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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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按进轿子里抬走，死者被拉去抛进石灰水里，觉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愿在家自行医治，不愿被送往医院治疗。患疫病死者遗属，也不肯把尸体移到医院里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这样，鼠疫更加迅速蔓延，连续几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阵，不久便殃及商业中枢与洋人聚集的维多利亚城。因此，洁净局执行薰洗屋宇的任务，十分严格。规定从文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坚道为上界，威灵顿街为下界，由东华医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户喷洒药水与粉剂，进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国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妇女更认为过于受骚扰。当时，数百名妇女派出二十余个代表，到华民政务司前，高声宣读洋洋数百言的陈述书，以示反对。
　　后来，有位名叫伟佗实陶的日本医生，在坚尼地城医院的恶劣环境中，研究发现鼠疫是老鼠所带的一种病菌传染的。于是，罗便臣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一是奖励捕鼠，凡捕鼠一只者，奖赏港币2分，后来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风一时颇盛，大街小巷、明沟暗渠，随处可见捕鼠的动人景象。二是从外国引进疫苗，给所有市民注射预防，成效很显著。为患10年的鼠疫，终于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过后太平山区进行重建1896年，有些英国医官对东华医院用中医治疗鼠疫表示怀疑，要求改用西医办法。总督威廉·罗便臣命令骆克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指出：该院采用华人方法治疗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应继续采用。否则，既然有公立医院，又何须再设东华医院。该院之设，有鼓励华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华人贫病无告而死于家中，东华医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医院所难以承担的。调查委员会还对东华医院诊治病人的数量做了统计，从1891年至1895年，东华医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医者达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医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门诊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门诊者272287人次。所有这些病人都是免费治疗。至于自费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仅106名，女性病人仅47名。1896年香港人口约24万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内，东华医院中医门诊量平均每年达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当时在鼠疫医疗服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华会馆成立
　　1896年1月17日，中华会馆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到了十九世纪末，香港华商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占领香港以后不久，香港中国工商界人士即开始组织过同乡会、同业公所一类的华人社团组织，但比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规模较大的华人同业组织。但仍然属于单一性质的行会组织，缺乏在华商中有统一的号召力。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华资势力逐渐崛起，香港华人的团结意识与政治影响日趋增强。1880年开始，伍廷芳进入港府立法局，随后，1884年有黄胜，1890年有何启先后进入立法局。1887年，四万华人就公共卫生行政中的楼房管理和面积问题，联名上书请愿，成为华人民众在19世纪末参与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华人影响力扩大，成立统一的华商组织已成形势发展的需要。香港当时商界知名人士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聚昌号疋头绸缎庄的黄尧卿、中华银号的冯华川等数十人，看准了时机，发起组织了“中华会馆”，馆址设在半山区的般含道。1月17日正式成立时，清政府派驻九龙城内的九龙协副将陈昆山应邀出席并主持开幕式。
　　会馆由香港华资公司、居住香港的华商及专业人士组成，宗旨是“联乡谊而通商情”，团结在港华人，促进香港经贸发展和繁荣。
