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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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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政策中的另一种倾向也表露得相当充分。英国政府认为，由于香港接近战区，欧洲的政治局势也很严峻。基于这种考虑，英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尽量避开日本人的锋芒。1937年8月，中方请求在新界建立飞机组装厂，用于接收和装配中国空军定购的飞机；1938年初，一家香港公司请求在香港为广州当局建造两艘炮艇。这两项要求先后被英国政府拒绝。香港政府曾经就日舰侵犯香港领海主权的野蛮行为写出调查报告，英国政府则以报告内容也许不利于英日关系为由不予发表。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国军舰有权使用大鹏湾和后海湾。然而，1938年1月3日，英国外交部指示罗富国，如果中国军舰试图在香港水域寻求永久或半永久庇护，抑或把香港水域作为活动或补给基地，那么，应给予适当警告，不许它们调动，因为其行为妨碍了香港的安全。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日军占领广州，大军压境，决意切断香港的军用物资供给，其态度空前强硬。英方更加担忧在香港转运物资问题上举措失当激化英日矛盾，因此对日政策越来越软弱无力。同时英国陷入日趋恶化的欧洲局势之中，无力自拔。英国力图曲意迎合日本，以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
1938年10月底，日方在和港督罗富国的会谈中表示，日军占领广州的目的是：第一，切断对华军火供给；第二，打击蒋介石政府的声望。1938年12月，英国政府向日方的威胁作出让步。英国殖民地部指示香港总督罗富国说：“目前允许用卡车或沿海商船出口军火给广东南部的中国军队有悖于香港的利益。”于是，从1939年1月起，香港政府宣布禁止经香港陆路边界对华出口武器和弹药。
1939年12月底，中方请求在香港组装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四架商用运输机。1940年4月飞机运抵香港时，为了不得罪日本，港英政府最终拒绝了中方的请求。
尽管英国政府一再妥协退让，日本的进逼却有增无减。1940年6月24日日方向英国政府提出，关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英方无意抵制日本人的要求，邱吉尔、张伯伦、劳埃德（殖民大臣）均赞同退让，中国政府十分担心外援路线被截，加紧外交活动，力图阻止英国接受日本的蛮横要求。不幸的是，英国政府仍于1940年7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缅甸公路协议，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弹药、卡车、铁路物资和石油。
缅甸公路协议签订后，港英政府采取措施执行有关条款，稽查物资走私。香港政府沿粤港边界重新安排缉私人员，在新界某些可能从海路向中国走私货物的地点也布置缉私人员。1940年10月14日，缅甸公路协议期满之前，英国政府又作出决定：不改变香港现有的出口限制。英国殖民大臣劳埃德指示香港总督罗富国：“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取消1940年7月份的禁令对英国或中国无益，我认为没有必要取消禁令。但是，港督有权在协议期满后酌情放松有关限制。”
1941年5月初，港督罗富国建议英国政府，取消对华汽车、石油出口禁令以摆脱困境，而英国政府认为，目前不宜改变香港的出口禁令。7月底，罗富国请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他的建议。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完全站在港督一边，他认为“这是香港直接援助中国的最佳方式，在中国，每一加仑汽油都极其珍贵”。然而，英国政府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认为收回对日本的承诺是不合时宜的。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被逼备战
香港是东西方各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要道，又是南太平洋的重要港口。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后，日军占领香港已是时间问题。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之一，又是英国在远东的经济中心。日军占有香港就可以作为日军继续南进的中转站，从日本本岛经冲绳、台湾到香港，再从香港延伸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以至南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把这些地区连成一片，保证兵源、物资的连续供应。日本占据香港又可以与台湾和海南岛形成对中国大陆的包围圈，以海陆两方面互相呼应对中国加以严密封锁，并切断从香港向中国大陆的一切海上供应。因此，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便经常用飞机轰炸珠江以及深圳一带，日军攻占广州以后，更加严密封锁河流、铁路，千方百计要将中国大陆与香港隔离开来。
