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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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牌照条例》，实行公开经营。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禁阻华工出境，使贩卖华工的行为贸易合法化。港英政府从中获取大笔不义之财。
　　1868年7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利用清政府委派他为出使各国大臣的名义，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款。规定：两国人民往来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可以往来游学并在指定地点设立学校；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受到“欺侮凌虐”、“屈抑苟待”。这个条约字面上冠冕堂皇，互相平等，实际是适应美国掠卖华工，加强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侵略的需要签订的，当时美国开金矿形成热潮，正需要苦力。
　　由于以上两个条约的规定，香港更成了与厦门、澳门同样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据点。香港的苦力贸易在形式上与其他地方略有区别，属于“赊单苦力”，就是由招工代理人先垫付船费，华工出国后以工资抵还所谓船费和利息。在还清债务前，华工必须听从债权人的控制与驱使。这种拐骗，当时还美其名曰“自由移民”。不仅英国的不法商人直接参与苦力贸易，而且各国从事苦力贩卖活动的船只也有不少到香港补给食物、淡水与燃料，并在香港修船或改建装载苦力的统舱等。
　　早期从香港出洋的苦力，以去美国的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的新金山墨尔本为主。据统计，1845年至1874年间经香港被贩卖到国外的“赊单苦力”多达266326人。其中1861年至1872年间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即有134693人。参加运载苦力的有分属于英、美、德、法、荷兰、意大利、智利、丹麦等国籍的船只426船次，其中属于英国籍的有179船次，占总船次的42％。整个19世纪下半期，被掠贩出国的苦力约有205万人。苦力贸易为英、美等国的不法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同时，也给英、美运去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繁荣了输入国的经济。对于香港早期的制造、修船、航运以及转口贸易等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为英国政府及英属各殖民政府及商人带来了财源。直至20世纪初年，香港仍有贩卖华工出洋的事件发生。1906年，香港尚有广祥合、合兴栈、源发栈、鸿发栈等新旧猪仔馆21家。野蛮的苦力贸易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人士的谴责，也激起了被掠卖华工的激烈反抗。
　　《环球时报》温宪教授的《南非华工创业史》一文曾描述经香港贩运到南非的华工情况：在南非德兰士瓦掌权的英国殖民当局1904年制定的一项劳工进口法令规定：进口华工没有挑选工作的权利；华人不得离开金矿从事经商等其他职业；华工只能住在指定地点，未经允许不得擅离；华工经允许离开驻地最多不超过48小时；华工必须时刻携带身份证；华工不得租用或拥有任何不动产；拒绝工作、逃离或从事经商者将被视为触犯刑法而被罚款、监禁或被遣返。为了监督进口华工事项，德兰士瓦当局专门成立了外籍劳工部。
　　1904年5月13日，清政府与英国当局签署了中英劳工协定。1904年5月25日，第一批计1055名华人劳工乘船离开香港前往南非。直到1907年初，共计63695名华工来到南非。华工先被送入一个集中营式的“中国大院”，再从那里被送上火车，到达金矿所在地。
　　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销，一些金矿为华工特制了一种水泥大通铺，一个房间内分上下两层、共容纳40名华工。每个铺位61厘米宽、2。1米长，上下两层间距91厘米，各铺位间有一水泥隔板。睡觉时，华工们只能缩身爬进这种水泥格子中去。
　　五十多家雇佣了华工的南非金矿公司毫无例外地将华工派到条件最为恶劣的井下工作，并且手工作业。1904年至1910年，计有3192名华人在各种事故、疾病中死亡，即约每20名华工中便有一人丧生。华人与资方间的冲突时有发生。1905年，每个黑人矿工的平均月工资为51先令，而华人只有37先令。在井下工作的华人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矿主规定每个华人每天必须用手工掘一个36英寸深的洞，如达不到规定的数量，他将得不到任何工资。由于无法与华工语言交流，矿上工头便普遍使用皮鞭作为对华工的指挥工具。
　　从第一批华工来到南非的1904年至1910年，南非金矿的利润从一千二百多万英镑增至三千多万英镑。华工到来前的1903年，南非只有56座金矿开工，1908年增加至74座。
　　创办东华医院
　　东华医院的创办，与广福义祠有关。该祠坐落在香港岛太平山街，建于1851年。起初只有几间小屋，用来供奉中国先辈居民信奉的神主。这里的祀例与中国内地乡间不同，不以姓氏乡邑为限，以示普及。义祠落成后，常有流离失所的穷人借此为栖身场所，还有一些无亲无故的垂危病人也被送到这里等死，因此，环境污秽不堪。根据这种情况，1869年4月底，麦当奴以义祠管理不善，影响观瞻为由，下令拆除。如果这道命令实施，流落街头的贫病居民就失去了暂时栖身之地。
