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笑林大全-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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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国笑林大全（古代卷）
　　作者：佚名
　　正文
　　前言
　　“笑话”，故名思义，就是能引人发笑的故事或谈话。
　　在我国，笑话出现得很早。先秦的经书、子书、史书，例如《孟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典籍中，都有不少笑话保存下来。
　　早期的笑话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它们往往与寓言的关系很密切，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的，有时还是为了讽谏的需要。
　　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中说的“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孟子对公孙丑论述善养“浩然之气”时用的，以说明培养“浩然之气”时，不能违背规律，急于求成，否则，只能欲速不达。
　　再比如，《韩非子·五蠹》讲的是作者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论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社会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应该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于是作者采用了下面这则笑话：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这就是把作者要讲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了。接下来作者还总结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可见这则故事决不单纯为了嘲笑守株待兔之人的愚蠢，而是与作者的政治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像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本来就同寓言一样，被作者利用了来说明一个观点或阐述一条哲理。但是它们有情节，或诙谐、或滑稽、或嘲讽，引人发笑，所以它们也是笑话。
　　其次，我国早期的笑话并不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轻视，他们在担负着“文以载道”的使命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把笑话作为阐述自己观点的有力武器。
　　不可否认，早期的笑话中有许多在民众中流传已久，后来被文人写进自己的著作中，用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但也有不少是文人或士大夫在发议论时直接创作出来的。
　　例如《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也。子以我不信，我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这就是“狐假虎威”这个故事的出处。从《战国策》原文看，这个故事极可能是江乙为了说明“北方之畏昭奚恤”的原因而随口编出来的。他身为朝臣，并不觉得用这样的笑话或寓言说明问题有什么不好。事实证明，这则笑话的运用，确实十分成功。否则，要说明北方诸侯实际上是害怕楚王及其甲兵的道理，不知要费多少口舌，而且不一定能讲得这样生动透彻。
　　再比如，《孟子》中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可能也是这样在论述中产生的。
　　有些笑话，可能是作者对某些真人真事有了细致观察和深刻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概括和集中创作出来的。在周秦诸子著作中经常看到的宋国愚人形象，如上面提到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庄子·逍遥游》中的资章甫等，就是这样。后代一些笑话集中的艾子、迂公、憨子等也属于这类人物。
　　汉魏之后，利用笑话陈说事理的做法不象先秦那样盛行了。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论述往往庄重肃穆。但笑话并没有因此绝迹。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讲笑话的专书。
　　现在所能知道的我国最早的笑话专集是《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魏邯郸淳所撰的《笑林》三卷。此书今已散逸。清人马国翰自《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一些，编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古小说钩沉》中也辑存若干条。
　　隋唐以后，笔记盛行起来，有些笔记中存在不少笑话的成分。此外，笑话专集也越来越多。
　　这时的笑话作品常见的有两种类型。一类的主人公多是官员或文人雅士，所叙述的多是真人真事，或在一定程度上真有其事。这些事情由于能引人发笑，所以在主人公的朋友、同僚中流传开去，传到社会上，以至被收集记录下来。例如：
