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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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一文中表达了这一立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72年3月8日，在中英关于互换大使联合公报发表前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特别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再次申明对于港澳问题的立场。黄华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报告。
　　1972年3月13日，中国与英国在北京达成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该协议并于1972年3月14日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公开发表。此公报使中英关系正常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也就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历史大背景，为麦理浩在香港施展其才华，创造了条件。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先后到广州、北京进行友好访问，提出“经济合作，双方受益”的主张。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4月6日，麦理浩在中国内地访问结束返港时，在拱北行六楼新闻处放映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这次访问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并转达了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话，表示今后香港与中国内地在经济等方面将会更好地合作。
　　麦理浩说，这是一次亲善访问。以往，有一种屏障，阻隔着香港官方机构与在香港、广州及北京的中国官员。随着双方关系的改善，这种屏障便日渐消失，如今已经没有了。这次访问的主要意义，标志着更为正常及坦诚的关系，显示大家认识到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麦理浩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各人受到良好的接待，许多地方可称得上是非常的礼待。在广州时，我们得到丰富的资料；在北京时，得到邓小平、廖承志、黄华及这次作为主人相邀之李强及其他高层人士所接待。我们之娱乐及行程安排均显得有条不紊，旅途舒适畅快……这并非是我们数人之光荣，我认为这份光荣应归于整个香港。”
　　麦理浩这次访问以后，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人员的往来，经济方面的合作有了更进一步发展。
　　麦理浩的另一个有利环境是，70年代末，中国内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使香港经济的受益不亚于内地。
　　麦理浩离任前几个月，还访问深圳，希望加强同深圳的合作。据1982年《香港年鉴》记载：“1981年底，麦理浩在政务司钟逸杰，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陪同下，访问深圳两日。他经文锦渡返港时，发表谈话，宣布设立多个小组，与深圳研究解决六个问题，包括：大小梅沙与香港的交通联系，扩阔文锦渡通路，简化罗湖出入境手续，电气化火车伸展到深圳福田，兴建落马洲大桥，双方配合解决深湾及深圳河的污染问题。”
　　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正在关注着，设在香港边境的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在未来的日子中，对新界甚至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什么影响的时候，麦理浩这次访问深圳经济特区，显然是为着进一步了解中国第一个特区的发展情况，及今后对深圳与香港两地之相互影响。麦理浩所要解决的六个问题，正是适应改革开放后，双方经济联系增强的新形势。
　　麦理浩对他任职期间同中国内地的合作关系表示满意。
　　1982年1月下旬，他在香港总商会晚宴席上致词时指出，“中英关系及与香港有关的中英关系发展如此良好，实属至为满意。”他还指出，“本港官员及商人与中国官员的关系，不论在此间或广东或北京，均如此良好，亦属至为满意。”他说，“为各有关方面均感满意的安排所带来的利益看来很大。而且，来日方长，不必急躁。”由此显示，麦理浩对香港前途有极大信心；同时，鼓励香港人增强信心。
　　中英关系、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的改善，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使麦理浩时期的经济起飞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
　　投石问路
　　1979年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之外，还有一项内在的重要任务没有公布。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新界租期将到，香港投资开始裹足不前，英国政府开始着急。中国方面有何种安排，英伦需要摸清底细，以便采取相应对策。麦理浩此行，英伦交付了这一重任。
　　对于这次访问，英国外交部做了充分的准备，拟订了策略，要求麦理浩在访问中尽可能回避政治敏感问题，从侧面进攻，由商业事务的角度出发，要求中方答应港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地契。用这种方式试探中方的反应，如果中国政府同意新界地契年限可以延长，英国政府即可乘机提出更进一步的高要求——“续约方案”。
