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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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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港督卢押向英政府建议：交还威海卫给中国，而以永远割让新界为交换条件。英国殖民地部同意在适当时候认真考虑。可以看出，新界租期问题，在早期就是港英当局的一块心病。威海是1898年7月1日，经清廷庆亲王奕劻、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租借给英国的。租期25年。1930年4月18日，中英在南京签订“收回威海卫协定”后收回。
1910年，九龙水塘建成，储水量3。5亿加仑。其后，增修副塘，储水量1。85亿加仑。
卢押任职期间，全港人口增至50万人。
第十四任卢押纵烟禁烟之争
英国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听命，签订了《南京条约》，取得香港的管辖权，便将香港视为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入鸦片，而香港当局也以香港与九龙的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把鸦片经营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1890年港府仅在港九地区收得鸦片牌照银47。76万元，而该年港府总税银为199万多元，鸦片税收占到1／4。其后港府设立专卖局，港九地区领牌照开设烟馆三十余家，零售鸦片处不计其数，政府派有专职人员负责零售鸦片处的事宜。至于俱乐部、酒楼、妓院、银行、米行、保险公司、南北行中，都设有鸦片烟床。至于转移至内地的，就更不用叙述了。
到了卢押时期，英国人自己关于禁烟产生了一场争论。英国伦敦的禁烟总工会委员希利慈，是一个正直的英国人，他曾对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调查，并于1908年在英国议院与下议院提出陈述。他说：我在远东，曾晤见各领事教士，及各朋友，均谓鸦片流毒中国极惨，倘英国不禁止运烟入中国，则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结果只有印度人独收其利，则中国人独受其害而已。我诚不明其何居心。我道经香港时曾晤见一著名之英商，与之讨论禁烟问题，彼之持论谓，不应将中国人娱情逸乐之事禁绝之。我乃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烟瘾，你之子若孙亦复如是，你亦愿为是娱乐否？他答云：如此又当别论。在己受害以为不可，在人受害则又以为可，存心如是，岂得谓平？我深知烟毒之害，不只可以伤身，并且可以亡国，殊不解在远东的英人尚谓无害于中国也。以仁人的用心而论，不必问中国之禁与不禁，我英国亦应先行禁绝。
虽然英国伦敦禁烟总会委员希利慈在陈述中强调了如不禁烟，便“不只可以丧身，并且可以亡国”的核心问题，同时尖锐指出“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表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由鸦片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情。可是，当任总督卜力竟突出了两点不可禁烟的理由：一为如若禁烟，鸦片公司每年将损失“40万元”的利润；一为如若禁烟，政府当局将失去主要的税收。而准许并怂恿鸦片商的公开经营，港府将获得巨额利益。
主张禁烟的主流派，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坚持不禁烟的反对派，动机却是“税饷”与“财力”。这样鲜明的对照，禁烟的主张理应得到热烈的拥护，不禁烟的意见应当遭受激烈的抨击。可是，连声名显赫的太平绅士如何启、冯华川与刘铸伯等华人，都加入到英国人不禁烟的行列里，更何况英国人呢！
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有如下记载，就是否禁烟一事，《南华早报》曾列出八个问题，征求香港市民的意见，请看华人冯华川、刘铸伯是如何回答报纸问卷的。
（一）禁烟有益于港人之品行否？（冯：是。刘：是。）
（二）禁后能防止港人之吸食否？（冯：否。刘：日后可望减少。）
（三）承办烟饷者应否弥补其损失？（冯：不答。刘：是。）
（四）对于香港财政有伤害否？（冯：是。刘：是。）
（五）如以上各问题均是，应以何法弥补饷源？（冯：应征烟土等饷弥补。刘：减军饷及加税。）
（六）港中商务有变迁否？（冯：否。刘：否。）
（七）中国政府禁烟，人信之否？（冯：是。刘：中央政府而论，乃出自热心。）
（八）别有意见发表否？（冯：封闭烟馆有益。刘：如禁烟后，每年少收税饷，又须弥补烟商之损失，其数非少。若果加税以补之，则目下加税，必非众人所愿。）
在禁不禁烟的关键问题上，两位名流或者完全站到了英国反禁烟派一边，或者态度暧昧不清，模棱两可。
由于英商的一致极力反对禁烟，华人太平绅士也表示支持，香港商务局于1908年5月16日举行会议，决议反对禁烟。香港总督卢押将下述内容转达英国政府：香港公众意见，不赞成立即禁绝，以贬损香港之权利，但若果假以时日，逐渐推行，则为众人所赞许也。
这个决议在5月29日的定例局会议上，获得议员士刁活的狂热支持，华人太平绅士何启也立即附和。
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下院通过决议，要求卢押采取步骤，迅速废除香港等地实行的鸦片烟馆持照营业的制度。在殖民地部大臣的督促下，1909年卢押才明令禁止向禁止入口烟膏的国家出口烟膏，并将年煮烟的限额由1200箱降至900箱。
香港大学筹办一波三折
1907年7月28日，卢押到任。12月，到圣士提反中学主持颁奖礼，他致词时说：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大城市，但尚欠缺一间大学，实属美中不足。希望热心教育的人士，致力创办一间大学，为社会培育人才，建设香港。他认为，香港已经具备了建大学的条件。