　　在此之前，1866年5月23日，一些中国居民曾提出建议，要求香港政府设置栖留所医院，收容贫病无家可归的中国居民。麦当奴以已有官方医院为理由，拒绝采纳这项建议。实际上，当时虽有官方医院，居民前往就医者极少。据港英当局1869年6月的一份报告统计，一年之内，香港居民入官办医院留医者，外国人有934名，而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中国人，仅有223人。趁麦当奴取消义祠的机会，中国商人梁鹤巢、陈瑞南等人重新提出建医院一事。他们认为：中国人不愿进官方医院，是信仰中医的原故。因此，必须创办一所华人医院，纯用中医中药诊治病人。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国居民的热情支持，很短时间内就自行筹得捐款三万多元。面对这种情况，麦当奴政府也只好表示支持，拨款11。5万元予以资助。医院定名为东华医院。1870年4月9日动土兴建，1872年2月14日落成启用，地址选在上环普仁街。
　　经过各方面人士努力争取，原有义祠也没有拆除，1873年重新修葺，恢复旧观。
　　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应梁鹤巢的请求，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序文说：“太平山侧，固有所谓广福慈航者，为寄停棺櫘，垂死病人迁处之所。特当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谕撤除。梁君鹤巢、陈君瑞南请于当事。因其旧址扩而新之，暂为施医治病之地。于时捐资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经费无所出，事可暂而不可常，因群请于前任宪麦公，麦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务，敢不为诸君成斯盛举。赐地给币，奖励甚至，前后拨公项至十余万。一时草偃风行，倾囊解橐者，无不输将恐后，岁捐之数，亦盈八千有奇。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于不朽。谓非南州诸君子盛德事哉！”
　　据白帆先生有文载：1870年4月9日，东华医院举行奠基礼，由麦当奴总督主持。港府资助建院费11。5万元，是4年赌饷的1/4。1872年2月14日，东华医院建筑落成，也由总督麦当奴主礼。
　　为什么取名东华医院，可能是取广东华人医院之意。王韬的序文里，没有明确提到上述说法，只是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写道：“医院落成，赐名东华，其命意固有显然可见者。况以东也者，生气之所发；华也者，万物极之盛。然则宣布阳和阴行，滋长群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
　　医院正门有石刻“东华医院”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重若崩云。这是创院时由名士陈璞手书。润笔费200两，由梁鹤巢解私囊相赠。陈璞接受润笔费后，转赠医院作为建筑费用。
　　东华医院委员会（1900年）
　　东华医院建立以后，1911年在九龙建成广华医院，1929年在港岛东区扫杆埔建成东华东院。1931年三所医院统一管理，合成东华三院。东华三院的重要业务是赠医送药。早期主要是利用中医药为贫苦病人免费治疗。
　　说到东华医院，不应漏掉在东华医院的历史上一件鲜为人知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事发生在1949年初，东华医院院长谭嘉士曾将人民解放军一批伤病员接到东华医院治疗。事实收在《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一文中。该文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迅速解放广州，速行军途经宝安，有伤病员士兵二十多人，行动困难，遂退入香港境内沙头角，电话向东华的谭院长求助，谭即应允并派医护人员携药物医具，亲乘大卡车往沙头角，将伤员全部运回东华治疗，医药伙食全部免费。时过两周，伤病员还未完全康复，而他们从报纸得知广州解放的消息，归队心切，遂向谭院长请求：迅即用车送他们回广州。谭答允他们之后，回到医务室，对医疗助手梁某说，要司机明早把大、小汽车加足油，但不要说出去向。梁某听后仅问一句：”要不要先向上级打个招呼？‘谭笑答：“东华医院是我华人筹款建立的，今对华人伤员，既接之来，也该送之归，这是义不容辞的。如要先报后办，则缓不济急矣！’梁某听后，大赞院长有魄力，敢负责。
　　“翌晨，谭乘小车作前导，伤员坐大车随后，向罗湖方向进发。经过新界各个关卡，稍作停顿，谭院长与印度的、山东的　、广东的差人，用广州话谈了简短的对话，继续前进。一直进到香港与广州边界处，两车戛然而止。谭院长下车与全副武装的英差互打招呼，用英语详谈事情的始末，英差表示认可。谭院长才叫大家下车，并说：”事情已经交涉妥当，可以慢步过境，返祖国了！‘于是战士们纷纷下车，整队举手，表示谢意，并齐声说：“多谢谭院长医好我们，祝愿谭院长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再见，再见！’谭院长与之一一握手送行。战士们进入国界时，犹频频回顾扬手致谢。笔者认为谭院长名为嘉士，其所想所为诚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嘉士也。”这是东华医院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短命的造币厂
　　还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时期的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第二号条例，建议创办香港造币厂。建厂筹备工作历时2年，厂址选在港岛东区的铜锣湾。因厂址设在海边，仅填海工程一项就耗资9000英镑。此外，厂区建筑费花了二万五千余元，食水供应花了3500元。开办费共达40万元。厂里的机器设备固然要向英国订购，就连厂里的职员也要由英国国内聘请，并用英镑支付薪金，因而厂子的常年经费支付达七八万元。
