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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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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来港的华人，大部分是热衷于功名，不是崇洋的买办，就是守旧拜金的封建士大夫，或是东南亚的华侨。他们有一定的资本，又有经营技术，会精打细算，对雇员的盘剥也十分刻薄。这些人逐渐发展成大业主，到了19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他们收购了许多倒闭的洋商摊栈，其财富及势力逐步扩大，到坚尼地当政的70年代，华商渐渐凌驾于洋商之上。东华医院的兴办和保良局的设立等，就显示出华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作用，坚尼地不能不另眼相看。
由于港英政府历年的民族歧视政策，华人和洋商社会，几乎划清了楚河汉界。英国人除了希望拥有维多利亚天然良港之外，根本不大愿意留意香港本土的发展。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基本建设、商业贸易、航运安全和欧洲人生活圈子里的事件上，根本没有香港整体社会福利这个概念。
对一般的下层华人来说，当时的工业基本上等于无，甚至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华人，多以搬运为业。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为了找生活，经常发生纠纷，香港政府和警方，对这些社区所发生的争执殴斗，一般不管不问。就是说，在第七任总督之前，英国人很少干涉华人社会的生活方式。
从坚尼地开始，港英政府里的一些人士意识到华人的力量及社会问题，企图改变华洋隔绝的状况，到了他的下任轩尼诗时期，在立法局议员中便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伍廷芳。有人分析说，由坚尼地统治时期开始，“一个由华洋资产阶级和殖民官僚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开始形成。”此论不无道理。
密拟攫取新界计划
坚尼地在任期间，港英已有扩大地域至新界及附近岛屿的打算，只是时机未到。
1874年8月15日，有一艘在香港注册的渔船，到南丫岛去捕鱼。当时香港英国当局的管辖范围，只限于香港本岛，以及对岸九龙半岛尖端和昂船洲。至于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仍在中国的管辖之内，并没割让。依据清政府沿海水师防护章程，出海捕鱼的渔船，一定要领有广东水巡的船照，否则就以私自出海，作海盗论处。因此，香港的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中国水师截拦，查阅船照。这艘香港渔船拿不出在广东水巡注册的船照，所以水师指称他们越界捕鱼，要求他们补领船照，否则就要没收渔船。渔民不服，发生冲突，中国水师开枪打伤3个渔民，渔民逃回香港。
8月底，在香港立法局立法委员会议上，非官守议员罗威特就3名渔民被打伤一事提出质疑。罗威特质问，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水域，是否归香港管辖，对于上述所发生的事件，是否已经采取预防措施。
当时港府辅政司答复说，关于渔民捕鱼受伤一事，已经受到总督坚尼地的指示，征询过律政司的意见，南丫岛和大屿山不在港府管辖范围以内，所以无从向对方交涉。
自从1841年侵占了香港岛之后，英国就对对岸的九龙及周围岛屿蒙生了野心。1874年间，港英虽然先后两次用不法手段，向清政府取得了包括昂船洲在内的九龙半岛一大片土地，但是，对于海中四周的岛屿和九龙群山背后的土地，仍存觊觎之念。恰巧这时发生香港注册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清水师巡船指出南丫和大屿都在香港范围以外，禁止香港渔船捕鱼的事件，这更引起了港英攫取更多土地的野心。从这时起，驻港的英国海陆军人，就提出了他们所谓防卫香港的计划，交于总督，宣称香港岛孤悬海中，如要作有效的防卫，就有扩大占领四周各岛屿的必要。他们草拟了一个所谓为了防卫上的需要，应该怎样展拓香港界址的具体计划。这个秘密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后来成为事实的所谓“展拓香港界址”条款的最初底稿。
囚船大难和长命街
1874年9月，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台风暴雨袭击了港岛，沿海岸一带数以百计的房屋瞬即被摧毁，多艘船只沉没，遇难者五千余人，而死得最惨的是水上监狱船里的囚犯。
9月22日的大风暴，被称为香港历史上的“甲戌风灾”，因为当年是清朝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年，农历8月13日。大风暴正面袭击香港，停泊在昂船洲岛附近的监狱船，船头和船尾的锚链被狂风折断，船随即被风吹翻沉没，船上六百多人无一幸免，包括监狱船上的管理人员。
这次灾难发生在坚尼地时期，但祸根应当追溯到第五任总督罗便臣。1862年，港督罗便臣批准在昂船洲兴建隔离监狱，但兴建监狱需要时间，为了避免维多利亚监狱的囚犯越狱，在新监狱建成之前，先特别将一艘货船改装为水上监狱，收容所谓重刑的囚徒。当时共有300名刑期5年以上的囚犯被转移到水上监狱，后来增加到600名。1863年2月10日，昂船洲监狱完工启用，刑期五年以上的600名囚犯，由水上监狱移送到昂船洲监狱。