据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介绍，英国占领香港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活动中心，限于商业交易，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关心，所以有人称港英政府是“商业政府”。香港最早的一间英文书院是1843年从马六甲迁过来的，这所英华书院，由英国教会人士主办。同年，另一所教会学校圣保罗书院在港岛中环开办。香港真正有一所官办学院是1889年创立的中央书院，后来改名为皇仁书院。香港还有一所学校是中国人于1843年办的九龙义学。到了1866年，全港只有16所学校，学生人数1870人，而且全是英文学校。后来，陆续又兴办了一些中小学校。1891年，华商刘伯铸觉得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香港，只有英文学校而没有中文学校，“实属不当”。便发起开设中文学校——育才书社。以教中文为主，英文其次。1906年，在弥敦任总督时曾举办过一所工程技术人员训练班，翌年改为香港工学院。
卢押上任前的十年，即从1896年到1906年整整10年，教育处于衰退和停顿状态，学校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1896年全港也只有学校120间，学生7301人。到1906年，学校只剩下85间，在这种情况下，卢押提出创办大学，是难能可贵的。
卢押创办香港大学的建议，英商么地首先表示支持，愿捐助15万元作为建设大学经费，另捐3万元作为大学基金。这是第一位响应卢押创办大学的英国商人。
卢押估计，创建一间大学需要一百万元作为基金，另外还要建筑、设备费用，政府只可拨给土地，款项无法支付。所以，1908年3月18日，卢押邀请全港富商开会。即席组成一个筹款委员会，研究建校的全部计划及开支。会上，选出筹备委员8人，主席一人，共9人。主席由遮打勋爵担任，委员计有：律师兼医生何启（华人），总医官爱建臣，工务司翟咸，状师普乐，皇仁中学监督胡礼，医生谭臣，西方商人端纳和保利氏。
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工作，于9月25日完成一份与卢押观点相反的报告书，呈给卢押审阅。报告书说，全体委员认为，建立香港大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要建一所综合大学经费庞大，无法筹集。
根据该报告书所提出的经费预算，即使香港大学只设医科和工科，基金也要100万英镑才能维持，购置校内用具也需要1万英镑，而建筑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在大学兴建计划告吹之际，何启提议，香港大学如果设有中文科目，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和香港华人都会全力支持，经费是不必忧虑的。
根据何启的意见，卢押提出，将华人西医学堂与工业学校合并起来，就可成立一间大学。因为华人西医学堂和工业学校都有正常经费，开支问题便可解决。么地氏捐出18万元，再加上其他捐款，就可兴建校舍。以后慢慢再增设其他学科，一间具有规模的大学就可以逐渐成形了。
卢押命筹备委员会催收捐款，准备先建小规模的校舍。但是，原来答应捐款的英商么地氏称，筹委会曾经宣布，筹款达到11万英镑时，才可收集捐款。现在所筹得的捐款，距离11万英镑尚远，他有理由把捐款延期交付。
卢押本来打算收到么地氏的捐款后，先兴建两座普通校舍，大学就可以开课，既然么地氏不肯依期付款，那么，建校的款项只有重新筹措了。
卢押邀请中西商界人士参加募款委员会，发动华人捐款开办香港大学。答应文科、理科、医科和工科全设。参加募款委员会的华人，计有何启、刘铸伯、吴履卿和郑卓楷等。吴履卿和郑卓楷都是捐款支持西医学堂的慈善家，这次又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开办。不到半年，就募得款项近128万元。各地华侨听说香港大学设有中文科，可供华侨子弟入学就读，纷纷寄款捐助，对于香港大学的兴建立了大功。
么地原以为自己捐出的18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捐款，后来他获知捐款最多的却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20万元。么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万元，保持捐款首席。
团体方面，捐款最多的是太古洋行，捐出了四万英镑。所有捐款都于1909年12月13日缴交。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在港岛般含道校址举行建校奠基礼，由卢押亲自主持，并自任校长。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正式成立。最初开办医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个学院。当时工学院学生有31人，医学院学生21人，文学院学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学生。
香港大学兴建时，各方面捐款源源而来，截至开幕日，共收到捐款147。7万元。
香港大学创立初期，以英国曼彻斯特、列兹、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学作模式，制定法例，法例规定设置管理部门，有校董职员会成员41人，评议会成员17人，校务委员会成员则有副校长、助理副校长、教授、全职讲师及教育司。英语为教学语言。
当时攻读的中国学生每年交学费43元，远较去英国攻读的二百英镑学费便宜。
为了纪念卢押为香港大学的创办作出的贡献，香港建成一条环绕太平山的道路，命名为卢押道。该道环山向西的一面，全属峭壁，只好建立一条栈道，成为香港八景之一，名曰“天桥雾锁”。香港大学教学楼“卢嘉楼”、宿舍中的“卢嘉舍”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
华人给经济带来生机