　　1900年，华商冯华川、陈赓虞、何泽铭等人提议，将“华商会馆”改名为“香港华商公局”，局址由般含道迁至中环德辅道20…32号。1913年又改名为“香港华商总会”；1952年再易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员越来越多，到1993年，会员总数达六千多个，其中个人会员2200个，商会会员三千六百多个，团体会员89个，成员包含的行业越来越广泛，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贡献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促进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发展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宋王台与明珠暗投
　　第十一任总督罗便臣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交接之际的1898年，香港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修建宋王台。
　　1277年春，南宋端宗赵由福建泉州逃亡广东潮州，再经惠州和虎门，于1278年春夏之交逃到了广州湾外的大屿山岛，途中身亡。文天祥立卫王赵昺为帝，由张世杰与陆秀夫护驾，乘船从大屿山岛转移到新会的崖山。在后有追兵，前无进路的情况下，赵昺投海身亡。在颠沛流离的途中，赵氏兄弟曾辗转避匿于九龙，所以留下了宋王台、二王村、梳妆石三遗迹，供后人追思瞻仰。
　　相传赵昰被元兵追到九龙马头涌的一座小山丘上，正在危急万分时刻，丘上的大石头突然崩裂，出现洞穴，赵昰及随从得以喘息躲避，逃过元兵搜捕，小丘上的石头护驾有功，被后人称为“宋王台”。
　　马头涌的这座小丘，方圆不过300英尺，高140英尺，东北跟九龙湾相接，南面与马头角为邻，西面为谭公道，西南面有二王村。
　　1898年8月15日，港府立法局中一位华人议员，根据市民的意愿，向当局提出把宋王台作为古迹加以修建保护的建议。他表达的理由是：一、宋王台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应予保护；二、九龙开辟后，保存这一地方为居民游览之地，实属有益。
　　港府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同意在宋王台所在地竖立碑志，碑志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志文曰：“此地禁止采石，保存宋王台”等字样。
　　与修宋王台有关，还有一段历史传说：工程进行之际，有一天一位名叫“豆皮光”的石匠，在别的工匠都散工之后，他在石洞中挖掘泥沙，忽然意外地发现一个洞穴，好像是人工修建的，伸进手去探寻，觉得里面有股暖气，经过挖掘，发现一聚宝盒。这聚宝盒古朴精巧，表面雕有龙纹凤爪。工匠打开盒子一看，里边有七件古物：一、古龙宋瓶一只。其色泽纯白如玉，外缚墨龙一条；二、巫山古砚一台。砚体玉质青翠，绘有瑰丽图案；三、沉香佛一尊。雕刻精细，有奇异香气；四、长方形玉石一块，光彩夺目；五、男女二人拥抱像一座，呈朱红色；六、龙纽印一付，长六寸，把柄刻有五爪金龙，印底有宋体字；七、五龙环一只，环身五龙昂首，作朝立状，龙爪毕现。连同宝盒共算作8件历史文物。
　　这聚宝盒及内藏之诸宝显然属宋代宫廷之物，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物和历史见证。但是，发掘出来之后，连同宝盒及7件珍品，最后都转手落到洋行外国人手里。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就神秘地明珠暗投，不知身归何处了。
　　日本军国主义1941年12月侵占香港后，扩建启德机场，借机把宋王台夷为平地，那块象征性的石头也作了迁移。其实，300平方英尺的小山丘，并没有影响到机场的扩建，日军强行铲除，无非是妄图消弭中国百姓的民族观念而已。
　　第十二任　卜力HEnry　ArtHur　BlaKE
　　1898年11月25日，卜力接任第十二任港督，至1903年11月12日，任期5年。
　　卜力（1840～1918），出生于爱尔兰利默里克县一个警官家庭里。19岁即进爱尔兰警察机构工作，一干就是17年。1876年开始转做地方行政官。1884年赴巴哈马任总督，1887年调加拿大纽芬兰任总督，被封爵士。1889年改任牙买加总督，任期两次延长，近10年。1898年出任香港总督。1903年11月，任满离港，赴锡兰（今斯里兰卡）任总督，直至1907年。1918年去世。
　　卜力离任后，新督来港前，由辅政司梅含理任署理港督。
　　1898年6月，英国加强在中国南部的侵略，取得新界租借权99年，侵占中国领土面积增加了376平方英里，将英国管辖的香港地区扩大了10倍。占去耕地4。5万英亩，人口10万。1898年，是香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卜力上任后，即奉命接收新界，但受到当地中国居民的坚决反抗，英军只有强占，遂酿成“锦田喋血”事件。
　　卜力任期内，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香港成为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总后勤站。
　　1900年，飓风袭击香港，英舰“山托派”沉没，另有10艘轮船、货艇110艘沉没，数百人丧生。1901年，香港发生第一次大水荒，持续到第二年水荒威胁仍未解除。
　　血洗锦田吉庆围
　　1898年6月“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之后，港英政府并没有立即接管，主要是他们对新界的情况不很熟悉，而且当地人民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港英当局需要时间准备。他们用重金贿赂新安县知县卢焕，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新界的资料；英伦方面，也提供各项文件，并通知英国驻广州领事予以配合。直到“专条”签署半年之后，英国殖民地部才电令卜力接管新界。1899年1月，香港英国当局开始组织准备“接管”新界。
