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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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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士的辩词正好抓住了这一特点。他说“对于一张贴在墙上的报纸，若此一报纸曾把上列三个消息并排地刊载出来，我们应当认为那张报纸编得不错，因为他把所有有关材料，都刊载出来，形成了整组的新闻。”陈丕士认为《大公报》这样的行为是客观的报道而非所谓存有煽动意图。他在结案陈辞中对陪审团说：“现在，许多例证已摆在我们的面前，说明《大公报》编辑的意图是怎样的了。第一，他是有意地，并不是偶然地，把三篇新闻摆在一起。第二，这三篇新闻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我的有学问的朋友（指主控官律政司律师胡顿）并不能证明被告有煽动的意图，他只是假想被告有煽动意图。但是，我说没有煽动意图，却是有证据的，那就是3月5日那份《大公报》，你们说他有煽动的意图吗？”
陈丕士还力图证明，《人民日报》的短评是没有煽动性的，他说：“关于《人民日报》的短评，照我自己看来，这是北京方面对发生在香港九龙3月1日事件的反应，这篇文字提到了‘这充分表现了英帝国主义是在继续顺从美国的意旨，蓄意迫害香港的我国居民，以图实现其把香港变为帝国主义侵犯我们的基地的阴谋。’（即违反了周恩来的三条件）我觉得这一段话的意义就是说北京愿意和你们友好，愿意和你们做生意，但是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并无政治意义，完全像你们英国人做生意一样，不像美国人做生意那样。但是假如你们要跟随美国政策，像‘禁运’一样，那么，你们等于自己割自己的颈。”
陈丕士还指出，“香港的居民有99％是中国人，因此，如果因追随美国的政策而使香港发生了什么意外，谁受苦难呢？就是那些99％的中国人。由此可见香港的福利，实际上就是中国居民的福利。因此北京的抗议只是对香港中国居民表示关切。而不是要煽动他们。香港的中外居民是很融洽的，但并不是没有例外的。这些例外就是那些迫害居民的官僚。”
但主控胡顿在结束辩论时说，“那篇文字（指《人民日报》的短评），是转载了中国官方的意见，是向本殖民地的中国人发出的；而中国人在本殖民地却占到90％以上，唯其是从中国官方发出的意见，惟其是从一个有四亿多人口的国家的官方发出来的，它对本殖民地中国人更具危险性与煽动性。”他又说：“用这种方式来对本殖民地内的中国人说话是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的。”“《大公报》的负责人刊载这篇文字，也可能出于爱国热诚，但这是与本案无关的。在本港，煽动还是煽动。”
“大公报案”在香港高等法院经过接近两星期的审讯后，于1952年5月5日审结宣判。《大公报》的所有人兼督印人费彝民及编辑李宗瀛被威廉士法官裁定罪名成立，前者被判罚金4000元，或囚刑9个月，另支付控方讼费1500元；后者被罚金3000元或苦工监6个月，另支付控方讼费1000元，而承印人鲍立初则经陪审员认为无罪，当庭开释。威廉士同时还根据主控胡顿的要求，根据《管制出版统一条例》，将《大公报》停刊6个月。
费彝民及李宗瀛等在被宣判之后，以法律程序不当为理由，向合议庭提出上诉，要求撤销控罪及在上诉期间中止执行停刊令。高等法院合议庭在5月13日开庭研究。结果经由侯志津、颐德和、鲁怡士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在全案上诉确定或续颁命令之前，中止执行停刊令。但上诉案始终被驳回，而停刊令就不再执行了。“大公报案”就此宣告结束。
当时的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显然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东西对立，壁垒鲜明，香港处于东西方的夹缝中，政治敏感度自然强烈，“大公报案”可说是当时政治气候的产物。
阻挠“两航”起义
“两航”，即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一般简称“中航”和“央航”。
1949年1月底起，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各个军政机关争相南逃，并迫令“中航”和“央航”的总公司及其基地从上海分别迁往台南、香港和广州。当时“两航”除抽出一部分运力去进行公司的搬迁工作外，仍为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效力。
1949年7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将“中航”的73架飞机转运到香港。1949年8月初，葛量洪为首的港英当局决定征用“中航”的发动机翻修厂厂房，并以所谓“紧急法令”强行下达征用命令。“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曾分析，“港府这次的行动，与其说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动机，毋宁说是由于业务竞争的嫉妒。”因为“两航”在香港的业务发展，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的业务利害冲突更加尖锐化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刘敬宜曾多次号召“中航”职工咬紧牙关，度过一切困难，确保公司的生存。“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处境也同样举步维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两航”起义的进程。10月14日广州解放，使起义条件日趋成熟。经过周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于11月9日组织了“两航”的12架飞机北飞起义。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等乘坐由潘国定机长驾驶的CV－240型XT－610号飞机，由香港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3架C－46型、8架C－47型飞机）由陈达礼机长带队，从香港直飞天津。毛泽东主席于12日致电刘、陈总经理及“两航”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和慰问，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同日，周恩来总理也致函勉励“两航”员工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并宣布“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美国的插手，使“两航”事件复杂化。在处理和解决在香港发生的与美国有关的事件上，英国政府多从国际战略和英美关系上考虑，香港政府则多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考虑，经常存在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无疑要服从英国政府的决定，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打折扣。在“两航”起义过程中，英国政府完全照顾同美国的关系，葛量洪一方面要遵从伦敦意旨，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完全偏袒美国一方，会否引起中国不满，给香港带来麻烦。所以，香港政府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采取明显的使中国政府受损的行动，并且在与英国政府的通讯中，回避可能有利于美国方面的任何信息。
