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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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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万隆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代表着亚洲和非洲拥有14。4亿人口的29个国家，受到亚非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拥护。美国及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和破坏。
原来周恩来总理打算乘此机参加会议，后因事另乘他机。据中国外交部透露，凶手准备制造这一事件的计划，中国方面认为，“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和香港当局彻底查究这一事件。英国政府当时答复说：香港警察已经尽了最大力量进行保卫工作，且该飞机是在英国领土以外炸毁的，不应由英国或香港政府负其责任。
印度尼西亚就此事件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断定，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爆炸打穿了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
飞机在贾塔尔上尉的指挥下从香港起飞。飞机是完全适于飞行的，并且带有足够的供飞行之用的燃料。飞机同地面各站互相交换了例行的电报，飞行完全没有发生事故，一直到将近五小时以后，当飞机正在距海面1。8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时才发生事故。在这个时候飞机上听到爆炸声。烟就开始通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随后不久就发现了在第三号引擎机舱后面的右翼上局部着火。
飞机立刻开始迅速下降以便使飞机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并且用无线电发出呼救信号。尽管进行了救火的行动，在这期间放慢了第三号引擎的转动，但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使水力液体设备失灵，随后电力设备也继之失灵。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下降飞行的最后阶段内，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减少到几乎等于零。最终飞机坠毁。
从海底打捞残骸的工作于1955年4月25日开始，进行了10天，在这期间打捞到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残骸。在对残骸检查以后发现了确实的证据，证明曾在生还的机务人员所提到的那一部分起火。有肯定的迹象证明，爆炸是在右翼起落架下轮舱处发生的。
5月27日，港英当局就“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发表公报说：在飞机残骸受到技术专家的检查之后，“香港政府即接到通知说，飞机失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右翼的爆炸而造成的，而爆炸是由于在右翼第三号引擎背后所安放的爆炸物所引起的。”公报说：“鉴于时间的因素（因为通常类型的定时炸弹是要在12小时以内爆炸的），看来最可能的是，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被安放在飞机上的。”港府怀疑爆炸是与一名男子周梓铭有关，港府表示要努力调查此事，“使肇事者归案法办”，结果却任由罪犯溜往台湾。港府曾向台湾方面要求引渡该嫌疑分子，但台湾方面并无明确答覆。事件逐渐不了了之。
事前没有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事后发现主罪犯行踪，又不及时追捕缉拿，并且释放了在押的嫌犯，主凶犯逃台之后，更没有坚持强行引渡。港府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葛量洪访京话天气
在中英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港督葛量洪于1955年10月4日偕夫人一起来北京作私人访问。当日下午2时，港督在罗湖坐着香港铁路局的专列，由广州铁路局的车头牵引，驶往深圳。没有副官或秘书随从，只有香港铁路局局长杜利华陪同港督夫妇乘车由罗湖到深圳，而警务处长必明达、新界高级警司哥顿，新界副警司格莱斯及港督副官韦特，只在港督登车前与之话别。港督当日抵穗，下榻爱群大厦，次日转乘飞机飞抵北京。葛量洪曾经多次访问北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首次。
动身赴京的前夕，1955年10月3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评论说：“看来有些人惧怕这次旅行可能会增进香港与共产中国之间的友善关系。假如真的这样，香港居民是不会不满意的。”对港督访问北京增进中港之间的友善关系，“有些人惧怕”，香港居民则会满意，社论显然话里有话，特别说出“惧怕”的只是“有些人”，而没有专指“香港居民”，从社论的语气，也足见当时香港居民对葛督北京之行，是充满期望的。
尽管港督伉俪声称，他们这次北京6天之行是私人性质，只作为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的嘉宾身份而来的。但访问起了缓和中英紧张关系的作用。
港督夫妇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共进午餐。
1955年10月12日，港督自北京返回香港，在尖沙咀车站月台上，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和观感时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和我们的朋友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夫妇住在一起。我在北京游览了5天，到过北京的人，一定知道如果要全部游览完毕，将需十倍于此的时间。那便是我们在北京真正所做的全部的事了。