　　据周南《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中回忆，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由于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他的意思是想劝说中国政府不反对香港政府在新界批出超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中国政府如果同意，就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邓小平觉察到了他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并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已经把“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部分向英国透露了。
　　麦理浩回港后，英国外交部知道了中国的态度。但是，还是通过驻华大使柯利达正式提出，要求中国同意港府批出超越“九七”的新界地契。9月，中国外交部答复英方，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不管怎么样，麦理浩北京之行毕竟摸清了中国将于1997年前后收复香港的意向。
　　对此，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做了一系列准备对策。1980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了《英国国籍白皮书》，把绝大多数的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列为“英国属土公民”，使他们既无权在英国居留，更无权参与英国的政治选举，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在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时大量香港居民移居英国。
　　港英政府也相继制订了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区议会条例》，积极推行香港地方行政计划。一方面加速港府公务员的本地化，一方面设立区议会，为推行“代议制”改革做准备，为将来撤退做人事方面和政治架构方面的准备。
　　麦理浩在任的后期，是中英双方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开始接触酝酿阶段，真正的谈判是在他的后任。
　　构筑经济起飞环境
　　1971年，麦理浩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住宅村和各种大型公共建设计划，香港建筑业发展重点从港九逐渐向新九龙和新界发展，各种大的工程陆续出现。1972年8月，连接港岛和九龙的海底隧道通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条海底隧道，全长1。8公里，双管4车道，单向2车道，是香港一号公路干线的枢纽。日均通车12。2万辆次。港府是公司股东之一，有25％的权益。1978年10月连接九龙与沙田及新界各地的狮子山隧道加设第二管道，成为双管4车道，全长1。2公里，由港府运输署管理，日均行车7。8万次。1975年9月，港府为修建地下铁路专门成立了地铁公司，政府拨款8亿元，另拨3。5亿元作为股份，共计11。5亿元。其余资金由政府做担保，向各方筹措。11月3日，地铁建筑工程在九龙三处地盘同时动工。首期工程于1979年9月30日建成，10月1日开始通车，该道连接港岛金钟与九龙尖沙咀，是香港第二条海底隧道，全长1。5公里，共耗资58亿元。在香港交通建筑史上有重要意义。
　　私人的商业大厦、住宅楼宇、工厂货仓等建筑也同时大幅度的增加。六十年代以来，香港每年公私建筑费开支达五六十亿港元。70年代以后，在工务局注册登记的建筑商号、公司有三千多家，较大的商号有五六百家。外资建筑公司也有十多家。
　　1972年9月，由海外货柜运输公司、联合货箱运输公司、太古洋行投得的葵涌公地，建成第一号货箱船码头及仓库，并正式启用，该码头共六个泊位，可同时停靠六艘万吨以上远洋航轮。仅次于纽约港和鹿特丹港，居世界第三位。1973年52层康乐大厦建成，刷新了办公大楼高层建筑纪录。当时为亚洲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呈方柱形，占地5000平方米，高183米，外观线条简洁严整，满墙整齐排列着直径1。8米的圆窗，极富特色，被誉为电脑化时代的象征。1981年合和中心办公大楼在柴湾开张。楼高65层，216米，超过康乐大厦。这座圆柱形大厦衬以垂直的窗排线条，稳健柔和，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杰作之一。内部设施先进，管理科学，有商场、写字楼、食肆。第62层为旋转餐厅，可俯瞰港岛景色。
　　1968年尖沙嘴钟楼
　　这些建筑设施的完成既为投资创造了优越的环境，促进了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又标志着香港这一时期建筑业出现的兴旺景象。1980年香港的房屋及建筑工程费用支出共达129。44亿元，比1969年增加14。6倍。1980年政府出售了39。8亿平方米土地，收入达82。3亿元。香港的建筑业在香港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0年的4％增至1981年的8％。其后虽然发展略微放慢，但1984年仍占5％。
　　港府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兴建，为港内外的投资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麦理浩上任后采取了一些适合于国际和香港新情况的政策措施。70年代以前的一百多年里，香港采行“消极不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实行贸易自由、企业经营自由、汇兑自由、商品与资金进出自由，实行简便的低税制，吸引外资。这些政策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到了麦理浩时期，对自由经济政策作了明显的改变。当时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亚太地区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香港的强大竞争对手。香港自由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先后出现银行挤提，地产风暴，股票灾难等危机。面对新的形势，1977年，麦理浩的财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了“积极不干预主义”。一方面继续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和基础设施，保证市场有效运作和经济活动的广泛自由；另方面，在市场经济发生故障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时，政府予以必要的干预。