　　1866年麦当奴接任后，造币厂建成。5月7日，麦当奴主持“香港铸钱局”开幕礼。开张以前，辅政司马撒尔曾出示布告说：（一）香港造币厂定5月7日上午11时开幕。（二）免费代铸英国通用银元，以一个月为限。如有旧银元、银锭、银条、银屑，均可收受代铸新币。（三）如属银元，须先熔成条锭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交来代铸之旧银元，其银质比英国通用银元为低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余之杂金属退还原主。（五）代铸量额不得少过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费代铸新币，将熔铸品自行送至东区铜锣湾香港造币厂，经晤厂长乾打氏先行接洽。
　　这张布告表明，开设造币厂的目的仍在于努力统一香港的货币。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很难控制港元的发行，因为人人都可以拿熔铸品去造币厂要求代铸新币。但是，布告中“英国通用银元”，实际上只是香港通用银元。在英国，香港银元不能直接通用，仍须兑换为先令或镑才能使用。
　　第一批香港银元问世是1866年6月。这批银元分为壹元、半元、一毫、五仙等几种类型。香港壹元的银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背面的设计古香古色，正中为一个中国古寿字，寿字上下左右各有猪鼻云图案，图案内外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壹圆”。
　　香港造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它于1866年5月开张，1868年6月即宣告停办，总计铸造银币2108054元。造币厂关闭后，厂房售给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后来改建为糖厂。造币机器出售给日本人，得款6万元（一说12。5万元），买进时花费40万元。造币厂旧址后来是铜锣湾加宁街的一家川菜馆。这家菜馆的墙壁上仍镶嵌着“香港铸钱局”纪念匾。至于造币厂倒闭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耗费繁重，收入不敷，以至亏折过巨”；一说主要是因为“发行银元的主权必须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让市民交银铸造银币。”在制币厂关闭之后，香港的银币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国订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币厂铸造。港元既成法定货币，但并没有制定法例。
　　当年中国内地使用白银，不如港元易于计算。于是，香港通用银元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大。墨西哥银元几乎成为华北汇兑的主币，而香港银元则操纵华南汇兑的实权。银元流入内地后，很多还被割为碎块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虽然铸造了很多银元，仍然不够使用。于是，香港英国当局批准汇丰银行于1872年首次发行1元纸币。
　　香港大会堂落成
　　香港的大会堂，是有名的建筑。现在的大会堂是1962年启用的。麦当奴时期的大会堂旧址，在今日汇丰银行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一处地方。
　　大会堂落成开幕，是麦当奴任内的盛事。当年适值爱丁堡公爵亚尔菲腊王子到香港访问，所以大会堂的开幕典礼由亚尔菲腊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早在1861年，港督罗便臣时，便有人提出兴建一座钟楼、一座大会堂、一座水手馆的建议。
　　按照原定计划，钟楼高达80尺，顶端设置时钟和火警钟，前面还要兴建一座喷水池。至于大会堂，计划里面要有戏院与集会厅。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并且委派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1862年10月公布了方案，预算约需三万四千元。
　　最后决议，大会堂内，包括一座戏院，一间图书馆，以及一个集会厅。这个计划为港府接纳，并且免费拨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布。
　　1864年5月19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和开办音乐会筹款，所得款有2万元，但要8万元才够应用，所以决定发行股份，每份100元。罗伯·渣甸慷慨认购了5万元股份，余下的3万元股份则供大众认购。
　　因为捐款数量不多，大钟楼缩小规模。喷水池由邓脱捐款兴建，但改建在大会堂外面，位于大道中。
　　总督过问的趣案
　　麦当奴任内发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师被法官指为蓄意藐视法庭案，因而被罚款200大洋，并且被停止职务。被判罚的律师不服，上书总督诉冤，并向伦敦呼吁。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为一两句话的见解不同，大法官史美与大律师波拿发生冲突，史美认为波拿藐视法庭，史美要他当庭认错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对于法庭毫无不敬之处，拒绝认错。
　　发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为了一家洋行与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审讯时，被告律师说有一重要证人，是在原告处打工的中国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证供，问波拿是否能够将这证人唤来。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个中国人来，像随手拿出一张纸来那样”。
　　史美听了波拿的话，质问波拿是否不愿意拿出这个证人。波拿表示，他有权选择为原告作证的证人，他不需要别人替他选择，并表示如果被告律师认为那个中国人对于被告有利，他尽可向庭上请求传那人出庭作证。史美说并无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