　　第十二任卜力英国外交部于1898年12月拟定，于1899年2月正式接管新界。殖民地部担心到时未能制订好各项政策，命令卜力同窦纳乐保持联系，必要时可推迟几个星期。港督关心土地投资商知道推延时，再次抬高公用土地的地价，所以希望尽快接收。3月卜力向英政府汇报了港人的不同反应。他说：“主流是友好的，但是，后海湾那边的民众名声不好，在升旗时有必要使用适当武力。”他判断错了，他低估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不平等条约，是腐败无能的清廷签订的，老百姓从来不接受。英国殖民主义者要实践条约，还得用武器同群众打交道。
　　卜力报告中所说的，“后海湾那边的民众”，指的就是锦田。锦田，是个美丽的地方。邓氏家族从宋代起即在这里披荆斩棘，从事耕种。原名“岑田”村，取山下田地之义。经过百姓辛勤耕作，树木茂盛，田园绿翠，阡陌纵横，婉如锦绣一片，遂改名“锦田”。村分南北两围，吉庆、泰康属于南围。围者，高大围墙也，外有沟壑，防盗之用。围墙出入口，设有大铁门，设计坚固美观，亦为防盗所用。世代在此安居乐业的乡民，眼看自己的家园要被英国侵占，情绪激愤，准备誓死抵抗。
　　港英当局的第一项部署是，1899年3月24日，港府警察司梅含理在大埔选定了一处地方修建警署。梅含理回港报告，得到总督卜力的支持。4月7日，港英政府发出通令，定于17日下午1时，在大埔举行接受仪式。梅含理带领警察再赴大埔检查警署修建情况，村民向梅含理表示反对修建警署。村民说，警署建于该处有碍风水，要求迁移。梅含理不予理睬，民众非常气愤，群起围攻梅含理。港督卜力闻讯立即派兵200多名赶去镇压，村民团结奋战，使警署修建工程无法进行。4月15日，卜力再派警察25人和香港防卫军一连增援，抵达大埔时，临时警署已被村民毁掉，梅含理则被围在一个土坡上。16日，卜力派驻港英舰“名誉”号载运一批正规军驶往大埔东南的吐露港，发炮轰击，掩护步兵登陆，为梅含理解了围，中国居民死伤无数。英军占领大埔附近的山头后，驻港英军司令加和辅政司骆克即进入大埔，举行升旗仪式，鸣放礼炮，宣读条约和行政局命令：从1899年4月16日下午2时50分起，新界的中国居民要服从英国管辖。这比预定日期提前了一天，由此，英军逐步向西推进，沿途不断遭到抵抗。4月18日，新界人民二千五百多人在上涌和英军激战，挫败英军。
　　5月，英军大举反攻，炮轰锦田吉庆围。乡民以锄锹等为武器，凭借铁围濠河，奋力抵抗。英军以大炮轰击吉庆围的大铁门，企图摧毁整个城池，结果，大铁门被炸塌，攻入围内，乡民死伤无数。英军才算占领了吉庆围。英军进入后拘捕了抵抗的许多乡民，并且当即拆卸下吉庆围的连环大铁门，当作战利品运回伦敦。5月14日，英政府下令占领九龙城寨和深圳。16日下午，深圳全镇已落入英军手中，英军布告称：深圳已属英国领土，受英国法律统治，两广总督已不再管辖此地。5月26日，港督卜力还想攻占新安县城，因为兵力不足，才未行动。11月13日，英军奉令撤离深圳，回到“专条”规定的界限一边。
　　不守信诺
　　1898年清政府同港英签订所谓《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在地图上并不曾有明确规定具体界线，在北界只是划了一条直线，声明“待日后双方派员勘定”。
　　这一条界限，港英从一开始，就有意“混帐”。
　　双方的正式“勘界”，是在1899年的3月间开始进行的。双方派员实地勘定界限，沿界各要点都竖立木桩，并签署了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另一附件。
　　合同所载经过勘定的界线，主要是新界的北界，即今日经大鹏湾至后海湾，包括深圳河和沙头角、文锦渡、罗湖等地的一条水陆界线。至于东西南三面，东面止于东经一百十四度三十分的水域，西面止于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水域，南面则限于北纬二十二度九分以北，由于大屿山西端的一角已突出于东经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之外，因此在专条上特别附加一句说明“包括大屿山在内”。
　　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出的补用道王存善与港英辅政司骆克勘定租借地的具体界线，竖立木桩且签署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载明界线的划分之后，关于租金问题，骆克只字不提。港英方面在拓界谈判时曾表示：“可待尔后商议”。据此，划界完毕，中国代表王存善提出，“新界的租金多少？”英方代表骆克答称：“我不知道，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德国政府偿付租金？俄国政府的旅顺呢？”租金一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1900年李鸿章在香港
　　当年港英和清政府双方勘定界线时，对于水面的界线，由于港英曲解“潮涨能到处”一句，双方解释不同，又发生争执。1901年，英国驻广州领事，曾根据港英政府的意见，照会当时两广总督陶模。原照会称：“关于新租界水面英国之权可至何处一事，现准香港总督来文内开，本港政府并不以为英权可至流入海湾之河港与流入租界深圳河之河港。但可至各海湾水尽见岸之处，与深圳全河至北岸之处。至于流入各海湾及流入租界深圳河之各河港，本港政府甚愿于各该河港口，由此岸水尽见岸之处，至对岸水尽见岸之处，划一界线为英权所至之止境等因。本总领事查香港总督文内，有深圳全河至北岸一语，自是指租界内之深圳河至陆界相接之处为止，相应照会贵部堂查照，量贵部堂亦以为妥协也。”
　　两广总督陶模，收到驻广州英国总领事转来卜力有关北界水域界限的补充说明后，将此事报告清政府管理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陶模的这道咨文，对于勘界经过，及“潮涨能到处”所引起的争执，有所说明，并对英领事的照会表示了若干异议。
　　陶模给总理衙门的咨文说：“案照英国展拓香港界地，前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间，承准贵衙门将租章地图咨送到粤，经前部堂谭派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会同香港辅政司骆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