昂船洲监狱可容纳1000囚犯，由于原来的维多利亚监狱一直暴满，所以，虽然昂船洲监狱建成启用，但昂船洲水上监狱一直没有取消，维多利亚监狱里的一批重刑犯，陆续转押到船上。大风暴发生时正值船上囚犯住满，所以酿成大祸。而被囚禁在原奥卑利街维多利亚监狱里的囚犯，幸运地避过了这场台风浩劫，平安无事。事后，这些囚徒们既感到幸运又觉得后怕，每每由监狱里遥望奥卑利街时，就觉得这条街道是长命的街道，以后囚犯和探监的家属都称这条街为“长命街”。
1874年“甲戌风暴”吹毁水上监狱船造成惨剧以后，港英当局准备扩建维多利亚监狱，这项工程牵涉地面较大，需要把整条奥卑利街划入监狱范围之内，对该处交通影响极大，因为由此到中央市场只有这一条直路通达，一旦奥卑利街封闭，坚道一带居民的通路便被阻隔。所以，监狱扩建计划遂告搁置。
第八任 轩尼诗JoHn PoPE HEnnEssy
轩尼诗（1843～1890），也称轩尼斯。1877年4月22日就任第八任香港总督。任期至1882年3月。轩尼诗是爱尔兰人，出身职业行政官员，长期在英国殖民地部任职。到港前曾任婆罗洲等英国属地的总督。
香港舆论界认为，比起以往七任总督，轩尼诗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一任总督。在任期间，他努力使中国人能享受到和欧洲居民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既废除了残酷的笞刑，又成立了保良局。也因此而不受香港的欧美人士所欢迎。
轩尼诗在任5年，其间曾经长期请病假离港，据称是因为受在港英国和欧洲商人的排斥，所采取的逃避方式。
轩尼诗任满离港后，赴毛里求斯任总督。香港轩尼诗道即以其名字命名。下任总督到港前由辅政司马殊署理总督。1890年去世。
1879年11月18日，立法局会议通过了财政司提出的八十三万余元政费预算案。同时决定征收娼妓营业牌照税，准许娼妓正式纳税领取牌照营业。
1880年5月，保良局成立，这是港督轩尼诗在华人的要求下倡议设置的。
1881年4月，香港岛首次装设电话。1886年，香港电话公司成立，初为英伦电话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开业不久，改组扩大为香港电话公司，怡和洋行是最大的股东。
1881年，港英当局公布华人归化法案。从此，华人可以申请加入英国国籍。
1881年开始，港英当局举办人口普查。从此以后，每十年做一次。1881年普查结果，全港人口十六万四百多人。男性十一万五千多人，女性四万五千多人。全港华人超过15万，外籍人近1万。
第八任轩尼诗坚尼地时期计划的重建堤坝，在轩尼诗任内终于动工，轩尼诗还计划另建一所中央学校和医院，以代替1874年被台风摧毁的洛克医院。轩尼诗任内还敷设了总长三百多英里的自来水管道，市民用水更加方便。
器重华人伍廷芳
轩尼诗在任期间，为史家乐道的是起用伍廷芳为立法局议员。因为这是标志华人在港地位改善的一件史实。历来为欧洲人垄断的立法局，1880年1月，第一次有了华人议员。第一位出任华人议员的就是伍廷芳。
伍廷芳是广东新会县人，父亲伍荣彰在南洋经商。1842年7月30日伍廷芳在新加坡出生，3年后随父归国，居住在广州芳村。13岁时进入香港圣保罗画院学习，1861年毕业后，曾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自费赴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学习，3年期满取得了大律师资格，不久回香港担任律师。
轩尼诗信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也看到了香港中国居民在香港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因而对华人的处境感到同情。他曾经表示，要使中国居民与欧籍居民地位相同，拥有同样的自由，并有权参与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轩尼诗的主张触犯了香港英商的利益。1878年10月7日，英商赖星等数十人集会，决议上书英国殖民地部，要求撤销轩尼诗港督职务。
1877年5月，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毕业的伍廷芳回到香港，被批准成为在香港执业的大律师，也是第一个在香港的华人大律师。伍廷芳和东华医院总理梁鹤巢号召在港华人支持轩尼诗，他们在大会堂举行会议，反对“外籍人士之攻击港督”。开会时，台风讯号黑球已经高悬在船政厅旗杆上，但中国居民仍然踊跃赴会，不多时会议厅就座无虚席。这实际上是香港中国居民反对种族歧视的一次集会示威活动。
轩尼诗对伍廷芳非常器重。1878年七八月间，伍廷芳被委派为考试录用公务员的三名主考官之一。当年12月又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1879年香港律政司因事返回英国，轩尼诗准备让伍廷芳代理这一职务。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广大中国居民为之振奋，而充满殖民主义偏见的香港英国官员和商人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港督偏爱华人。他们说，如果华人可以代理律政司，将来按察司缺出，也可以由华人代理了。于是，他们酝酿写信向英国政府告状。轩尼诗只好撤回原议。