“我也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先生作了一次礼仪上的访问，谈了约10分钟。这是一次礼仪上的访问，我们讨论的是天气。在这次谈话中只有一次提到了香港，那还是我提起的。我说每年这个时候香港的天气要比北京热。
“我们也获得了与周恩来总理一齐进午餐的礼遇，也可说是荣幸。欧念儒夫妇也在座。这一次也是国际应酬，你们知道在这种应酬的场合是不会谈论国家大事的。当然我们也谈了一些严肃的事，倾谈者主要是或者全部是关于中国建设发展方面的事。
“周恩来先生问了一个有关香港的问题。他问到在解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事事件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说自从发出通缉周梓铭归案法办的命令之后尚无进一步的发展。我还告诉他自从我离开香港后也没有听到有进一步的发展。
“除此之外，香港并没有在谈话中提到。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社交访问。在我到北京去之前，我国驻北京的代办也已向中国当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即使有一些严重的事务要谈的话，那也不是本人的事。那将是英国驻北京代办与中国外交部间或英国外交部与中国驻伦敦代办间的事。
“也许我这番谈话，会使你们感到失望，不过事实经过就都在那里了。”
这时一个记者问了对北京的观感，港督说：“我始终认为北京是世界七大杰作之一，它确是如此。那些宫殿都已经修复了。城市要比我以前看到的清洁得多。在进行中的建筑工程数量之多确实十分显著。”
除旧布新建新城
从中国内地三年的战争中，港英政府又一次得到两份意外收获，即资金和劳动力。数十万人涌入香港，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225万人。移民之中，有腰缠万贯的大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劳动民众。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庞大资金，也随着移民而流入。这为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条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膨胀，使居民的住房问题突显出来。加上历届港督只关心高级楼房的建筑，而对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的居住并不注意，因而成千上万的劳动居民住在木屋区，包括平顶房、铁皮房、草席棚、弃船，甚至在废弃房屋的楼梯、平台以及走廊及街边屋檐下居住，造成疾病多、火灾事故多。1951年11月，九龙城东头村失火，导致一万多人无家可归。1953年12月，深水石硖尾大火，焚毁木屋七千多所，六万多人无家可归。1953年12月25日，港英当局决定拨款1600万元，在石硖村火灾区面积45英亩的原址上，开始修建H型6层徙置楼，每层有宽120平方尺的居住单位64个，每单位住5口人，月租14元，全座合计可住2000人。当局计划建成居住单位1万个供灾民居住。大力推行徙置事务是由葛量洪这任开始的。1954年10月，大东坑木屋失火，烧毁木屋两千多间，灾民超过三万四千多人，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于是敦促港府出面解决广大居民的居住问题。
在社会人士的关注下，葛量洪开始重视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先成立非牟利团体香港房屋协会，有计划地兴建廉租公屋村楼宇。1955年，港府通过建筑新条例，废除了从1903年以来规定的普通民房以五层高度的限制。从此，十几二十层的高层建筑在香港陆续出现。同期还通过“1955年业主与住客条例”，规定业主收回楼宇时须给住客赔偿，以便住客租购新房。葛量洪关于居民楼宇建设的计划，推动了香港房地产建筑业的迅速发展。1957年11月，完成了北角渣华街廉租公屋的兴建。接着西环的加多近街廉租屋村，深水苏屋村也陆续兴建。到1957年底，港英当局已建成居民大楼60多幢，分别开辟了六个居民区。据当局公布的数字共安置居民13。7万人。到1964年完成约二百四十幢的廉租楼房，安顿了约五十万人。到1970年共盖起五百幢大楼，从此香港已有近一百一十万人住上了由政府补贴的廉租屋村。
公屋村的具体兴建办法是，港府廉价拨地给房屋协会，并且给予长期低息贷款，用以兴建楼房，低价租给居民，1952年兴建了“上李郑屋村”，安置居民一千八百多人。石硖大火之后，促使政府直接参与公屋的建设，提供大量公屋，安置灾民，开始了以照顾灾民、低收入居民等为对象的公屋政策。1954年成立了徙置事务处，负责拆除木屋和修建徙置区，安置木屋区居民。同年还成立了房屋建设委员会，为月收入在900元以下、居住环境极为拥挤的家庭提供廉租屋。
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受世界注目，被人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典范。
香港新城市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为解决香港地方狭窄而扩大土地面积的填海工程。早在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在港岛开山筑路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进行填海，但是大规模进行填海工程是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1953年完成铜锣湾填海计划，后来建成维多利亚公园。1954年完成中区填海计划，大会堂和天星小轮新码头就建在这里，1955年开始红矗詈＜苹瓿珊螅ㄖ私袢蘸齑｜火车站。1956年开始的九龙长沙湾和港岛柴湾填海计划。这些计划的陆续完成，不仅增加了香港土地面积，促进城市建设发展，而且使香港市容面貌发生变化。除此以外，其他的城市基本建设也陆续展开。1957年10月，中区新天星码头启用，12月大榄涌水塘建成，1958年8月，新国际机场大跑道完成。葛量洪关于城市建设的一些新《法例》的实施，在地产、建筑业中起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导致这两个行业的空前繁荣。