面对日军的侵略，罗富国考虑的是如何保住和扩大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对于抵抗日军进攻香港却极少准备。而日军对于香港英军的防卫力量估计得相当高，以为攻占香港必有一场硬仗要打，因此，他们将力量准备和攻占计划考虑得十分周到，而且事先在香港的情报工作也作了严密的布置。
以罗富国为首的香港当局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于日军存有很大的幻想。诚然，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当局绥靖主义的慕尼黑妥协方针有着很必然的联系。英国对于日本一直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企望能继续保持他们在亚洲的利益，因此，港府严格检查中文报纸，限制和禁止抗日的言论，而对于日侨以及日军第五纵队的活动放任自流，根本不加干涉，使日军在攻占香港前就已掌握了香港的军队及布防详细资料。
面对日军的逼进，罗富国不得不做备战。1938年2月3日，日舰集中粤海窥探，虎门被封锁，省港澳轮船全部停航。2月28日全港举行灯火管制大演习。3月19日，海陆空三军实施军事大演习。之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深圳相继沦陷。日军已经到了香港的门口。香港当局开始挖防空洞；试行过几次灯火管制的演习；海防线修筑了一些机关枪堡垒；驻港英军在维多利亚港入口的东西两面，加设多门重炮，以防日舰突然侵入；沿新界公路的桥梁有些也埋放过炸药设施，但是从总的方面看，没有积极布置应战的准备措施，更没有在居民中做充分思想动员。香港照样过着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日子。他们抱有传统“大英帝国不可侵犯”的傲气，几乎没有人肯去相信日本会侵占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更没有感到战争将要临头的气氛。
1939年2月21日，罗湖被日机轰炸。死12人，伤18人。
6月，日军攻占深圳，逼近香港边境，21日，香港学生举行反日大示威。
7月，港英政府通过一项《战斗人员义务法令》，指令年龄在18岁～41岁之间的男性英籍人士必须服兵役。8月，宣布《战时征集条例》，征召适龄壮男入义勇军或入香港海军防卫队作后备兵。
8月23日，英军下令封锁上水─沙头角公路，同时，封锁鲤鱼门海港。
9月，英法对德宣战。港英当局随即将德侨62人拘禁于九龙喇沙书院集中营。
1940年4月10日，欧战局势急剧发展，港英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扣留挪威、丹麦船只14艘。
5月，罗富国命令，将超过55岁的外籍人组织起来，由退休军人休斯指挥，当时，人们称它为“休斯兵团”。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6月，日军再度集结深圳，英军拆毁连接深圳的桥梁。日军要求港英方面断绝对中国出口军火。本月起，港英当局开始在港九各地兴建防空洞。
6月11日，港英政府宣布香港已进入非常时期，征集英人入伍，街道要冲堆置沙包。同时，当局拘禁意大利侨民，封闭了意大利领事馆，查封了意大利邮船及意侨商行。港英政府开始发行公债600万元。23日，罗富国下令征用民间物资，规定所有水陆交通工具和设备，如飞机、船只、车辆、仓库以及一般物资，总督随时有权征用。港府还限制本港男子离港，以保证战时服务人员。
1935年，驻港英军部队与装备。
6月，罗富国委派一名撤退主管，负责撤退在港的英籍老弱妇孺。6月底，第一批英籍公务员的家眷1640名，由香港起航，经马尼拉撤往澳大利亚。7月，又一批英籍平民的家眷约一千八百名，经马尼拉去澳大利亚。对其他欧籍人士，则劝告他们把家眷撤离香港。唯独对华人不管不问，没有任何一个华人得到罗富国的任何撤退安排，以致引起广大中国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港英当局暂停撤侨。大约有六百名欧籍妇孺仍留香港，借以平息中国居民的抗议事件发生。
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
1937年抗战开始不久，北京、天津相继沦陷，“八·一三”上海军民抗战，上海、南京也先后失守，平、津、宁、沪爱国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纷纷疏散到祖国的南方来。香港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宣传阵地和物资筹集基地。
从1936年6月到1941年，宋庆龄在香港筹备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总部设于西摩道21号，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募集经费、药品、医疗器械，支援解放区军民的抗日斗争。
193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廖承志从武汉经广东到达香港，和潘汉年一起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驻在香港，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办事处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但是，当时罗富国政府站在国民党一边。迫于港府的态度和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办事处对外公开招牌是粤华公司，经营茶叶批发生意。
