经学会“宽容”和“区别对待”腐败行为，官员可以腐败，但不能贪得太多，起码贪了以后不要再祸害老百姓。
　　对于腐败这一社会毒瘤，老百姓的心理底线在不断降低，讲点良心、有点善心的腐败分子就能轻易地被百姓所接受。这种社会心理一旦逐步扩大甚至继续下滑，对国家法制和社会运行将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而要防止这种可怕的后果，就需要从源头上优化政治生态，如此，大众认定的腐败标准才能最终和法律标准相统一。
　　官倒民乐：越大越有快感
　　当一个小官倒台，小叫好；当一个大官倒台，大叫好。据说“大快人心”这个粉碎四人帮时流行过的词汇，近来再次流行。
　　经常是这样，昨天媒体还在热捧的，焦裕禄式的、诸葛亮式的好干部，今天突然就和⑶罔砹恕Ｒ歉婀俜侥切┬畔⑵浪倒僭本穹缑布捌湔孀ナ蹈傻哪谌荩∑ê⒚嵌蓟岢靶δ恪疤字伞薄�
　　对媒体不信任是个表层问题，实质是公众不相信“上面”，不相信控制媒体的权力。
　　媒体和权力说那个官员如何英明、廉洁，大家不信；可是，当媒体和权力宣布那个官员如何昏庸、腐败，大家都立马呼应，一边倒，几乎无保留地赞同制裁者。
　　其实，倒了台的那些官，也无数次地出演过制裁者的角色。在那个体制内，制裁者和被制裁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官员们谁好谁坏基本不算个凭据，他们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倒霉”。如果硬要找个规律性的东西，除了权力和影响力大小有别，别的还真不好确定。
　　只要罪名是“腐败”，大家都相信；只要看到官员倒霉，大家都快乐。如果倒台的是个大官，那快感就可能到达高潮。
　　是因为少了一个贪官高兴吗？还不是。大家懂得这个道理：揪出一个贪官，并不等于少了一个贪官，腐败总量和贪官总量并没有减少。体制会源源不断地输入“腐败新血液”，公仆们自会“前腐后继”，贪官倒台形成的空缺自有后来人及时填补。
　　问题复杂了。公众不信宣传，却能当即断定说官员腐败的都不是假话；他们并非“上云亦云”，他们也不信司法公正，却坚信官员不会有冤情；他们还懂得制度不变则腐败不减的道理。。。。。。。这样，中国公众的快感就似乎很值得怀疑，这快感很像“无哩头”，欠缺理性，没有正义感，也不讲怀疑精神和内在逻辑。
　　真的？非也。说破其中奥秘吧：中国公众之所以坚信官员有罪并产生快感，基于这样的判断，即“无官不腐”。至于“腐败分子是极少数”这样的命题，对公众毫无影响力。公众“非理性”地“坚持无官不腐的观念不动摇”，这不怪他们。这原因我说过的，“贿赂才是硬道理”已经成为“发展战略”的核心环节，成为中国公众的生活常识，而这是他们无奈中被动接受的，平民谁都不会贱兮兮地主动创造这种“贿赂生存环境”。责任，当然不在他们身上。
　　他倒台，我高兴，就因为他是个官，就因为他是个大官。别的理由，一个也没有。就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因为没有好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够大的更不是好东西。
　　不相信，表现为坚决信；对官员全不信，表现为对部分官员信。中国的问题总是特色和另类，专家学者们总是摸不着门、找不到北，情有可原。要是我处在管辖大群官员的位置上，面对公众这快活劲儿，听着“坚决支持”的赞扬声，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愁死我了。不明白，才傻乐呵。
　　很危险。可以设想，把陈二先生的名字，换成张三、李四、王五、周六，他爹的还不都一个熊样么！在老子的大名前加个“腐败分子”字样，这群忘八蛋刁民照样掌声如雷嗷嗷乱叫！
　　官场险恶。掌权多年，给人好处无数，培植心腹无数，一旦失去主动被人卡住脖子，霎时间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纷沓而来，连个敢迎着封堵说几句好话的人都看不到。唉，谁他爹的能一直三头六臂宝刀不老，有谁能始终如一呼风唤雨，又有谁能时时刻刻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呢？俺们在俺们坚守的这个体制内，谁都不安全！不安全到朝不保夕！呜呼，咱们这狗日的旧体制，真是害死人啊！
　　任何腐败分子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支持任何腐败分子倒台，这个态度按正式的标准衡量，政治上还算正确。说实在的，任何官员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对任何官员的倒台都抱无所谓的态度。我敢说，这话能代表广大人群的心态。这态度、观点，或许就让一些官员不舒服了，不过，这是真的，你觉得别扭才无所谓。
　　在所有官员产生、上升的过程中，在所有官员发动决策、举措时，从来不曾掺杂过我的一丝意愿。
　　腐败让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犯罪的氛围，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消极的价值观，使人认为这就是实现自己权利的方式。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原来因为有数量庞大的贪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抓走一个贪官，提拔一个贪民，他又必然成为一个新的贪官，其差别只是贪污的胆量和大小而已。很多人反贪官，与其说他们痛恨贪污，不如说他们嫉妒贪官，不满自己没有贪到那么多，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很多人说，中国要发展只有彻底治理贪官。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可是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阿根廷是一个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可是阿根廷却有良好的民主体制，有自由的新闻报道，可是阿根廷仍然有那么多贪官，仍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并不能解决贪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出现大量贪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体制，而是由于存在人数众多的贪民（这也许是民族性吧）。贪官和贪民是鱼水关系，贪官是从贪民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花朵，每个贪民都是贪官的天然后备军，他们前赴后继，永无止境。
　　在人们的是非观念中，出现“以其所掌握的权力和所受贿的数额综合评价”的贪官评判标准，小官少贪污一些，大官则可以多贪污一些。如果贪污的数额与其掌握的权力分量不相称，就可以算得上“比较清廉”。这种“贪官廉洁论”的产生，其实是部分公众患了“厌贪脱敏症”的体现。一种对贪官表示“同情”和“宽容”的论调逐渐多了起来。比如，认为比同级别官员贪得少的贪官，“还算是百里挑一的好干部”；认为将部分受贿款用于扶贫的贪官，就是“另类为民的清官”。
　　这种对贪官的“同情”和“宽容”的论调，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公众对廉政的期望值越来越低，对贪官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换言之，对于某些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厌恶反应。心理学中有个常识：持续、单一的外部刺激可以使原来比较敏感的反应逐渐变得迟钝。人们对贪官的厌恶反应也是被官场现实这么“脱敏”的。屡禁不止的腐败行为、越来越大的腐败规模致使一部分公众自觉调整了贪官评判标准，只要官员不是贪得太厉害，只要贪官将脏款拿出一点来做好事，人们就觉得他们还不失为“百里挑一的好干部”。
　　其实，公众这种“厌贪脱敏症”比起官场多出现几个大贪官更令人担忧；因为公众对腐败行为如果失去了敏感反应，将意味着贪官们所面对的舆论压力更为宽松，日后贪污起来更加心安理得。
　　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到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医生、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