卢押任内，香港经济比较活跃，华人企业迅速发展。华人企业在港主要是经营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香港的织染业一直为华人所垄断，直到现在，华资在这个行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1908年利民兴国织袜厂在港创办。1911年绍兴织造厂创立。1914年又有大兴织造厂创建。在食品饮料方面，1906年设立的安乐汽水厂。1908年的林宏隆玻璃厂。这些中国人经营的工厂企业，规模虽然不大，资金也不是太多，但对于活跃香港市场，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很多，但是，卢押的前几任通过战争，强逼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新界划入香港，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新界的名称，是指英国人新租借的领土，包括大屿山等二百多个岛屿，面积约975。1平方公里，农田约四万五千亩，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与南九龙连成一片，甚为可观。这片宽广的土地，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人力资源。新界原为农业区，这就有了为香港市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基地。
第十三任总督弥敦认为，新界是香港的理想工业地带。1907年，他卸任前在立法局郑重告诉香港市民：香港的前途将系于新界工业的发展。弥敦确实很有远见，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新界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香港不少工厂设在新界。
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还由于中国内地一批资金、劳动力的流入。这时，中国内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冲击着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不久，广东陷入军阀混战与割据的混乱局面，一批前清遗老，携带家产和亲眷逃到香港，也有一些工商人士出于寻找一个安定的经营环境，携资带员流入香港，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和技术力量。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从北美、澳洲、南洋一带归国的华侨，在香港停留定居。他们带来了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也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动力。
一场种族歧视的辩论
卢押上任的第二年，1908年9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围绕种族歧视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有两个美国人写信给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信件的大意说，香港政府治理地方办法不恰当，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的华人，西方人欲避之不可得。应当在电车及公园等公共场所，另设西方人座位，以分别中西界限，并可避免与不洁华人接近。《南华早报》发表了这封恶意的信函。
本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香港，种族歧视已经十分严重，香港的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信刊登后，全港中国人为之哗然，认为这是鼓吹种族歧视的谬论。一位名叫李惠霖的华商致函《南华早报》，痛斥美国人的荒谬言论。他的信函说：“贵报十九、二十两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论荒谬已极，不得不辞而辟之。近日有一种外国人，初到中国未久，即忘其本来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当其未离祖国前，家中一切杂务，如刷鞋、扫地、洗涤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为贱役而不肯为。来到中国后，不及数月，则气象顿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贵报之美人殆其类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国毫无所益。此等西人，华人皆欲速去。请问此二君，假如尽屏华人于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盖香港繁荣多赖华人之力也。彼若憎恶华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图他处以避之。本港建设进款多征之于华人。此二君倡议禁华人入公园，划分中西界限，直无异将华人自行出资购来的权益而剥夺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为此谬言也。再者，前者毁谤华人者，华人虽鄙之而缄默不言。近日中国民智日开，有毁之者必不容已也。”
李惠霖的信函发表以后，有一个署名苏格兰人的，写信在该报诡辩说：“阅李惠霖复函，语近闪烁。查自开辟香港以来，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国人而言，非指个人而言。吾请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词。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英国海陆军对于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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