1938年冬，广州、武汉又先后陷落，全国各重要城市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文化界人士也陆续撤退到香港，坚持抗日的文化工作。一批进步的报纸也迁来香港。1935年创办于上海的《立报》，于日军侵占上海后的1938年4月迁到香港复刊，当时萨空了任总编辑，著名作家茅盾担任副刊编辑。1938年8月1日，华侨企业家胡文虎出资在香港创办了《星岛日报》，聘请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为总编辑，并邀请杨潮等进步人士参加编辑工作，先后刊发了一批宣传抗日的社论和军事评论，笔锋犀利，一针见血，颇受读者赞赏。天津《大公报》也到香港出版香港版，成为抗日的重要喉舌。
当时在香港要办一张报纸，困难重重，首先是要过港府这一关，需要向香港政府办理登记手续，而这时正是港府加强对中文报刊检查的时候。1938年9月港英政府宣布，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中立态度。所谓中立，实际上这时是倾向于日本侵略者，以利于保持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所以对进步的报纸设置种种关卡。
其次是资金短缺，《立报》、《大公报》原址陷落，来香港完全是白手起家。廖承志、潘汉年等中共香港办事处的人员，积极支持抗日报纸的复刊创办，支援《立报》3000元港币，让萨空了把《立报》办起来。因为印刷厂出于港府的压力，一般也不接受进步报刊印刷，所以《立报》出版日期一拖再拖。
1938年4月1日，《立报》正式出版，一版发刊词开宗明义：“我们主张：积极的、对外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求民主政治的实现。消极的，我们决不屈服，不苟全，遇到必要的时机，是不惜一切牺牲，以坚定我们的立场，也就是坚定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格。”茅盾在“言林”专栏“献词”中说，“今日我中华民族正在和侵略的恶魔作殊死战，‘言林’虽小，不敢自处于战线之外；‘言林’虽说不上是什么重兵器，然亦不甘自谓在文化战线上它的火力是无足轻重的。它将守着它的岗位，沉着射击。”巴金写了《再给〈立报〉祝福》的文章，文章说，“我愿再来给这新生的《立报》祝福一次：愿它利用过去的经验，更努力地为在艰苦中奋斗的民族服务。把这最后胜利的信念传达给同胞，使他们以同一整齐的步骤向着胜利的目标前进。”
《大公报》经过半年筹备，为纪念“八·一三”抗战，于1938年8月13日出香港版《大公报》，负责人是胡政之、张季鸾、杨纪、徐铸成等。创刊号发有社评《本报发行香港的声明》。因为1937年4月21日，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拜会港督，作官方访问。1938年7月27日，港督罗富国乘九广铁路火车赴广州，礼节性回拜吴铁城。所以社评中说，“我们择地于香港，只因商业上的便利。我们信赖中英两国的亲善关系，钦佩一年以来英国舆论一致对中国神圣自卫的同情，特别认识香港政府对于增进中英亲善促进港粤共存共荣的热心和好意，所以我们毅然将颠沛流离中的一部分事业，寄托在友邦法律管辖之下。也可以说，我们本来志在增进中英邦交，才表示这样的信赖。”这篇社评一方面很讲策略地向香港各方面打招呼、拜菩萨，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方面也说明创刊香港版的本意：“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今当香港版发行之日，请求香港各界同胞，两广各界同胞，以及南洋一带的侨胞，特别爱护，特别指导，尤其望广州党政军当局常常就近指示我们一些方针，我们当然根据其多少年来在津、在沪、在汉所目击身受的国难中可歌可泣的经验，抒其悃诚，以为贡献。”《大公报》香港版从创刊到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香港，12月13日停刊，经历三年多时间，冲破种种阻力，为抗战宣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8年8月13日，香港和九龙同胞举办“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会，同时掀起献金运动，支援祖国对日作战，各界举办义卖活动。情景颇为热烈，反映出港九同胞的爱国热情。
从金文泰到杨慕琦，即1925年至1941年，16年中共交替五任总督。这一时期，中国内地既有内战又有外国的侵略，国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这种大趋势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大的个人作为，香港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流入香港，促使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到1937年达到100万人，工商企业、城市建筑都有所发展，面貌与维多利亚时代大为不同。新式的摩天大厦陆续在中区一带出现，1927年，9层高的告罗士打大厦落成，成为全港最高建筑物。1936年10月，一座12层，高22英尺的汇丰银行新厦正式启用，成为英国在远东的金融势力的象征，与此同时，三四层高的中式楼房也大量出现，建筑形式与内部装饰布置，中西日渐接近，传统长廊式建筑已经不再兴建，城市面貌已经改观。但是，到了杨慕琦上任不久，香港人民和在港外籍人士共同建设的成果，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浩劫。
第二十一任 杨慕琦MarK Young
杨慕琦（1886～1974），英国人，1886年6月30日生。剑桥大学国立学院毕业后，供职于英国殖民地部。1923年至1928年在锡兰任殖民地司助理；后任非洲塞拉利昂殖民地司；1933年至1938年任英属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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