由于工业产品外销大有进展，地产、建筑等基础建设行业日益兴盛，地价不断上升，吸引外地资金源源流向香港。1957年外来投资约2亿～3亿元。这些资金除投入地产和股票市场外，大部分投向工业，该年股票成交额3。33亿元，创战后最高纪录。
第二十三任 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
柏立基1958年1月23日接任第二十三任香港总督，1962年8月26日，英国女王批准柏立基任期延长一年，至1964年4月1日离任，在职6年。
柏立基（1906～1999），英国人。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1930年进入英国殖民地部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马来亚担任殖民地行政官员。1941年日军攻占马来亚时，柏立基被俘。战后，柏立基出任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副辅政司。1952年～1955年任香港辅政司，并曾多次代理港督。1955年～1958年任新加坡总督，之后来港接替葛量洪职务。
第二十三任总督职位很有挑战性。因为葛量洪表现太突出，在港人心目中，他已经是总督的理想形象，以致很难接受其他新的面孔。而柏立基曾任葛量洪的布政司，葛量洪不能视事时，往往由他代理，他熟悉葛的治港方略，所以，当葛量洪离任时，伦敦政要都将目光盯在他身上。
20世纪50年代，香港从第二次大战严重的灾难中复苏过来之后，转口贸易额不断上升。并且开始向工业化迈进。柏立基正是就任于这个上升时期。据香港报纸消息，60年代纺织和收音机产品的出口，成为香港的大工业，每年可为香港带来10亿美元的外汇。
1963年，香港大旱，市民4天得到一次供水。
在解决香港市民用水困难问题上，柏立基打破历任港督的传统观念，主动向内地请求供水。从此，香港用水困难开始从根本上解决。
禁止中学挂国旗
柏立基上任初期，在政治上延续了他的前任葛量洪的做法，依然对香港的爱国人士加以迫害和限制。1958年5月10日，新侨中学举行校庆，当局禁止该校悬挂中国国旗和唱国歌。6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外交代办处，就港英当局干涉和禁止香港中国居民悬挂国旗和唱国歌一事提出严正抗议。6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外交部照会，照会指出，香港中国居民悬挂中国国旗和唱中国国歌，是他们作为中国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居民这种权利不但未予尊重，反而粗暴地加以侵犯，这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行为。为此，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停止这种侵犯香港中国居民神圣权利的行为。
第二十三任柏立基柏立基政府接到中国政府的照会，不但没有收敛侵犯中国居民权利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于8月5日，下令取消培侨中学校长兼监督杜伯奎的注册，并宣布递解出境。指称他利用学校作政治活动，足以“危害公共利益及学生福利”。
8月26日清晨，港英当局派遣大批武装警察，借口所谓“危险房屋”，使用暴力强行封闭中华中学。武装警察野蛮殴打了该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在场采访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记者，毁坏了中国记者的照相器材。
27日，中国外交部就上述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严正指出，这是一桩香港英国当局摧残和迫害港九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侵犯中国新闻记者采访权利的严重暴行。
照会说，港英当局不仅摧残港九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而且唆使警察肆意殴打中国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新闻记者。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蓄意寻衅行为。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慨，特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停止这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寻衅行为，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负责赔偿受伤受害人员的一切损失，惩办有关行凶警察，启封中华中学校舍和合理解决其修缮问题，使该校得以如期开学，并且保证中国新闻记者的采访自由和人身安全。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照会之后，9月23日，柏立基不得不对中华中学校舍启封，并对校舍进行了修缮。
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柏立基在任期间，香港经济开始迅速发展，60年代纺织及收音机的出口业，成为香港大型产业，每年为香港带来10亿港元的外汇。柏立基促成了香港从转口贸易型经济到工业产品出口型经济的转变，为香港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1959年起，港英当局发表对外贸易资料时，将香港输出货物分别列为香港产品输出和转口输出。这表明战后香港工业逐渐发展，转口贸易已退居次要地位，对外贸易的重点是积极扩展香港产品的外销市场。从5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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