　　张九龄知萧炅不学，故相调谑。一日送芋，书你“蹲鸱”。萧答云：“损芋拜嘉，惟蹲鸱未至耳。然仆家多怪，亦不愿见此恶鸟也。”九龄以书示客，满坐大笑。
　　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唐〕朱揆《谐噱录》
　　这类作品在唐宋时代的笑话集中很常见。当时的许多名士，如苏轼、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等人就经常出现在笑话当中。特别是苏轼，是很多笑话的主人公。他们的形象与艾子、迂公、憨子等明显被愚化了的形象有明显的区别。
　　还有一类作品则不是真人真事，或者虽然以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做素材，但经过了明显的艺术加工。
　　这类作品有些很可能产生于民间下层百姓的集体创作，在民间几经流传，才被文人收集、再创作并记录下来。例如：
　　京邑有士人妇，大妒于夫，小则骂詈，大则棰打，常以长绳系脚，且唤便牵至。夫密乞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羊，士人逾墙避。妇人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妪。巫妪曰：“娘子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大恸哭，深自咎悔，誓不复妒。妪乃令七日清斋，举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师咒羊还复本形，士人徐还。妇见声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答曰：“犹忆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妇人愈哀，自此不复妒矣。
　　〔宋〕周文玘《开颜录》
　　这样的作品，可能流传甚广，被不同的人记录到不同的书中，故尔主要情节重复，而细节又或多或少地各有差异，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也有些笑话是文人自己创作的，而并非来自下层民众。但这个时期文人创作的笑话与先秦时期的笑话有明显的不同。唐宋及以后文人创作的笑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与寓言密不可分，也很少像先秦诸子那样把笑话当作说明自己的政治、历史、哲学观点的工具，而是赋予了笑话相对的独立性，在创作手法上更成熟，作为嘲讽或批判的意义更明显。例如：
　　昔有弟子，读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至“潢潦无根源”之句，不晓其义，乃质疑于先生。先生曰：“文公素不喜黄老之学，正谓其无根源。岂不闻文公因论佛骨贬潮阳之事？”
　　闻者大笑。
　　〔宋〕罗烨《醉翁谈录》
　　一先生讲书，至“康子馈药”，徒问：“是煎药？是丸药？”先生向主人夸奖曰：“非令郎美质不能问，非学生博学不能答。上节‘乡人傩’，傩的自然是丸药；下节又是煎药，不是用炉火，如何就‘厩焚’起来？”
　　〔明〕冯梦龙《笑府》
　　自明代以后，这种完全出于虚构的笑话越来越多，而史传上的笑谈越来越少。在明代赵南星的《笑赞》中还有少许以王安石、苏轼等为主人公的篇章，但到清代署名“游戏主人”收集的《笑林广记》中，这样的作品就看不到了。在明代许多虚构的笑话里，人物还有名有姓（尽管大半是虚构的）；在《笑林广记》中，则连这样虚构的姓名也没有，只以“一监生”、“一人”、“一官”、“一医”、“一贫士”等代替。
　　《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基本上没有史传笑谈，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这是清代笑话的一般特点。但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庸俗、猥亵的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嘲讽丑恶现象或其他方面的积极意义，而只是为了应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明清时代这样的作品不少，这是此时期笑话中的糟粕，是应该加以摒弃的。
　　清代末年，我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社会也极其黑暗、腐败。这个时期的笑话不多，而吴趼人的《俏皮话》、《新笑林广记》、《新笑史》则是值得一提的作品。吴趼人是小说家，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他的笑话与这个时期的小说一样，与社会的政治关系十分紧密，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这些特点，在本书所选的那些篇目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纵观中国古代笑话的内容，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嘲笑讽刺是笑话的主要功能，而被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则是方方面面的。除了封建社会的官府、贪婪腐败或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常常在笑话中受到嘲讽和揭露外，诸如塾师、庸医、书生、道学先生、不守教规的僧道、吝啬者、惧内者、说大话者、愚昧者等等，也常是嘲讽对象。
　　写官场上事的笑话虽然数量不算太多，但作者揭露当时官府的凶残、腐败、卑鄙和昏庸，其感情往往很强烈，所以十分引人注目。例如：
　　一官好酒怠政，贪财酷民，百姓怨恨。临卸篆，公送德政碑，上书“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众绅民齐声答曰：“官一到任时，金天银地；官在内署时，花天酒地；坐堂听断时，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交卸了，谢天谢地。”