11月9日，刘敬宜、陈卓林在四千多员工支持下宣布起义，16日，港督葛量洪表示，在英国未承认新中国前，不许两航飞机飞回内地。11月24日，国民党当局通过沈德燮、戴安国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冻结两航在港的飞机和资产。同一天，两航员工也申请到了“临时禁制令”与国民党针锋相对。
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两航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管辖，其留港资产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和其所受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理。“如两航公司留港资产有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在“两航”问题上，美英进行了勾结串通，利用陈纳德的名义，从中作梗。12月19日，陈纳德以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接收两航留港的飞机和资产。他编造理由说，该批飞机和资产是国民党当局卖给民用运输航空公司的。1950年2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驳回陈纳德对两航在港资产的申请。陈不服，上诉香港高等法院合议庭，5月15日，合议庭也驳回陈的上诉，宣布维持原判。
关于美国插手“两航”事件，当时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兰勤曾写回忆录记载，两家民用航空公司“约有八十架飞机搁置在香港。这两家公司及其装备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大多数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并且是按非常优惠的条件从美国政府那里取得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不愿看到它们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兰勤说出了历史真相，第一，这批飞机是美国政府优惠提供给国民党用作打共产党的，第二，美英两国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因为它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
4月2日，两航留港飞机中的7架在港英军事禁区内被国民党特务炸毁。4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7架航机被炸，港英当局应负完全的直接责任。5月10日，葛量洪接到英国政府授权，扣押停放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70架。17日，中国外交部就上述扣机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与“两航”事件的同期，1951年2月7日，上海油轮公司的“永灏”号在港修理，黄埔船厂与台湾当局串通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永灏”轮产权。3月，中国交通部发表声明，予以严正驳斥。4月6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7日，宣布征用“永灏”轮运送军用物资赴朝鲜。12日，港英当局根据伦敦的意思，出动武装警察登上“永灏”轮，驱赶中国船员离船，强行夺走“永灏”轮。4月18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0日，下令征用英资在中国各地设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1951年3月27日，陈纳德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中央航空公司的产权。5月21日，陈的申请又被驳回。23日，美国国务院竟发表声明称：“即便法律步骤又告失败，该项飞机亦不能向共产中国输出，因为联合国决议对共产中国禁运军用物资。”6月19日，陈纳德向英国枢密院上诉，7月28日，英国枢密院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改判陈纳德取得央航飞机的业权。宣布后不久，港英军警即封锁启德机场，并进驻两航公司，两航员工为维护人民财产，与英警发生冲突，工人多名受伤，200多人被捕。
8月2日，章汉夫副外长就此事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8月15日，上海军管会征用英国在上海的英联造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全部财产。此后，陈纳德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中航飞机业权。10月8日，判归陈某所有。
原美国驻港总领事兰勤回忆说，两年后，“这家美国公司才得以将这些大大贬值的飞机和其他装备撤出香港。我们不让这些东西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否则，共产党人在几个月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将看到这些飞机大有用处。”
国民党特务策动九龙暴乱
1956年10月10日，在九龙，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港府徙置区督察撕去了国民党旗帜的事件，聚集香港黑社会势力，发动了预先策划好的有组织的暴乱。暴乱开始后，暴徒首先是抢掠和捣毁与内地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和商号。后来，暴徒又向他们认为是属于左派的工会和工人发动疯狂的进攻。根据《南华早报》记者现场报道，在荃湾地区的暴乱中被杀者超过30人。