1880年立法局议员吉布请假返回英国养病。轩尼诗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让伍廷芳暂行占据立法局的这一席位。当他就此事写信给英国国务大臣时，引用香港华人领袖一份呈文的内容说，香港华人在人数上以 10：1 的比例超过了外国人，应该允许华人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轩尼诗还建议改组立法局，使伍廷芳能够比较长期地担任立法局议员。英国国务大臣不同意轩尼诗的观点，但是同意由伍廷芳暂时担任立法局议员，直到吉布返回香港为止，或者以三年为期。
当时在英国殖民地部有这样一个看法：由于香港总督需要经常与立法局举行秘密磋商，内容会涉及英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英中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在立法局存在一名华人议员是很麻烦的事情。
1880年1月19日，香港政府公告宣布，伍廷芳暂行代理吉布的立法局议员一职。伍廷芳由此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虽然立法局只是个咨询机构，华人议员只有伍廷芳一人，而且属于暂行代理的性质，但立法局中毕竟是有了华人的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人在香港力量的增长。香港华人领袖人物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特意赶到总督府，向轩尼诗表示祝贺。后来由于吉布不再返回香港，伍廷芳被任命担任立法局议员3年。
1880年5月，巡理府的白吉能返回英国度假四个月，轩尼诗任命伍廷芳代理他的职务，这使伍廷芳成为香港华人中第一个在香港政府中代理高级行政职务的人。此事在英国下院引起了争议。有人提出：为什么伍廷芳既担任有报酬的官职，又担任非官守议员。要求香港政府给予解释。1881年1月，香港政府组织考试局，对中央书院的教师进行考核，轩尼诗不顾各方面的压力，提议增补了伍廷芳、王韬（华人学者）为考试官。
伍廷芳不负轩尼诗的信任，1881年6月13日，立法局开会时，伍廷芳提出创建车路计划，经过多次讨论，《车路则例》于1882年2月获得通过，为香港开辟电车线路制定了法规。这是伍廷芳对香港交通事业的贡献。
尽管轩尼诗十分器重伍廷芳，但充满殖民主义偏见的其他英国人时常向他找麻烦。再加上立法局议员权力有限，并且只有一名华人，势单力薄。伍廷芳很难在香港发挥他的才智。这时中国内地正处于洋务运动时期，正在兴办一些近代企业，非常欢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回国任职，伍廷芳在接到李鸿章请他回国的邀请时，虽然他在立法局的任期还未满，但他毅然离开香港，返回祖国内地。1882年入李鸿章幕府，多次参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历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
辛亥革命以后，伍廷芳站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在孙中山遭受封建军阀排挤的艰难岁月，他仍然追随孙中山为“树立真正之共和”而奋斗。
废除公开笞刑
香港开埠之后，一直对犯人实行笞刑，直到轩尼诗上任，才正式提出废除公开笞刑。
笞刑，俗称打藤。西洋的笞藤相当于中国从前的笞刑。不过中国是将犯人揿在地上打屁股，西洋则是把犯人捆在木桩上，用皮鞭或藤条抽打赤裸的脊背。这本来是欧洲封建阶级对待奴隶的一种私刑，后来随着殖民地的开发，遂成为对付殖民地人民的一种普遍刑罚。19世纪初，英国人把这种刑罚用来对付印度殖民地人民。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鞭笞很快就被英国人从印度转到这里对付中国人。
叶灵凤先生的《香港笞刑史话》曾介绍过香港监狱的鞭笞及中国犯人受鞭笞的情形。1841年至1843年间，璞鼎查时期，“向中国人所施用的刑罚是鞭笞、苦工和监禁。全部，或者近于全部都要鞭笞，鞭笞的数目从20下至100下不等。笞100下的很少，大都是40下或50下，后一数目是最普通者。这是公开当众施行的。罪犯背上挂着一块牌，写着中国文字，从监狱领至上环街市的刑场，在那里执行法律所判处的刑罚，然后再送回监狱。”
当时，香港对于笞刑用得很滥，每周四都有一次，而且每次不只一人。居民偶犯一点小错，如不缴罚款，偷一盏灯，都会受到笞刑，而且数十上百下。1845年间，英国下院曾有人对香港笞刑提出质疑，因此，香港有一时期曾停用笞刑，不久，伦敦又批准恢复使用，但情形有所改善。1847年戴维斯政府制定的《新警察法例》规定，笞藤不得超过60下。
在港府内部，对于笞刑，司法界与行政当局曾屡次发生争执。这些争执的起因一半是因为人事问题，一半是因为英国本国人士和在港的英国人对笞藤的施用表示不满，不满的原因有三条，一是施用太滥，对于轻微的小罪，动辄鞭笞数十下；二是太残酷，受刑人大都内伤很重，有的甚至晕倒或死去；三是这刑法的对象仅以中国人为限，显然不公正。
笞刑之残酷，在香港有各种传说，因为是公开执行，居民可随意观看，传说大多是亲眼目睹。据传，执行的刑吏头戴红帽，手持径寸粗细的麻缆，浸透煤油。犯人袒背受刑，虽精壮之夫，忍受三笞即会晕厥于地。所谓麻缆，即西方所用九尾鞭，用九条皮带或九根麻绳束在一起做成鞭子，上面更有许多节，一鞭下去会有九条伤痕。据法庭记录，186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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