　　〔清〕小石道人辑《嘻谈录》
　　有失去马鞍者，见一人面长而凹，认以为鞍也，执之。其人曰：“此吾面也。”争辩不已，将往听断于官。有行人问知其故，谓长面人曰：“劝兄赔他些价罢，若经官定是断给！”
　　〔明〕冯梦龙《笑府》
　　这后一个例子，是说官员昏庸荒唐，其艺术表现手法十分巧妙。
　　塾师、书生常出现在笑话里，这一方面与封建时代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教书先生的地位低下。在这类笑话中，有许多就是直接与写科举考试的。例如：
　　一士人赴试，作文艰于构思。其仆往询于试门，见纳卷而出者纷纷矣。日且暮，甲仆问乙仆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约有多少字？”乙仆曰：“想来不过五六百字。”仆曰：“五六百字，难道胸中没有？到此时尚未出来。”乙仆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百字虽在肚里，只是一时凑不起耳。”
　　〔清〕陈皋谟《笑倒》
　　道学先生在笑话里几乎总是被嘲弄的角色。例如：
　　一人被盗劫，哀求不已，称之“大王”不喜，称之“将军”又不喜。其人曰：“毕竟如何称呼方妙？”盗曰：“要叫我‘老先生’。”咄咄夫曰：“此真是道学先生也。”
　　〔清〕陈皋谟《笑倒》
　　这里把道学先生与强盗联系起来，表现了作者对道学先生的厌恶和憎恨。
　　僧、道本来并无罪过，但社会上有些人披着僧道的外衣，于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自然成了笑话嘲讽的对象。例如：
　　一乡官游寺，问和尚吃荤否。曰：“不甚吃，但逢饮酒时略用些。”曰：“然则汝又饮酒乎？”曰：“不甚吃。但逢家岳妻舅来，略陪些。”乡官怒曰：“汝又有妻，全不像出家人的戒行，明日当对县官说，追你度牒。”僧曰：“不劳费心，三年前贼情事发，早已追去了。”
　　〔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
　　讽刺庸医的笑话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封建社会实行科举制，提倡读圣贤书，医学不仅不受重视，而且行医被认为是低贱的职业。读书人读了《四书》、《五经》，做了八股文章，弄得好可以中进士做官，弄得不好的，才去行医或者教私塾混饭吃，所以社会上庸医多，不通文理的塾师也多，这些都在笑话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在写吝啬者的笑话中，讽刺白吃饭而不请客或者请客时舍不得酒饭的占很大比重，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人对请客吃饭十分重视，十分讲究。嫁娶以至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大小事情似乎都离不开酒宴，于是便有酒肉朋友，也出现了一些靠白吃白喝占人便宜的、想方设法让人家请自己吃饭的、撞席的、自己请了别人就想要别人回请的、为了面子或礼道请人吃饭而又舍不得酒菜的等等，形形色色的嘴脸都被创作笑话的人摄入了自己的作品。
　　笑话还经常嘲笑愚昧的人，像元明人作品中的艾子、迂公等人就是。到了清代，这些愚昧的人往往没有固定的姓名。这其中“呆女婿”的形象占的比重不少，这些故事很可能来自民间。
　　隋唐至清初这段时间的笑话作品中，有不少史传上的笑谈。这往往是些文坛或官场上的佚事、掌故。例如：
　　鲁直戏东坡云：“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撰著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应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语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
　　〔宋〕苏轼语〔明〕王世贞次《调谑编》
　　这些故事往往清新文雅，耐人寻味。但也往往以经书古籍为根据做文字游戏，或多用典故、对仗等手法，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恐怕不太容易领略其艺术魅力了。
　　除此之外，笑话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本书材料的来源，上起自先秦诸子，下至清末民初的典籍，涉及的书籍在一百种左右。
　　对于选出的材料，我们根据故事的形式、手法和内容，分为嘲讽、诙谐、幽默、滑稽、影射、巧言、机敏、夸张、荒诞、世情等部类。因为笑话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往往是多元化的，可此可被的情况很多，因此，上述分类也只能是大致上的。
　　为了使更广大的读者领略这些作品的妙处，我们对所选的材料进行了适当的处理。
　　一种处理即是用现代汉语翻译。特别是隋唐以前的作品，有的纯用文言文写成，翻译可以大大缩短原文与读者间在语言上的距离。考虑到笑话的特点，我们主要采用意译的手法，在完全保持原故事情节的前提下，并不拘泥于原文的字词和句子结构。
　　另一种处理是对原文中较为难懂的地方加上必要的解释。这里选的材料都产生于古代，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典章制度、古籍掌故等许多方面。有些问题，只靠语言上的翻译是解决不了的。例如：
　　有中贵者，奉命差出，至驻扎地方，亦谒庙、行香、讲书。当讲时，青衿心厌薄之。乃讲《牵牛而过堂下》一节。中贵问曰：“牵牛人姓甚名谁？”青衿答曰：“就是那下面的王见之。”中贵叹曰：“好生员，博雅乃尔！”
　　〔明〕江盈科《雪涛谐史》
　　这则故事讽刺太监愚昧浅薄却又附庸风雅，其中用的“《牵牛而过堂下》一节”，指《孟子·梁惠王上》：“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