令人目不忍睹的是，暴徒对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击。五百多名暴徒用木杠、竹杠、水管、石块、啤酒瓶以及火水电油轮番发起进攻。在这场惨剧中，该所全体女职工均被暴徒当众轮奸，男职工中3人被折磨致死，8名重伤。
九龙暴乱，从10月10日下午二时开始，至10月12日止，因暴动致死者至少四十七人，重伤者无数，损失在六百万元以上。
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0月13日、10月16日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对港英政府未能制止暴乱提出抗议。指责葛量洪政府对国民党特务采取了纵容和包庇的态度。在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下，葛量洪于12月23日就九龙及荃湾暴乱事件向英国殖民地部呈函，掩盖事实真相，洗刷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暴乱的罪行，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葛量洪的报告书，中国外交部于次年1月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和揭露。
声明认为，长期以来，港英当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港九地区进行危害中国和平居民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一向采取包庇和纵容的态度，使港九地区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国民党特务分子曾经爆炸过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劫夺过“渔晋”、“渔杨”、“渔连”、“渔浦”、“渔琼”等渔船。对于这些案件，港英当局从未认真地将罪犯逮捕法办。1955年4月11日震动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不但未使首犯归案法办，相反，却把原在扣押中的有关案犯全部释放。1956年1月31日台湾蒋介石集团F－86型战斗机窜入大陆上空进行骚扰后为逃避我空军飞机追击而逃到香港降落。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把这一作战飞机和机上人员予以扣留，但是，英国政府却不顾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然将该战斗机上的人员放回台湾，公然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的场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港英当局的纵容之下，还一度利用港九作为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1956年10月10日晚上在广州进行破坏活动以策应九龙暴乱的十多批国民党特务分子，都曾先后在九龙佐敦道龙华酒店等处，受过爆炸、放火、散发传单、进行煽动等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正是香港英国当局一贯包庇和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做法，使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九龙暴乱事件正是港英当局这种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暴乱事件发生时，葛量洪正在外地旅游，事件完全由署理港督戴维德处理。由于暴乱不断扩大，警方无法遏止，10月11日下午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并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晚上香港电台、丽的呼声电台同时播出戒严令，护督亲自向市民表示决心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地区，实行宵禁。
《香港与中国》一书对此暴乱事件中的葛量洪有如下描述：“香港方面——由于中国提出严厉抗议，使行装甫卸、游罢归来的港督葛量洪有点紧张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不断接触，商讨如何收拾残局，作善后设计。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之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这个建议即被葛量洪所接纳，训令迅速执行。”当天晚上，整个九龙的警方车辆，几乎全部出动，英军军车也随警车之后，分为十余组四处拘捕黑社会人物。至14日凌晨，拘捕已超过三千人。
“14日晚上，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广播讲话，强调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厉惩罚。同时也指出局面虽然已被控制，但仍未能恢复常态，因此，局部地区仍须继续施行宵禁，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面秩序。至于北京方面的抗议及指责，则避而不说，只字没有提及。”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包用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除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外，该机还乘载了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飞机11日12点一刻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原定前往雅加达，再转飞万隆。但该机在飞越沙捞越西北海面时，突然爆炸起火，除了1名机组人员侥幸生还外，其余人员全部遇难。
亚非万隆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代表着亚洲和非洲拥有14。4亿人口的29个国家，受到亚非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拥护。美国及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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