　　麦理浩采纳了这一建议，1977年之后，港府不干预的方面包括贸易自由，一般商品进出自由，既不资助本地厂商到海外倾销产品，也不轻视在港的外国企业。企业经营自由。资金、黄金、货币、技术进出自由。货币汇兑自由。合理，积极干预方面包括下列情况：由于市场不完善而引致垄断情况出现时；市场增长过速以致常规无法加以抑制时；为公共利益着想而须加以监督时；某些人毫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对总体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时，政府予以干预。这就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了社会的经济效率，推动香港经济向现代化、多元化发展。
　　香港由于土地狭窄、资源缺乏，不具备发展钢铁、化工、车辆装配等重型工业的条件，轻工业便成为香港经济的基础，在轻工业中纺织工业又是香港工业的先导，香港工业是从纺织工业开始的，一直到70年代，纺织业仍然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政策对头，先进科学技术不断传入，香港工业生产从过去低档的“劳动密集型”向高档的“技术密集型”逐步转变。纺织制衣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出口总值中比例逐渐下降，一些“技术密集型”工业相应增加，电器、电子行业1976年只占出口总值的11。3％，到1982年9月上升为16。8％。照相机、钟表出口也从1971年占总值2％，上升到1983年的15。9％。电子业迅速成为仅次于纺织业的第二大支柱工业。1960年香港电子工厂仅有3家，1979年电子工业达到1041家，就业人数有90454人。1984年香港有1500家工厂制造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种类繁多，包括收音机、电脑记忆系统、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1976年探测火星的美国太空船“维京”1号和2号内部电脑系统装置，就有香港制造的电子记忆配件。
　　1977年3月，香港工业村公司成立，负责兴建及管理工业村，谋求解决地价高涨及工业用地缺乏等问题，以便吸引海外和本地厂商对工业投资的兴趣。该年10月，港英当局又设立一个工业多元化咨询委员会。7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制造业总产值在香港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逐渐下降。1971年制造业的总产值64。55亿港元，占总产值的28。1％，到1974年制造业总产值90。87亿港元，占香港总产值的25。8％，1982年又降至20。6％。
　　香港的制造业从总的方面看，发展仍然是很快的。但是，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外贸是香港经济的导向，它一直是引导香港经济发展的方向。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香港人的贸易传统经验，使外贸行业增长一直很快。香港地方狭窄，人口仅有五百多万，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全在外地。香港能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地位的经济区，完全依靠对外贸易的发展。一句话，生产为了出口。所以有人形容外贸是香港经济的“生命线”，离开了它，香港经济就无从发展。香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地处亚洲太平洋中心，所以成为远东贸易运输的枢纽，特别是经过多年的经营，已有了完善的港口设施，吸引着世界各地贸易界人士。香港也由于它是自由港，除少数几类商品外，绝大多数商品可以自由进出香港，免予课税。这一系列的条件都是香港外贸得以发展的原因。
　　经过麦理浩十几年经营，到80年代，香港已与世界上1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香港也在世界各大地区设立了25个贸易办事处。世界上各国很多著名的大公司，也都在香港设立总部。1985年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设立了2005家公司，有七十多个国家在香港设有总领事、专员和高级商务专员。
　　麦理浩任期内，香港外贸的增长很快，1968年至1984年17年中，外贸总值增长18。3倍，而同期生产总值只增加了14。9倍。据统计，香港50年代的外贸递增率为11。96％，60年代为13。07％，70年代为19。13％，进入80年代以后，除1982年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其余几年年均递增率均为22。4％。
　　由于世界保护主义的兴起，70年代香港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在产品的出口方面遇到了种种限制。197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港货在美国市场受到影响，香港政府发起一场向欧洲推销商品的运动，善于贸易的香港人，打破层层障碍，使外贸继续发展。香港土地面积占全世界总面积不到十万分之一，人口也只占千分之一多一点，而1983年对外贸易总值460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贸易339